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良心与生命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使人做自己举止行为的最严厉的评判者的力量是什么?是良心，它成为行为和理智的捍卫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良心与生命
罗伯特•米尔是位德国人，今年109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德国仅存的一位参加过一战的老兵。据说，他也是目前德国最长寿的男人。
关于罗伯特的长寿秘诀，德国的各大报纸都曾报道过。概括起来有三条：家族中有长寿基因，喜欢简单的饮食，偶尔喝一点红葡萄酒。然而，他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却常常被人忽略。前不久，德国《图片》报刊载了他二战中经历的一件事。读后，我觉得，真正使他长寿的，可能不是那三点，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1940年7月，他的邻居，也是他的好朋友约索夫，被送进了集中营，因为他是一名犹太人。离开家的前一天夜里，他把自己的5万马克，委托给米尔保管。他说：我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你帮我照顾好。这些钱，没谁知道，妻子、孩子都不知道。我的意思你是明白的，怕他们经不起纳粹的折磨，说出去，连累了你。拜托了!回来后，我会报答你的。
约索夫被带走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被带走了。他们被关在了什么地方?米尔也不知道。5万马克现金，就这样留在了他的手上。为了稳妥起见，米尔以个人的名义，把钱分开存在了4家银行里，然后，他就把存折秘密地藏了起来。这件事，他也没敢告诉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怕走漏了风声，被以窝赃罪名枪毙。
可是，一等就是5年，直至二战结束，都没见到邻居的踪影。米尔想，也许他们全都死了，这笔钱看来是无法奉还了。不过，米尔依旧没有动用它们。
1965年，米尔68岁。他的家庭发生了一次大的变故。他与儿子联合经营的一个机械厂倒闭了。祸不单行，这一年，他的妻子还摔断了腿。为了走出生活的低谷，米尔想到了约索夫的那5万马克。可是，就在他准备从银行里取出这笔钱的时候，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的文章，作者是安迪•约索夫。从文章回忆的内容，米尔断定，这位作者就是约索夫的小儿子。也就是说，约索夫的家人没有全部被毒死，至少他的小儿子活了下来。但是，这5万马克，约索夫的小儿子根本不知道。
米尔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他说：“我一生，共有3个晚上没有睡好觉，全发生在看到那篇回忆文章之后。是归还这笔没人知道的巨款，还是拿出来拯救自己?”
40年后，当记者问他，对这件事作何感想时，他感慨到：令我骄傲的是，我选择了前者。
关于米尔的故事还有许多，但是我对这个故事最感兴趣，因为它让我知道：心灵的内在安宁，才是幸福长寿最不可或缺的因素。我甚至感觉到，人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是存在的。一个人如果撒了谎，或者说隐瞒了事实，即使没有任何人知道，但他的良心会因为一清二楚而不安，这种不安会蚕食那个被人们称为“生命”的东西。
天上有只小鸟
小时候很淘气，有一次为了捕蝴蝶把父亲刚栽下的一颗苹果树苗弄折了，因为担心被批评，那一整天都惴惴不安，后来想反正家里没人看到，决定撒谎。父亲回家后看到树苗问怎么回事，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父亲说你不要撒谎，弄折树苗最多是淘气，可撒慌就是坏孩子了，我不得不如实地承认。
见父亲没有生气，我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撒谎了。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天上有只小鸟，当你身边没有人的时候，它就会注意你，然后把你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告诉别人，今天你弄折树苗的事就是天上那只小鸟告诉我的。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觉得天上那只小鸟在看着我，身边没人的时候就会更乖，不敢淘气，不敢撒谎，担心那只小鸟会把我的表现告诉父亲。
后来我上了大学，父亲在老家承包了苹果园，摘苹果的时候父亲总是把不好的苹果捡出来准备零卖，而好苹果却装箱，从上到下一个样子。我说别人家都是把不好的码在箱子底下，好的才挑出来零卖，你这样要少挣很多钱的。
父亲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笑着说，你忘了天上的小鸟了吗?
我说我都上大学了，你还拿小鸟哄我。父亲说，正是因为你长大了，才不能忘了那只小鸟，那只小鸟其实有个名字，叫“良心”。
空气凝重了很多，可我却真正记住了那只小鸟。
后来我分配到一个大型国企工作，负责单位的电器设备维修。有一件事情让我第一次对那只小鸟产生了怀疑。那是一次汇报会，会议在一家招待所里召开，会场相关事宜由招待所负责，可就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话筒却出现了故障。负责会议的同志看我在会场就跑过来说，领导马上入场了，招待所负责维修的同志又恰好不在，你能不能上去帮个忙。正当我准备答应的时候，和我同一部门的一位老哥却抢过话来，说，这套设备是招待所有，我们不太熟悉，还是等他们的人来吧。负责同志走了，他偷偷给我说，别去，这次设备维护不归咱管，修好了什么都好说，修不好责任是谁的呢?
