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双百方针”仍未摆脱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但它确实标示着文艺政策向宽容和相对自由的方向作出了实际调整。敏锐感受到文学环境变化的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作家、批评家很快响应繁荣和发展文艺的号召,受压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一批探索性、批判性的新作品问世,不少观点新颖大胆,甚至质疑既有规范的理论文章得以发表,一时文学领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变化与新局面。有文学史家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为“百花文学”,甚至有人称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为“百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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