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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2021-10-26 来源:意榕旅游网
试论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兴盛之成因 杨军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710062) 【摘要】 明代史钞类图书出版颇为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史钞类图书的产生是抄撰著述方式的余绪,也是 史学著述方式由繁冗趋于简省的必然结果;明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史钞类图书的出版起了导引、 促进作用;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着史钞类图书的编纂、出版: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得到 广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 【关键词】 明代出版 史钞类图书 明代文化 【中圈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4—0101—04 [Abstract]The reason for prosperous publishing of history note—books in Ming Dynasty refers to various factors. History note-books.emerging仃0m the continuation of ways in excerpting and compiling history,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that the writing way of historiography has trended frOm complexity to simplicity.With the purpose of ethical education,Ming government guided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shing in history note—books by supplementing history textbooks to the classics.The practical demands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lso stimulated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shing ofthe history note-books.This kind of books has been widely circulated in Ming Dynasty,especially in the mid and late Ming Dynast ̄QS a result of marketization of book production. 【Key words】History note—books Ming Dynasty’s publishing Ming Dynasty’s culture 史钞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一种重要形式,它 体例汇成一书:姚允明《史书》,撮取自三皇迄元代 是撰著者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对前代史著进行节 史文,节缩成书。断代史性质的,如茅国缙《晋史 选、摘录、重编而成。相对于依据删编的原著来说, 删》、钱士升《南宋书》、王思义《宋史纂要》、张九 史钞类图书内容较为简洁、通俗,易于向社会基层 韶《元史节要》等,都是依据原书节选的。史论性 流播。明代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形成史钞类图书较 质的,如项笃寿《全史论赞》、彭以明 ̄--十一史论 之前代名目繁多、数量庞大,并广泛地传播于社 赞辑要》、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等,都是节选历 会,客观上满足了普通民众了解历史知识的需要, 代正史史论汇辑而成。 具有普及性史书的性质。探寻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有 采摭文旬而存之。就是摘录史著中的词藻汇编 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明代的史学发展和图书出 成书。如谢肇涮《史角}II》,即是摘取十七史中生僻字 版活动。 句,一史一卷,标列成编。其他如凌迪知《<左> <国>腴词》《太史华句》《两汉隽言》等,均属此类。 割裂词藻而次之。摘录史著中奇闻异事编辑成 《四库提要》依据编撰方式不同将图书分为“离 书。如赵维衰《读史快编》,从《史记》至《新唐书》 析而编纂之”“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旬而存之” 中摘录新异之事,虽有“割裂翦裁,漫无义例”的 “割裂词藻而次之”四种。 弊端,但体现出摘录者尚奇的旨趣,也颇能迎合广 离析而编纂之。撰著者仿照类书的形式,对原 大民众对史实通俗化的需求。 著进行分门别类的改编。如唐顺之的《史纂左编》 据笔者统计,《中国古籍菩本书目》《千顷堂书 《廉吏传》《历代守令传》《儒学嫡派》等。 