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发现和发掘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出土各种随葬品近二千件套，其中青铜器四百八十四件，居南方各地出土商代青铜器之首。这些青铜器亮相于世，引起世界各国青铜器专家、商史学者的极大关注。
在“中国南方青铜器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新干大洋洲商墓的青铜器进行了重点探讨，探究这批青铜器的形制、年代、性质、族属及其与中原商王朝青铜器的关系等，有些学者因此推及江南的商代文明、南方青铜文化的渊源、商代南方和中原交通的关系、商王朝的疆域、商代青铜开采与冶炼问题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大洋洲遗存规模，相当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中型墓。其墓室形状是长方形竖穴，有椁室。在椁室内发现二十四枚人牙，经鉴定，属于三个不同个体：分别为1—1.5岁幼儿、1卜11岁儿童和20—30岁的成年人。
发现的文物均分布在椁室范围内，总计一千九百余件套。包括四百八十余件青铜器，一千零七十二件套玉器，三百五十六件陶器和部分骨器等。
青铜器分六类，为五十四件礼乐器（其中鼎有三十件），二百七十三件兵器，一百二十七件工具，其他为生活用具。根据器形与纹饰特点，这些青铜器又分为三种类型，即“中原型”“融合型”“土著型”。“中原型”器物的造型、纹饰、
风格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完全一致，包括柱足圆腹鼎、扁夔足鼎、方自、南、飯、狐、瓶、壶、四羊尊等礼器，带铭文的戈等兵器；“融合型”器物的基本造型、结构与“中原型”器物类似，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具有当地特征，包括大方鼎、扁足虎鼎等；“土著型”顾名思义，即完全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包括折肩鬲、铙、镂等。三种类型的器物中，“融合型”最多，“土著型”最少，且“中原型”与“融合型”的器物有些接近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期——商早期的同类器形,更多的则接近于殷墟的同类器形。
玉器有礼器三十四件，包括琮、璧、环等；仪仗器七件，包括戈、矛等；装饰品九百三十四件套，包括佩饰和镶嵌饰物。其中两组“玉组佩”分别由玉璧、神人兽面环及玉璧、玉串珠等组成。从玉质看,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玉、辽宁岫玉、河南密玉和独山玉、浙江青田玉，并有产自湖北郧县竹山的绿松石。
陶器可以分为六类，包括炊器鬲、鼎、釜等，食器罐、尊、豆、盆等，以殷式鬲为大宗，计一百二十五件，生产工具有纺轮、锛范等。其中釉陶和原始瓷器约占陶器总数的20%。独具特色的器物包括小口折肩罐、筒形器等。
骨器种类比较单一，主要是镞。
那么，大洋洲遗存的属性是什么，自发现之日起就争论不休。主要有墓葬、祭祀坑、“沉埋”几种说法。
持大洋洲是墓葬的观点者较多，其中包括参加考古发掘的考古人员。他们认为大洋洲遗存的棺椁迹象表明，这是一种长方形的竖穴墓室：有椁室，东西两端有二层台，墓内有朱砂、有殉人，并随葬大枇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实用品。这与中原地区殷商奴隶主贵族墓的葬制特点相近，因而应该是一处墓葬。从随葬习俗推测，这是一处晚商时期的方国诸侯墓。
持“祭祀坑说”的学者们认为，新干大洋洲遗存置身沙地，与古人“择高而葬”的习俗相悖，而且所发现的器物上至二里岗上层，下到商晚期，时间跨度如此大，不会是某一个人某一时代所能拥有的东西。发现的各种器物似乎也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参照史籍相关记载，此处不可能是墓葬，只能是商周时期的一处巫觋祭祀坑。
持“沉埋说”的学者主要从地质变迁角度阐述对该遗存的看法。他们认为，当时可能因为某种现在无法知道的特殊原因，使得成批器物沉埋在江湖中，逐渐被泥沙吞噬，而若干年后遭遇不测，再次发生沉埋，因而形成遗存现状。
遗存的属性尚未定论，墓主人的身份问题已被提了出来。对一千九百余件器物的特征进行分析后，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便有了各执一词的说法。
有人认为，大洋洲墓葬的葬制除与同时代的中原墓有相同之处外,
更有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中原商墓的底部中央一般有腰坑，内埋狗或殉人，大洋洲则没有；中原地区奴隶主墓葬中普遍有相当数量的殉人，大洋洲则只发现三个人，而且两个为小孩，反差极为明显；中原地区奴隶主墓中，随葬青铜器以礼器为主，其次是兵器和工具，大洋洲墓则以工具、兵器为主，礼器少，且两者的青铜礼器组合明显不同。综上所述，大洋洲墓主应该是晚商时期的方国诸侯，而且是土著首领。
另有一些学者，如徐心希撰文《试论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的族属及相关问题》认为：新干大洋洲商墓族属当为百越的一支——干越。该族属具有十分发达的青铜文化，崇尚猛虎形象，并注重铸造兵器、手工业工具。
李昆撰文《试论新干商墓的几个问题》，通过对大洋洲出土青铜器的诸多虎纹装饰和文物组合特征’论证了“大洋洲墓主可能是‘虎方’或商王朝异姓分封的‘侯虎’方国”。“这个方国的统治者或许就是‘亚雀’或其一支'还有人认为大洋洲墓主是中原南来的侯伯一类人物。
由于大洋洲遗存没有地层关系，其年代是依据文化内涵、青铜器和陶器的特征等推断出来的，因而同样形成了如下几种意见：
“二里岗上层”说。依据青铜器中有许多器形和花纹特征与商代二里岗上层铜器相同而得出；而虎纹装饰、器物表面的饕餮纹旁多衬云雷纹等特殊现象,都是该地区青铜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商晚期”说。根据青铜器虽可划分为等同商代的早、中、晚时期，但最多的属于商晚期时器而认定的。
还有人通过把大洋洲出土的所有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再将不同时期铜器与中原商代墓出土铜器相对比，得出更具体的时代，即“商代后期早段的吴城二期”。
此外，还有人认为“它是殷墟一期偏晚阶段的一座大墓”等。
大洋洲遗存出土的铜、玉、陶器的共性是：既有与中原商文化所属物相同的特征，又有将中原文化融合于自身创作中的因素。但二者是如何交流沟通的呢？是夏商之际南迁的夏遗民流入江西土著人中，将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化技术传播给他们,还是中原商代青铜文化自北而南，一步步渗透、推进到那里的？
对于后者，不少人持赞同态度，并就此找出相应论据，如新干铜鬲与在湖南征集到的一件铜鬲非常接近；大洋洲遗存有很多以虎为装饰的器物，尤其是伏鸟虎形器，而湖南也曾发现过虎食人铜卣等。这似可说明，江西、湖南的商代文化有某种联系。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江西的商代文化就是通过湖南而间接吸收中原文化的。
二者也可能通过战争为媒介达到沟通与交流，这从带铭文的铜戈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这种铭文的铜戈在殷墟也曾发现过，而且殷墟发现的其他青铜器上也有此铭文，经考证，这是一个徽族的标记。由此说明，大洋洲出土的铭文青铜戈肯定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没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古文献记载可以说明在新干大洋洲的考古发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可谓谜团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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