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的文章观及其启示

作者： 杨 华

来源：《云梦学刊》 2013年第1期

杨 华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从《左传》谈论礼、乐（舞）的过程中，可以窥见其所蕴含的“人文”本自天地、以“致中和”为美学原则的观念，并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折射出《左传》对文章的看法。而《左传》谈论《春秋》的写法则从正面反映出其“两极共构而致中和”的文章观。《左传》讨论“和”与品诗等言论进一步佐证了其所秉持的文章观。《左传》的文章观同时也反映在其自身的行文方式上。《左传》的文章观对解读《左传》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左传；文章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3）01-0097-04

《左传》当中没有纯粹而自觉的文章学理论，但是其中有不少文字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文章学的相关问题，虽然比较零散、不成体系，却也是我国古代文章学理论的萌芽。这些观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并且对我们解读《左传》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昭公二十八年，晋魏献子执政，他让自己的儿子魏戊做大夫，而担心别人说他有所偏袒，于是就问大夫成鱄，成回答说大家不会的，因为魏戊有九种高尚的品质足以服众，其中有一种就是“文”：“经纬天地曰文”。这可以说是《左传》中关于“文”的最直接的定义。当然这个“文”与我们今天说的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不过它反所映出的观念却与我们今天所讲的

“文章”息息相关。在字源学意义上，“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纹路。《说文解字》云：“错画也，象交文。”《易·系辞》云：“物相杂，故曰文。”杜预注此云：“经纬相错，故织成文”。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文”是由纵横（经纬）两种矢向不同的轨迹共同构成的。也就是说，文是一个由二元性（多元也是以二元为基础的）信息交织而成的图景。这就进一步启示我们对“文”的理解和把握：文章的构成不也是这种二元（双构）思维活动轨迹的表现吗？

《楚辞·橘颂》云：“青黄杂糅，文章烂兮。”中国人对文章的理解，是从自然物采的纹理、花纹交错而衍变过来的。把“人文”视为对“天文”的反映，把纸上的文章视为对天地文章的参悟，所以说：“经纬天地曰文”。并且《左传》早已将此种观念体现在对礼、乐（舞）的评论中了。昭公二十五年，郑国的子大叔（游吉）到晋国聘问，晋国的大夫赵简子向他问礼，他转述郑国先贤子产的话来回答，并论及乐舞：

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

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子大叔在回答赵简子的时候，反复将“礼、乐”归本于天地。五味、五色、五声和人的六情，都秉自天之六气、地之五行，因而社会人事理应效法天地，顺应自然。并且强调乐舞与万物皆应遵循礼，受礼节制，不能过度。这当然还算不得《左传》的文章观，但可以看作美学观或次文章观。这种观念在《左传》中屡次出现，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向齐侯论礼：

（晏子）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对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思想史家葛兆光说：“很早以来，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看法，宇宙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天’、‘地’与‘人’之间有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天文学意义上的‘天’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及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可以互相影响，而且‘天’、‘地’、‘人’在精神上也贯通，在现象上互相彰显，在事实上互相感应。”礼（乐）是人文的代表，将礼（乐）视为天地之文的感应（表现），这种思维观念也为后来的文论家所继承，刘勰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明朝彭时序《文章辨体》云：“天地以精英之气赋于人，而人钟是器也，养之全，充之盛，至于彪炳闳肆而不可遏，往往因感而发，以宣造化之机，述人情物理之宜，达礼乐刑政之具，而文章兴焉。”清刘熙载也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

成公十四年，左氏借“君子曰”的口吻称美《春秋》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是左氏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文章（史书）的语言，与之类似的表达还见于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不难发现，“微、显，志、晦，尽、不污，婉、辨，恶、善，”这几组词都是相反对立的，显然，在左丘明看来它们在《春秋》中又是和谐统一的。钱锺书曾指出：“‘微’、‘晦’、‘不汙’，意义邻近，犹‘显’、

‘志’、‘成章’、‘尽’也。‘微’之与‘显’，‘志’之与‘晦’，‘婉’之与‘成章’，均相反相成，不同而能和。”在左氏眼中《春秋》似乎是不可企及的文章（史书）典范，而这种典范恰恰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共构的美学原则之上的。对立者可以共构，相反者可以相成，互殊者可以相通，文章的意义或者说文章的魅力正体现在对立共构的两极所制造出的张力场中，这个张力场就是所谓的“致中和”。至此，可以说《左传》最欣赏的文章典范就是在两极共构而致中和的美学原则下所形成的篇章。这也就是《左传》所反映出的文章观。

昭公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婴谈话。景公很欣赏佞臣梁丘据，说：“唯据与我和夫！”晏子说，他是“同”，不是“和”，和与同是有区别的：

和如羹焉，水、火、酰、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和”好比调味，用水、火、酱、醋、盐、梅等烹煮鱼肉，要取长补短，互相中和之后，味道才好吃。君臣之间补救过失，也是如此。声音的和谐动听也和烹调美味一样，莫不如此。而梁丘据的行为如同用清水调剂清水，如同琴瑟重复单调的音节，谁会觉得美呢？这就是和与同的区别。晏子论和与不同，从哲学上看，是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和”是多种不同因素所形成的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同”是简单的依葫芦画瓢，亦步亦趋、随声附和。“从美学上看，以‘和’为美，就是要和谐，适中，各种相异之物互补不足，泄其过度，达致完美的统一。……他不仅肯定不同事物相辅相成，还肯定相反相济。”晏子所提到的关于声音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概念，无不凸显了二元（两极）对立共构、相反相成的道理。脍炙人口的美味和动人心弦的音乐是中和之美的代表，好的文章又岂能例外？