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未收书 简汰而刊削之。撰著者依据某一原则有选择地 目》《四库存目存书》等著录明代史钞类图书260种 节选IEl史成书。因所节略史书体裁不同,分别有通 左右。据对《中国古籍菩本书目》史部史钞类的统 史、断代史、史论的节略本。通史性质的,如马维 计,今留存的明代史钞著述142种,其中正德以前 铭《史书纂略》,采摭二十一史本纪、列传,依通史 刊行的10种,嘉靖、隆庆时期14种,万历至明末 【基金项目1本文系教育部201 1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代图书出版与社会文化互动研究”(11YJA870025) 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杨军,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10178种,另有40种无法确定年代。刊本源自家刻(藩 刻)、坊刻、官刻,但坊刻占绝大多数。以射利为目 汉时,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杨终 “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万余言”;苟悦奉献帝诏 删削《汉书》而成《汉纪》等,其目的就是为了统 的的众多书坊大量编纂、镌刻、售卖,反映出当时 史钞类图书购买、阅读人数众多,并形成一定的市 场需求,出现了一股别具特色的出版潮流。史钞类 治者阅读方便。魏晋南北朝时更是抄撰之风日盛。唐 代逐渐出现了一些通俗性的历史著作,如高峻的《小 史》,姚复康的《统史》,都是采撷诸史而成的通史, 但文词简朴,便于初学,成为许多文士习史的启蒙 读物。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用于史籍的刻印,但史 书繁多不便阅览的问题依然存在。欧阳修撰修史著 图书的许多撰著者不仅有一般的史学爱好者,还有 一些地位相当高的官员、学者,甚至宪宗皇帝也亲 自为这类书写序,足见明史钞类图书在当时“颇投 时好”…,备受重视且社会流传广泛。范理在《读史 备忘》的“自序”中谈及产生于宋、明代仍为流行 因此提出“事增文省”,即便宋代流行的司马光编 史籍的《通鉴节要》时说:“史学之繁,浩乎不可胜 记,少微先生《节要》所以述也……《节要》。固已家 传而人诵之矣”。《读史备忘》郭休序说:“诸家全史 非学士大家尚不能有遍,州下邑乡间里巷之士谁得 与观之?所得观者盖不过少微《节要》尔。”其中已 透露出以《节要》为代表的各种史钞类书总的流行 状况。《读史备忘》即欲同《通鉴节要》相比附,以 期取长补短。弘治问河间知府顾左偶得无名氏《分 类通鉴》,抄录带回准备刻印。顾左对《新集分类通 鉴》仔细校勘:“此书病其鱼鲁帝虎之未正,手自研 校。复捐俸赀翻刻,毕工乃走价” 。史钞类图书以 对前人史著的节选、摘录、重编为撰著手段,淡化了 过于专业的历史知识,因而在内容(史实)上没有胜 出原著之处,不为治史者看重,因而这类图书的畅销 流行引起正统之士的忧虑。史学家郑晓对学子普遍喜 用由《资治通鉴》节略而来的书坊刻本颇为不满:“方 今学校试士,乃用书坊小鉴。事迹脱略,何以考治 乱得失之故?论断芜杂,适以增枝蔓邪僻之谈。识 者欲请于朝,凡制科之学,惟用御制之书,……一切 书坊陋本,聚而焚之。不可谓无见也。” “吴中四 才子”之一的祝允明则批评当时学界说:“今人自幼 则以近人所类故事等,迨为学业”,“若所谓《少微 通鉴》《史略》之类”” ,都撺掇士子读史走捷径,不 足取。这从反面印证了当时史钞类图书流行之盛。 史钞类图书在明代长时间反复刊刻,影响广泛, 产生这种出版文化现象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代史钞类图书的兴盛是史学著述方式 由繁冗趋于简省观念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社会的 史学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但文辞古奥、行文典雅、 义微旨远的正史非一般人所能问津,于是史书撰著 102 厌繁尚简的观念渐渐萌生,史钞正是因此而产生。东 撰的《资治通鉴》也因“士夫鲜有遍读者” ,而 欲删繁就简,便利读者。宋元时期,随着城市人口 不断增加,出现了一种为市民村夫讲史为谋生手段 的职业通俗讲史者,使史学在传播上打破了此前被 统治阶级垄断的局面,历史知识开始走人民间,初 步呈现出一种大众化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 史钞类图书的读者市场。南宋时,书名颇具广告意 味的史钞类图书已成为坊间书商牟利的商品,这说 明史钞类图书已有了较为普遍的社会需求,成为士 民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媒介,且这种情形经历元、明, 未尝或减。元代也编辑了一些史钞类图书,其中《十 八史略》流播域外,影响更为深巨。迨至明代,社会 文化进一步发展,印刷技术日臻成熟,但一般士大夫 “专以《纲目》《性理》为课,其好为博综者,不过 《左》《国》《史》《汉》” 。普通士人能读到正史全 编也非一件容易的事。《史要编》的编者梁梦龙为嘉 靖末年进士,其《刻<史要编>叙》自述他花了近 二十年时间靠四处借阅才得以遍观全史。嘉靖年间, 受“前七子”复古思潮影响,史学古籍重刊风起,并 带动了对史学名著的评价。“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遍 论前史,主张“其文贵约而赅”,因此史汉之后的史 书均为“必修之书”” ,从而开启了嘉靖以后改编前 史的风气,史钞类图书数量较之前期大增。 抄撰就是融抄写与撰著于一体的著作方式。古 人重要的著作方式——抄撰,对史钞类图书多采用的 节选、摘录的编纂方式有深刻影响。早在汉代即已 出现抄撰而成的著作。