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初办民营企业会被视为，至办民营企业被人笑话，到名不正言不顺，到允许做国营企业的垫脚石，到视为“私生子”，再到名正言顺。每一次的重大政策调整，每一次的宏观调控，首当其中的肯定是民营企业，在媒体眼中，他们每次都会成为批判的典型，讨伐的对象。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得实在太艰辛了。从这部书里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企业一样存在进化论，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无数次人为的和非人为的磨难后，被证明是最有生命力的企业类型，当然，存活下来的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就已经死亡，如知名的温州“八大王”。生存实在不容易，而背负着伦理道德负担的生存更为不易，那些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大多有很深的原罪感，一来因有很深的自卑心理，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是高考考场的失意人，走投无路的无业青年。二来因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是透过灰色的原始积累，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游走在禁区边缘而得以存活的，所以，他们整个群体都显得有点负疚感。事实上并非他们坏，而是因为现实让他们选取的，只能是那样的卑微生存方式。
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往往是先知先觉的人物。深圳的崛起，最就应感谢的也许就应是招商局的袁庚，是他，一个连处级干部也不是的小人物，竟然能够在中央决策层要回了一个圈——蛇口工业区，然后在里面完成了一项历史重任，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一个傻子“年广久”，抓住了中央默许民营企业存在的漏洞，硬是创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傻子瓜子王”;中关村，让一群率先敢于下海办企业的干部顺利成了百万富翁，其中就包括了日后的“民族骄傲”——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在南方，一个叫王石的青年，只因看到了一出土地拍卖新闻，随即将企业转做房地产，日后竟成为了中国房地产产业的标志性人物;在同样的地方，一个转业军人，拼命死钻复杂的程控机技术，结果让其一不留意带出了一个影响世界IT业的民营企业，他就叫任正非，而他所创立的企业，就是这天的企业标杆——华为;而身在国外读博士的张朝阳，在网络信息时代新经济的原始诱惑及一位新媒体研究教授的鼓动下，毅然回国创业，于是门户网站sohu应运而生
国有企业改革，一向以来改制不成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企业里的人。当习惯了官商作风，习惯别人看自我的眼色的行事，习惯了总是高高在上、不愿思考、不愿改变时，即使是再科学的改革方案也会失败的。早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限于企业经营者与主管部门的争权与放权，利润留成等宏观层面，根本没有触及企业的微观层面，没有触及企业的人事，福利，激励等敏感禁区，而是寄期望于国家的政策照顾，这样的改革思维，如何能扭转乾坤。国有企业，能够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一样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相反，一向得不到宠幸的“私生子”——民营企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打击，却总遇强越强，到最后，竟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力，再次证明了，“死于安乐，生于忧患”，这一千百年来早已为人所熟记的名言。国企也好，民企也罢，忘了这一句，迟早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