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xx届六中全会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实际上，这是党的以后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反复强调的重要问题之一。20xx年11月16日，他在《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一文中指出，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0xx年2月6日，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时，进一步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开门搞活动。稍后，他又倡导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开展积极的善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年9月23日至25日，在河北参加省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不能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系列重要讲话，既抓住了党的历史上优良作风的根本点，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党的历史来看，党之所以能选择正确的道路和取得革命的胜利及建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首先，就党自身或党内来说，能够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毛泽东同志也讲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他还形象地比喻：“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是“会沾染灰尘的”“应该打扫和洗涤”。越是成功，越要自我批评，“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创造奇迹的重要秘诀。
其次，“批评”是就党内同志间、上下级之间来说的，同时也是面向党外和群众而言的。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强调，作为领导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领导者要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善于听取和采纳各方面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批评即是帮助。“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评是恶意也要听下去”“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领导者如果对“不同意见”和“批评”无动于衷，就等于失去了鉴戒之境，迟早会犯错误。
对整个党来说，面向群众和党外，也要容许和接受批评。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作为没有任何私利的共产党人，“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又有什么批评可以惧怕的呢?又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但是，有些党员和干部不是这样，“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好像不让群众批评，是维护党的威信，是爱党，实际上却是害了党，因为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群众的不满，正是党要倾听或改正的，所以，“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当然，挨骂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确的”，当政者要善于倾听骂声，否则就会丧失上进的空间。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同志把这种做法上升为“领导我们的国家”的一种方法，“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其实，这就是他说的“民主的方法”。1945年，当他回答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疑问时，曾坚定地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可见，民主与人民监督或批评是分不开的。
害怕批评，遇到挨骂就紧张，无非是担心影响执政地位。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这种警示是振聋发聩的。其实，对于当政者来说，可怕的不是批评或挨骂，而是冷漠。从党的历史上看，缺乏的从来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有价值的批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提倡，党要“高价征收批评”。因为批评对于执政者来说乃是一种苦口的“良药”，一种曲折的拥护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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