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的故事从1911年辛亥革命讲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期的中国历史可谓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其间，著名历史事件之多、相关历史人物之众、人物、事件互为因果相互牵扯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了一部电影的容量,即使单拿出一个事件来评述,也非只言片语可以讲清楚.整部影片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蔡元培在北大的一场辩论令我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也是整部影片流水账式的叙事方式中最值得我们静下来思考的问题, 这场辩论虽然不长,却很好的解释了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
这场辩论围绕着陈独秀关于新文化取代旧文化的演讲.陈独秀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就必须废除旧文化,普及新文化,将民国时期的乱象归罪于孔孟之道等一些封建时期产生的思想.辜鸿铭认为当时的乱象与所谓的旧文化无关,而是寻求变革的人曲解了孔孟之道.胡适则借助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较,说明了文化总是要更新的,因为社会在不断的变化.
陈独秀的主张迎合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求新求变的心理,而我们把辜鸿铭和胡适的观点合并起来是对文化最为理性的解读.文化的革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过去的马车到现在方便快捷的自行车、汽车﹔从过去相隔千里只能靠书信交流到现在即使有万里之遥也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多种形式随时交换信息﹔从过去主要以下棋﹑看戏消遣到现在各式各样的娱乐方式等等.这一切文化的革新同时也在促进社会的进步.然而文化的本质是不变的,正如辜鸿铭在影片里所说“过去是三三得九,而今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规律性的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朝代更迭所改变.过去一日三餐，而今仍时﹔过去要通过努力奋斗获得成功,而今仍时.不是因为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所谓孔家之旧学出现了问题,而是后人对其理解出现了偏差.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变革不是将过去的东西全盘否定,也不是将国外的成功经验整体复制,变革必须尊重一个地区的文化,正如辜鸿铭所暗示,每一个国家的成功都是文化所孕育的.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文化的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一个群体,二是一定时期,文化的概念说明了文化是经过相对漫长时期形成的,文化具有它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既然一种文化的形成周期较长,那么试图通过改变文化变革社会就要切忌存有”急转弯”,”一刀切”的思想.
一个群体形成一种文化,每个个体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工作、生活同样会产生各自特有的文化.如果让一个生活了几十年的人彻底改变他的行为、理念习惯等等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情,即使强行让其变为现实,也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最小单位的个体文化尚且如此,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国家更是如此.强行”转弯”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
说到这里有一个国家的改革不得不提到,它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是美国的前殖民地,几乎完全复制了美国的一切.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虽然经历了建国初期风光的十五年,但殖民时期留下的”精英阶层”和”地主阶层”早已扎根于这片土地上,加之马科斯(1965年上台,菲律宾总统)的独裁统治,让菲律宾逐渐走向衰落,时至今日,菲律宾不但没有走向美国,反而集中了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病症:人口暴涨、贪污腐败泛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国 家债务达到极限、银行业瘫痪、投资退缩、经济长期萎靡等等,甚至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来维持生计.为何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这些使美国走向世界之巅的制度,在菲律宾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文化的差异。.
我们回过头来看民国时期的变革，孙中山提出的将中国带入共和制国家，然而他的这一理念却屡屡碰壁，他倡导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受到重重阻击。民国初期的六年，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频繁的暗杀活动等将国内政局搅的支离破碎。这让我想起了《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最后一集孙中山的演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变革不会一蹴而就，特别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两千年封建史，四亿人口(当时的人口)的大国来说变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大国，变革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需要做的工作都要多得多。影片中毛泽东提到：把外国的革命经验搬到中国就一定会成功吗，中国的问题比哪都复杂。这句话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理解，也揭示了变革的艰辛，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国家变革时的“急转弯”思想对社会的危害。
影片中还有一幕是学生对胡适批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学习俄国革命的做法表示质疑。我认为应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应盲目的学习，因为正像胡适所说，”俄国成功的经验未必适合我们，同样的做法即使在俄国取得成功，在中国也未必能实现”。然而，我们要学习的是别人的精神，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本质，那就是团结社会中的大多数。正是这种理念，帮助俄国革命获得胜利，正是这种理念，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民国初期一样，让整个社会强行“转型”，因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很难在短时间内冲破两年多年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先团结了社会中的大多数对抗腐朽的北洋政府及外来的侵略。这样的战略思想在当时顺应了民意，即便是现在来看，我认为当时的做法也是正确的。
我们回顾历史，无论是政治领域的革命，还是其他领域的变革，不管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伟大革新，还是一个小小的改革，都要尊重被改变的那个群体的文化背景，只有尊重文化，变革才会掷地有声，改革才会受到预期的成效，整个社会才会稳步的良性发展，社会大众才会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