古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汉书 艺文志通释・儒家言》中认为《儒家言》《道家言》 《法家言》等“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抄群言之作”,并 将“抄纂”列为古代三大类文献之一。东汉之后,抄 撰之作除了子书之外,也有不少史书。南北朝正式 出现“抄撰”一词,官方甚至设置“抄撰学士”之 官主管抄撰工作,抄撰之书既获睹了全书精华,又 节省了读者时间,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一时期 出现大量抄撰之作,也使得这一撰著形式因此保留 下来。宋代史钞发达,学术地位也有所提高,自《宋 史・艺文志》史钞成为史部中的一个独立门类。明 代书籍的生产虽然主要靠雕版印刷,但由于交通不 甚发达、图书不易得等原因,抄撰仍然被许多文人 学士视为一种有效的图书生产方式和传播途径,并 欣然从事,乐此不疲,抄撰之作依然有增无减。 其次,明朝政府以史辅经的伦理教化意图,对 史钞类图书的兴盛起了导引、促进作用。明皇帝崇尚 风俗教化,十分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太祖登基伊始 即宣布:“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 ,并有针 对性地说:“公卿贵人子弟读书多不能通晓奥义,不 若集古之忠良奸恶事实,以恒辞直解之,使观者易 晓,他日纵学无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劝戒” 。 孝宗皇帝也看重“《通鉴纲目》并《续编》深切治道” 的功能,但“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 撰成《历代通鉴纂要》” 。编纂的史鉴书基本都是依 照一定的主题,从前人的历史撰著中分类摘取各种史 实纂集而成,实际上也是抄撮其要的史钞类书。明政 府史鉴书编纂伦理教化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对史钞 类图书的兴盛起了引导、促进作用,民间史钞类图书 的编辑正是循此而行。如成化时丘浚的《世史正纲・ 自序》中说:“愚为此书,直述其事,显明其义,使 凡有目者所共睹、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不待 讲明思索,皆可与知也。”嘉靖时顾应祥编撰《人代 纪要》,其“自序”言及编纂宗旨云:“政事之有关于 治乱兴亡之大者,则隐括其语而明白书之,……穷乡 下邑之士,无书可考者,一览而得其概矣”。非常明 确地表达了向民众进行封建伦理教化的意图。 第三,明代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刺激史钞类图 书的编纂、出版。明政府兴办教育,奖掖读书,形 成了“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的局 面,学生人数激增;众多学子汲汲于科举考试,以 期进入仕途,为此应对科考的备考史书需求量大增。 坊问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延请文人“采 取史集要义之言”而成,且“特以科举之习,不容 不纂取其要”“ ,有针对性地编辑出版举子需要的史 抄类书。明前期流行《通鉴节要》《通鉴节要续编》, 即以其简编易记而颇受士子欢迎,被称之为“小鉴”; 嘉靖以后流行“纲鉴”,也是应举子的需要而产生, 被认为是“举业家”的“捷径”。彭以明编成《二十 一史论赞辑要》,流传亦很广泛,所谓“从此,二十 一史有《辑要》,经生学士家传户诵,可尝全史一 脔”㈦。唐顺之、冯梦龙、陶望龄等有名望的文人学 士因对学子颇具号召力,都是出版商紧盯的目标。坊 刻“纲鉴”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逗、 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内容丰富,广 受士子青睐,书商见这类书销路好,竞相出版,彼 此竞争,“择其最菩者而刻之”“ 。这类书的书名也 颇具广告意识,如杨九经《精摘古史粹语举业前茅》、 张崇仁《新镌鳌头历朝实录音释引蒙鉴抄》、严时泰 《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等。有些书商为牟利更至 擅改书名,足见编纂者颇能揣摩读者的需求。 第四,明代尤其是中后期史钞类图书之所以广 泛流传,也得益于图书生产市场化的推波助澜。首 先,明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为史书的大量印制提 供技术支持。明代全国已形成吴、越、闽三大刻印中 心,全国性的图书市场如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 业已出现“ ,江南甚至出现流动的图书市场“ 。图 书市场的形成及繁荣使史钞类图书广泛流行提供了 售卖场所。其次,许多科场落第士子熟悉文献经典, 了解图书市场行情,为谋生计,受雇于书商,编写 史钞类图书供书肆刻印售卖,他们的编纂活动为史 钞类图书的出版提供了作者保证。最后,明中后期, 伴随着经济发展,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市民人数激 增并形成不可忽视但又相对独立的阶层。“他们有一 定的文化需求,但不是那种专讲义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高深文化:而是生动活泼、易于接受,富 有生活情趣又可消遣娱乐的通俗文化,这就是明代 市民文化的特性” 。而古代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 用历史观照现实、预测未来的观念,民众多有尚史 之心、览古之趣,于是,简编而又不失史实真意的 史钞类图书成为他们生活闲暇阅读的选择之一,而 市民也自然成为此类图书新的读者群。