很后悔没有听那位老哥的告诫，领导入场了，看到的是满头大汗的我在主席台旁边修音响，而话筒却仍然一点反映都没有。领导很生气，宣传会议推迟一天。
领导不会批评我这种小人物，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做得没有错，你忘了天上的小鸟吗?那时，我没忘，却不再相信那只小鸟了。
时隔不久，我被提拔为副部长，单位领导亲自找我谈话，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会议你只是列席参加，完全可以躲开，虽然当时你没有修好那套设备，但我却看到了一个有大局意识的年轻人。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是这家拥有上万职工的国企副总了，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总是有点后悔，如果我当时听从了同事的意见躲起来会怎样，如果领导后来一直不清楚那件事的真相会怎样，我一定会忘掉那只小鸟的。而在随后的二十年里，我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的考验，也经历了很多眼花缭乱的诱惑，小鸟已经不再是天上监督我的那只小鸟了，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良心”二字，更是一种积极而真诚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让我的整个人生变得勤奋而淡定，让我坚信了耕耘和收获的关系，工作中没有了急功近利，失意时没有了怨天尤人，被人误解时也能淡然一笑。
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世界对自己不公平，觉得自己的努力没人看得到，每每遇到这些年轻朋友，我都会告诉他们小鸟的故事。
穷人，作为一种怪物
她的表情足够凄惨，她的年龄足够老，她的头发足够白，她的眼神足够可怜。一个乞丐所能做的一切她都做到了，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缺乏同情心吗?
鲍曼在探讨“现代性与大屠杀”时指出，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在犹太人步入奥斯维辛之前，已经有一个逐渐从思想上清理犹太人的历史过程。犹太人被认为是一个有天然缺陷的民族，他们无法获得基督徒的认同。在许多欧洲人心目中，犹太人不但是异族，而且是生意的强有力的竞争者(看看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就知道了)。他们在语言的不断清洗中，被描述成跳蚤、细菌、害虫，直至变成“犹太病毒”，最后走上被屠杀的道路。
这是我们探讨穷人进入偏见的方法。我们社会过去的敌人是富人，富人被描述成社会的害虫，贫困的制造者，社会需要消灭的对象。在我们的电影、文学、日常生活中，富人是压迫者，他们缺乏人类应有的同情心，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以肆意压榨穷人。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的形象和历史被概念化、简单化了：他们是南霸天或者黄世仁，肥胖或者奸瘦，手执鞭子，戴着眼镜，拿着算盘，弯腰虾背，对那些比他们厉害的人露出诌媚巴结的笑。这就是标准的富人，他们的个人史不被追究，他们进入整个富人的历史之中，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群像出现的，而且是一个不能救赎的群体，一个单个的富人无法挣脱历史赋予他的为富不仁的形象。穷人的历史这个时候被个人化了，他们的历史被艺术丰满了，他们的故事在重述中曲折、传奇、形象、生动，充满了独特的细节，富有感染人心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富人成为叙述的中心。我们通过电影、文学(大量的报告文学)、媒体不断宣传致富光荣的观念，富人的历史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被详细地描述出来，富人的历史成为个人化的叙述主体，他们的历史被复杂化了。穷人的历史则遭遇概念化、简单化。那些贫穷的人这个时候被描述成懒汉，缺乏追求新生活动力的保守者。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力，因此他们活该贫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每个人贫穷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这样的故事已经没有讲述者和读者。穷人已经成了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代名词，穷人又被装入一个贫穷的历史群像之中，个人努力变成徒劳的挣扎。同时，穷人在市民传说中还被描述成骗子，他们的残疾是假装的，他们家乡的水灾是骗人的，有好多乞丐早已经通过讨饭致富，他们家里冰箱电视什么都有。甚至，他们讨钱不要零钱。穷人就这样成为偏见的产物。谁会把钱轻易掏给一个乞丐?
他们成了社会的怪物，这成为拒绝施舍的借口。
越来越多的乞丐喜欢聚集在城市里，他们认为城市有更多机会。实际上，一个乞丐在城市里之所以能讨到东西，只是一种数学上的概率机会，也就是说，城市里人多——“他们从牙缝里掏出的东西也够你吃半天了。”这和多数人的同情心没有关系。一个人向一个乞丐施舍，有时候是一种表明自己具有同情心的姿态(最好有人看见这种表演)，甚至只是因为自己的两毛零钱在口袋里太让自己难受了。他甩出去两毛钱，换回来自己的同情心。
我知道对一个乞丐滥施同情是毫无必要甚至可笑的，我同时知道要感动一个人的良心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但这从来都不是穷人的错，现在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