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来聘问，并观赏周乐。周代诗、乐、舞三位一体，观乐也即是观诗、品诗：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墉》、《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论《诗》所用到“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等评价与左氏借君子的口吻论《春秋》如出一辙，其核心观点即是表明对象具有在二元对立之中获得平衡、和谐的品性，处处体现中和之美。鲁昭公元年，秦国有位名医给晋平公治病，凑巧的是，他的名字正好就叫“医和”。晋平公平素酷爱“新声”（音乐）、好近女色。医和认为这正是其病根所在，于是来了一番淋漓尽致的“话疗”，大谈节乐，认为音乐生于天地之六气，应与自然万物适度而不能过分，“淫生六疾”，“过则为灾”，音乐的功用就在节制人心，并且音乐本身也有节，守节的音乐才是优美动听的。总之，这些论述都反映出中和之美的观念，而中和之美即是二元（两极）对立中的平衡。

关于二元共构（两极对立）的思维原则，《左传》之前的先秦经典也不乏精彩的论述。《易》被奉为儒家的第一经，也是《左传》津津乐道、广泛征引的经典，左氏精熟于《易》自不待言。《易》就充满着双构思维的智慧。六十四卦总是把相反相成的两个卦并列，比如乾卦和坤卦，泰卦和否卦，既济卦和未济卦，都是以两两之间相反的卦象和卦理而在共构中形成张力的。所以《序卦》中满是辩证的哲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有过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以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道家第一经《老子》也不乏二元对立、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的旷世智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蔽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这些

高深的思想对先秦时代和《左传》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的行人辞令、问难切磋、规劝进谏等常常充满着正反互济、欲擒故纵的智慧。

清代王源是研究《左传》文章颇有理论深度的一位评点家，他在《左传评》中说：“在天之道，生而已，生则不穷，穷则变，变则生。生不已而愈无穷。持此道以读《左氏》，其庶乎。”又说：“鉴戒昭然而文何不测也？《传》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盖五行八卦，日月、寒暑、水火、霜露，莫非二气相为倚伏，而宇宙万化莫能外焉，此文之本也。”王氏表明他的这种观点根源于《易》，事实上，《左传》早已将这种理论运用得炉火纯青。这种二元性信息不但体现在传统哲学中，而且很早就积淀成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国文化从不孤立地思考宇宙人间的基本问题，总是以各种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通行的思维方式不是单相的，而是双构的。”正是因为《左传》有这样一种思维背景和理论见识，所以在下笔行文时，就潜移默化地显现于其文章的组织结构和字句的搭配之中了。

《左传》二元对立共构（而致中和）的观念，表现在行文之中，是擅长用“两两相对”的写法：详略、宾主、奇正、擒纵、开阖、离合、繁简、抑扬、断续、宽紧、顺逆……将这些写法运用在文章的布局、文势的营造上，使得文章结构整饬（或散中有整），文势磅礴，并且文章显得参差变化而又风姿绰约。清刘熙载《艺概·文概》云：“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腆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在字句的组配上也常常是长短、奇偶、整散等相结合，显得抑扬顿挫、铿锵悦耳。清章学诚极为赞赏《左传》文章的和谐美、音乐美。谓《左传》“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前贤讨论《左传》文章，如清冯李骅、陆浩所谓“两两对写”，訛方苞所谓“两两相映”、林纾所谓“偶字法”，实际上都是部分地道出了《左传》二元共构的行文手法。

我们前面引用的左氏借君子的口吻了评价《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后被晋杜预演绎为“五例”说来解释《左传》。钱锺书先生指出：“窃谓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虽以之品目《春秋》，而《春秋》实不足语于此。”“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确实够不上左丘明对它的如许赞美，然而它已将左氏对文章（史书）写作的理想和盘托出了，这无疑是他自觉的文章观念。因此，用这“五例”来概括《左传》，则《左传》庶几当之。

总之，二元共构（而致中和）的思维方式是《左传》较为突出的文章（也可以说是美学）观念，并且在《左传》自身的行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因此，我们在用各种理论、观点、眼光来考察《左传》文章的时候，不应漠视或者忽略《左传》自身的文章观念，相反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注释：

本文引用《左传》原文，只标出某公某年，不再具体出注。

许 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5年，第297页。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1994年，第676页、第163页、第253页、第527页、第534页。

左丘明，杜 预：《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江西南昌府刊，嘉庆二十年，第914页。

杨 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页、第46页。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

吴 讷：《文章辨体序说》，《历代文话》（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5页。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2页、第1页。

钱锺书：《管锥编》，三联书店，2007年，第269页、第267页。

谭家健：《左传的美学思想》，《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

杨树达：《老子古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页、第24-25页。

王源：《左传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13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65页、第183页。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冯李骅、陆 浩：《左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14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39页。

望溪口授，王兆符、程崟传述：《左传义法举要·邲之战》，雍正六年（1728）。

林 纾：《左传撷华·鄢陵之战》，中华民国十年版（1921年）。

[责任编辑 余三定；责任校对 鲁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