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手80周年黑板报资料大全
红军之所以发动长征，直接原因还是在于军事上的失利。蒋介石在对红军的四次围剿先后遭到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在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一意孤行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导致红军节节失利，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同时，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以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在组织上又大搞宗派主义，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撤换坚持正确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导致中央苏区在政治上面临危机，造成了党内、干部队伍里的恐惧疑虑心理和苏区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此外，中央苏区这时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这不能不影响到革命战争、人民生活和人心安定。因此，在此不利形势下，红军要在中央苏区坚持持久作战是确有困难的，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要考虑红军突围作战略转移，以求得保存红军的活力。
1934年5月，广昌、建宁先后失守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的腹地，中央红军在内线打破敌军的“围剿”已十分困难。当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此时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曾考虑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并把这一设想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虽然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同时认为中央红军不一定马上撤离中央苏区，在内线坚持斗争，打破敌人的“围剿”还是有可能的。据此方针，博古、李德等人虽然提出了战略转移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间接准备，但在战略上继续同敌人拼消耗，完全忽视了有生力量的保存。为做好转移准备，于7、8月间先后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进行北上西征。但由于红七、红六军团的兵力过小，在北上和西征后，不但未能牵动大量敌军，达到预定的目的，反而使“围剿”中央苏区之敌加快了“围剿”的步伐，中央苏区的形势进一步恶化。
兵员准备: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伤亡数以万计,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和进行战略转移，急需扩大红军兵源，充实红军队伍。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五、六、七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的号召。7月7日，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突破6万余名。9月初，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又发出《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决定即日起开始争取在九月份内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为突围西征即长征出发作准备。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五月到九月征集新兵约十万人，中央红军增加到5个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此外，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使红军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据估计，长征开始时参加长征的人当中，大约一半是新兵，甚至有的部队干部是老兵，战士完全是新兵。
战略物资准备:紧急筹集武器弹药、粮食、草鞋、食盐、棉被等
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7月开始开展了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展开了紧急筹集武器弹药、粮食、草鞋、食盐、棉被的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如在筹集粮款工作上，早在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部及苏维埃的信》，到8月初已经基本完成此项任务。7月22日，中央又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9月30日，粮食部长陈潭秋宣布此项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同时，中央财政部提出了3个月筹款80万元的计划，为此，当时采取了非常措施，在苏区内部进一步发动群众查找地主豪绅埋藏的金银窖，仅两个月时间，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就筹款18万多元。到中央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的银元就有数十担随军运行，对保证长征途上红军所需给养起了重要作用。
在战备物资方面，红军特别重视大规模地制造武器弹药。根据行动计划，由苏区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制造大批的子弹、炸弹、枪支、手榴弹、刺刀。为了解决生产原料问题，1934年6月的《红色中华》报社论提出，“我们急需要15万斤的子弹壳、15万斤的锡、15万斤的铜、20万斤的铁、10万斤的土硝”的任务。在苏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和苏区工人的忘我劳动下，加紧制造武器弹药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增加了6倍至30倍。在其他物资方面，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作出决定动员群众收集被单、毛巾、袜子、雨伞，及时为红军准备冬衣。为了适应行军的需要，中央机关还于9月8日号召在10月10日前，要为红军募集20万双草鞋及其他物资。为此，被服厂加班加点生产，赶制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