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从三国开始，“史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编纂方法，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通史;还开创了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的治史传统。
说到这本书一定要提的是书的作者司马迁。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他总是能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评判历史。为大汉天子所不能容忍的韩信，司马迁为他记转;墙倒众人推的李广，司马迁仍从正面为他写下《李将军列传》。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凶煞之人，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历史上的哪些呼风唤雨的大人物，都被他请下神坛，还原成一个又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这种写法当然得罪了不少人，以至于后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连太史公也不知所踪。但太史公的这份客观，这份执着，以及这部史书所饱含的“不虚美不隐恶”精神从我一翻开它，就深深吸引了我。在《史记》里，他介绍了智勇双全的蔺相如，立木取信的商鞅，巧言退兵的陈轸，少年有为的孟尝君，错失良才的魏惠王，贪利失地的楚怀王等等。
但是最伟大的还是他在书里所表达的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表达进步的民族观。首先迁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大一统”，并且还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事业虽然依靠了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读后感，可见，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而且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而通观这些民族史传，可以发现其内容并非单纯的夷夏分离的记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给人以各民族从来都是杂处、融合的印象。表达进步的经济思想。对于满足人民物资生活需要这个问题，先秦思想家中，老子宣扬无欲、寡欢;孔子鼓吹“安贫”;墨子尽管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但对于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主张也是比较保守的，特别强调“节用”。司马迁则不然，认为人类对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自然形成、长久起作用的。由于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他主张发展工商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倾向于经济的放任政策，不主张人为的干涉。这种思想在《平准书》、《货殖列传》等篇中，都有较为集中的反映。必须指出，司马迁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生产的分工。相反地，抑制商品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会使社会发展缓慢。表达了鲜明的反专制、反暴政的民主色彩。他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歌颂下层人士的品质才干，用了很多篇幅为他们树碑立传，诸如《游侠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扁鹊仓公列传》等都属这一类。贯穿全书的是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歌颂的几乎都是一些勇于进取、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他们为了某种信念、某种原则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都有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实际上《史记》真正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太史公那入木三分的笔法，历史在他的笔下成为一部鲜活的影像作品。《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从头到尾都充斥着一种东方的人文主义气息，它的语言平易近人，朴素充实，与主张辞藻瑰丽的汉代似乎格格不入。司马迁重视人物的作用，善于抓住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小的细节用以对人物的刻画。例如《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日常狩猎时的细节描写，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也暗示了李广日后兵败自杀的性格原因。这些细节对人物的刻画，远比抽象的人物评述更加能呈现人物的性格。《史记》的人物语言也是其文学性的体现。他的人物对话是紧紧地抓住了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例如《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见到始皇二人的语言：项羽“彼可取而代也!”与刘邦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是一心取而代之，而刘邦只是羡慕皇帝的富贵生活，两者性格差异立现。史记语言是在精妙，他将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写的是入木三分。
在司马迁笔下，有多少英雄以他们的汗与血，情与志来尽忠书写“精忠报国”这四个熠熠生辉的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荆轲受命大厦将倾时，壮志未酬咸阳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广纵马西风塞北，笑谈渴饮匈奴血。这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剧，已退色成书页发黄的史书，窸窣作响。而就是这书页轻微的翻动之间，那精神的钟鸣绵延至今。声声清晰，声声震撼，余音袅袅，激荡心间。钱学森粪土万户侯，弃洋归根，献身航天;邓稼先隐姓戈壁滩，呕心沥血，新捐国防;袁隆平水稻伴青春，而使天下苍生皆得饱。《史记》传递着那古老、悠扬的钟声——精忠报国，一首在中华历史长河中荡气回肠的英雄交响曲。它让我领悟什么叫做“精忠报国”豪情壮志。今天，这精神依然在弘扬。曾记得，在年初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正是全国上下万众一心让我们挺过难关——武警战士扑在高速公路上顶着寒风奋力除雪，疏导交通;电力职工在高空连夜抢修受损电网，甚至付出年轻的生命;出租车司机在油价高涨的日子里，免费接送受困市民。古往今来，在困难挑战面前，尤其是在事关民族利益的紧要关头，众志成城往往能成为每个国人心中的一盏灯，指引我们跋山涉水，绕过道道弯，迈过道道坎，直至胜利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