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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笔者曾在中原某地有幸获得三枚好币,其中一枚是大历元宝。该钱直径2.3厘米,重3克上下,大历元宝四字旋读。我所得的这三枚钱币,皆不是生坑,在我之前,已不知经过几人之手。而最让人思绪万千处,是乾元重宝背东国是唐朝年间大唐藩属国渤海国的钱币,出自东北,其范围相当于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一部分;而这一枚大历元宝则是唐朝安史之乱后西域安西都护府地方驻军的钱币,出自西北,这两枚远隔千山万水的钱币是怎么走过沟沟坎坎,最后在中原地区交集?每一枚钱币,背后都有一个离合聚散、或喜或悲的故事,只是目前我们不知道。
大历是唐肃宗长子,唐朝第八位皇帝代宗李豫的第三个年号。大历元宝应该就是在公元766年至779年这段时间发行的一种年号钱币。最应该记录此事的《新唐书》、《旧唐书》等唐代文献,却没有任何关于铸造大历元宝的记载,像没有这事一样。有一种说法,大历元宝是大历四年(769年),掌理朝廷财赋的*第五琦,在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开炉铸造的。这种说法自南宋年间流传至今,但却缺乏考古、文献的支持,最不能解释的,是这种钱币为何中原地区很少见,反倒是多出土于西域。
近年来,由于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出土数量的日益增多,特别是1992年3月中旬在库车地区一次出土即多达3000余枚,持西北地区地方铸币之说异军突起。其中,上世纪90年代王永生先生在经过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考证并撰文《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兼论上元元年(760年)后唐对西域的坚守》,其铸造者、铸地、使用性质、流通范围等困扰钱币学、货币史研究领域上千年的难解之谜才逐渐被破解。
《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中记载了上元元年河西军镇多为吐蕃所陷,有旧将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府,二镇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久攻之不下。造成当时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唐朝完全失去了和西域的联系。孤悬海外、粮断饷绝的当地唐朝守军为稳定军心,安抚百姓,遂采用当时正使用的唐代宗年号大历,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自行铸造了大历元宝以筹军饷,供驻军使用。当时的安西都护府,就在现今的库车,所以,出土大历元宝的地方也主要集中在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库车及附近地区。这一段历史,编篡《新唐书》、《旧唐书》的史官们都不甚清楚,自然就没办法记述下来。
大历元宝自身的几个特点,也显示出它是特殊时期的一种非正常铸币:
一是钱文书体不甚工整,书写草率,有匆匆之迹,非气定神闲之作。二是制作粗陋,铜色混浊,铸造不规范,无论传世还是出土精美者较少,粗劣者居多。三是大历元宝的用料,多为红铜,而采用红铜铸钱是及中亚地区铸钱的一大特点。
大历元宝的身世确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年号元宝钱,钱文称作元宝也当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