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全球通史》,还没读完,因为这本书很厚,十六开的纸有上千页吧,我只读到中世纪。不过也从中发现了点道理,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讲一下我对进化论的观点。很多质疑进化论的人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现在的猴子没有进化成人。我的观点是,其实进化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史前是这样,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我们人类在变化着,从身体素质、智力等方面都在变化着。与此同时,我们身边的动植物也在变化着,有的物种要灭绝,有的物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之所以用变化这个词,是因为现在很难说这种变化是好还是坏,最终会是发展还是堕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达尔文对物种进化的看法。人类的发展也适用于这种变化。史前人类其实是有四种人:印欧人、蒙古种人、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当时他们还都是原始人,过着采集食物的生活,被称为食物采集者。但是,他们采集食物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印欧人和蒙古种人的效率更高,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因此也就有能力向外拓展。而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效率低。这种差别的结果就是现在世界上存在极少数的俾格米人和布希曼人,绝大部分人为印欧人和蒙古种人。我们中国人就是蒙古种人的分支。
生产效率导致人类进化这种观点在我国历史教育中很少被提到,在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更是鲜见。绝多部分史书说一个朝代的灭亡是君主失德,失去了上天的庇护。这种论调,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回避了发展经济这个主题。朝代更迭的真实原因是经济,而不是道德。每个朝代建立后经过一定时间的稳定,官员数量会大幅增加,这意味着国家开支会大幅增加,而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民,这时农民作为主要生产者需要缴纳的赋税也会提高。
这种情况下,农民的通常做法是把地卖给有钱人,自己只负责耕种,缴纳租子。而这种方法也只是暂时缓解了农民的压力,随着国家需要的收入增加,封建社会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过突增,因此最终转化到农民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实质减少。于是,我国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农民起义就如海浪般一浪高过一浪。
读《全球通史》的另一感受是,西方人并不是天生的慈善家。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欧美的富豪捐出自己的家产成立基金会或者捐给其他基金会,他们关注贫困人口、关注艾滋病以及环境问题。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社会公益的发展,使很多因历史原因致富的企业家关注社会公益。
但是我想说的是,西方人并不是天生的慈善家,争强好胜是他们的本性,这一点比我们东方人要强烈很多。欧洲并不是物产富饶的地方,而且欧洲大陆上的民族并不少。因此,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欧洲是一片混乱的景象。突厥人、日耳曼人、维京人、高卢人等等为了争夺土地混战不休,这种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欧洲人怎么可能是乐善好施、一副菩萨心肠。
所以“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才会从他们嘴中说出来,所以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他们会偷偷修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欧洲人并不值得信赖,当然还有美国人。所以,我说这些的目的,是希望很多人不要一谈到西方人就讲他们有多好,充满了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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