较为完备的 图书市场、熟悉图书市场行情的作者、新读者群的 加入,加之一些书坊编、刻、售三位一体商业化的 运作,把市场因素引入史钞类图书的生产和流通过 程,这一方面直接反馈了读者的市场需求,另一方 面也间接制约、引导了这种市场需求。在这种反馈 一制约的双向流程中,史钞类图书的出版与读者的 接受构成了一种相当活跃的互动关系,共同促进了 史钞类图书的出版。 尽管史钞类图书在明代流传范围广、时间长,但 103 后世学者仅以传统史学著作为参照立论,对明史钞 类图书的评价不高。四库馆臣言及明史钞,谓“抄 撮之学,非读史之正法也”,讥其“趋简易,利剽窃, 史学荒矣” 。毋庸讳言,明史钞类图书多抄撮之 作,缺乏创获,史料价值不大:而明代中后期广泛 的社会需求又使商业化的坊刻平添几许草率浮躁之 气,乃至赝证伪作混杂期间。但史著读者中以历史 研究为业者毕竟是少数,更为广泛的读者是普通民 众。简便易得、通俗且不失史学真味的史钞类图书 把史学专门研究和历史知识普及宣传对立起来,认 为能撰写专题论文或专著才算有学问,编写通俗读 物不值一提。其实写通俗读物不但要有精深的研究 做基础,还必须以通俗的语言、适宜的形式让社会 一薹 大众接受,用各种方法把深奥的史学专业理论和内 容让人们理解,从而产生社会效果。这样做并非易 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深入不一定能浅出,但浅出 则必须深入一样。历史研究中普及与提高互为因 果、互相促进。明史钞类图书的编纂者并没有意 识到这些,但史钞类图书以对社会普及历史知识 如潮的声势,惠泽当世。当前大众传媒戏说历史 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向社会民众普及、传播历史知 识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史钞类图书作为改造传统 史著而向广泛的社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有益尝试, 长期广泛地流播于东汉至明清社会、为社会民众所 接受的事实,也足以说明其存在的必要。如同历史 研究为社会上层所钟爱,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史 钞类图书所蕴含的简括的历史知识也成为平民百姓 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直至今日,学界不少人 成风,传递给大众的历史观、历史知识是扭曲的、 畸形的甚至是荒谬的。这些现象出版界也不能免俗。 因此,如何做好历史知识的普及仍是摆在图书出版 者面前的一大难题。从这一点来看,明代史钞类图 书兴盛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研究。 注释 【1】【18】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五【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顾左.分类通鉴引【MI.见佚名.新集分类通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M1.济南:齐鲁书社,1996 [3】郑晓.国朝制书【MI.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刻本 [4]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十二《答张天赋秀才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楼钥.通鉴总类序[Mill楼钥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O1O [6】顾锡畴.纲鉴正史约・序【M】.清乾隆二年培远堂刻本 [7]李梦阳.空同集・卷二《论史答王监察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黄佐.南雍志・卷一【M】.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65 【9]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O】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九【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1】张廷玉.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M1.北京:中华书局,20OO [12】邵宝.两汉文鉴序【Mill梁梦龙.史要编・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I.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起凡【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 [14】王重民.中国菩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3 [1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6】陈学文.论明清江南流动图书市场[J].浙江学刊,1998,6:107—11 1 [1 7]周少川.藏书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4 (收稿日期:2012—04—2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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