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保候审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1、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范围小，总体适用率不高，羁押是常态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范围为：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单纯看这一规定，我国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但该条款中“社会危险性”的标准较为含糊，司法人员在“重强制手段、轻权利保障”的观念影响下，对“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往往作扩张性理解。对于那些安全性能不十分确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防止其逃跑、妨碍侦查、审判，往往从职业观念上倾向于实施拘留、逮捕，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在实践中采用的比例极小，而拘留及逮捕的比例很大，“事事必拘留、案案必逮捕”，审前羁押已成为一种惯例，造成拘留、逮捕后的羁押是常态，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例外的司法现状。 2、由于适用条件与司法投入不对等，实际使用监视居住刑事强制措施极少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完全相同， 法律对其根本未作任何区别，导致司法机关在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选择适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相比，其投入的公权力较大。如果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现刑诉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两种情形之一的，采用监视居住，那么公安机关就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效果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和效果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取保候审要比监视居住适用起来更方便、司法成本更低。在实践中司法机关优先选择的，可能就是取保候审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导致监视居住的使用频率较低。 3、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式不规范 一是取保候审的具体操作不规范。法律规定取保候审的方式有人保和财保两种，且两者只能择其一。但实践中，有些地方对有些案件采取人保和财保并用的方式，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另外在具体适用人保和财保上，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对保证金的没收操作不规范，关于保证人的责任问题规定对保证人的约束力不大等问题。 二是变相的监视居住被大量使用。现行的刑诉法规定，监视居住的居住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住处;另一个是司法机关指定的居所。该条文规定的住处和指定的居所是一种选择关系，而且是住处优于指定的居所。这是一种“法律规定的原则和例外的关系”。但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指定居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视居住，有利于讯问犯罪嫌疑人，也有利于司法机关顺利侦破案件，故司法机关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没有固定的住处，绝大多数的监视居住，一律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即在办案单位内部设立的“办案点”或指定的宾馆、招待所执行，犯罪嫌疑人24小时有人看守，一举一动全在办案人员的监视之下，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这时监视居住的严厉程度犹甚于拘留和逮捕，形成变相羁押的局面，有违立法本意。 4、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质量不高监管不力 司法实践中，不少案件适用取保候审并非出于案件需要，而是对一些嫌疑无据、嫌疑难以认定或羁押后难以起诉、难以判刑，又无其他侦查工作可做的对象借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下台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就不积极开展侦查工作了，消极执法。另外，由于缺乏建立有效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后的监督与控制机制，实践中，执行机关对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的监管不力，导致被监管人逃跑、毁灭证据甚至重新犯罪也时有发生。 取保候审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