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建筑文化的特色

宁波建筑文化的特色

1、宁波简介

宁波，取自“海定则波宁”，简称“甬”古称明州，属于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副省级城市，浙江对外开放的门户。宁波是历史文化名城，同时是首批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浙江省第一大湖东钱湖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天童森林公园为国家森林公园。宁波还有天童寺、阿育王寺和雪窦寺等着名寺庙。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保国寺、古代水利建筑它山堰、宁海的南溪温泉、余姚的四明湖旅游度假区、象山的石浦渔港，为众多中外旅游者所向往。以镇海招宝山为代表的明朝抗击外来侵略的海防历史遗迹和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革命斗争史迹给宁波增添了凝重的人文景观。

宁波文人荟萃，历史上曾有较高层次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派，如四明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学派，出现了虞世南、高则诚、王守仁、朱舜水、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张煌言、周徐生等一批文化名人。宁波的藏书文化深厚，涌现过一大批藏书数万卷的藏书名楼。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藏书文化的代表之作。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孕育而成的宁波传统工艺诸如骨木嵌镶、宁式家具、朱金木雕、金银彩绣等，用材讲究，手艺精绝，风格独特。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这是位居天下禅宗五刹之一的天童寺的写照，宁波的佛教文化举世闻名；阿育王寺珍藏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雪窦山为全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保国寺是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

宁波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以建于北宋的江南第一楼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它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及着名商帮“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等等。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精神是丰富和多样的，即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得务实精神、信誉至上

的诚信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

宁波城市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是与宁波文化的演变过程密不可分的。宁波作为一座沿海港口城市，其城市精神需要纳今更需要博古。和宁波许多逐渐消失的文化一样，作为宁波重要的一部分，浙东建筑文化也需要人们去搜集，去关注，去寻找，去品味。挖掘城市记忆，形成宁波城市独特的城市精神，宁波的文化个性才不会被国际化现代化的浪潮所淹没，我们的城市才能形成一种永久不衰的魅力。

2、建筑文化

宁波多佛寺。宁波辖区内，大大小小的佛寺有几十个。最为着名的有天童寺、保国寺、阿育王寺等。我国的佛教圣地，有“四大名山”、“五大丛林”等各种说法。得到普遍认同的有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安徽的九华山，浙江的普陀山，南京栖霞寺，常州天宁寺，镇江金山寺、定慧寺，扬州大明寺，五台山佛光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等。在这些闻名全国的丛林名刹中，宁波就拥有四、五个之多。

宁波建筑文化的形成与浙东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关，源远流长，以7000年前河姆渡人建造的栏杆式建筑为雏形，不断发展变化，直到宋元明都有典型的代表性建筑遗存，特别是以保国寺大殿为代表的宋代建筑达到了浙东建筑文化的高潮，直至近代中西合璧江北岸外滩建筑的形成。浙东建筑文化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有文化输出，又有文化输入，宋以前以输出为主，近现代以输入为主，建筑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

桥梁、楼房、景观、塔等建筑物不会孤独地存在，它们都要和人、环境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个生动的和谐的建筑空间。在建筑大师眼里，建筑物是有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承载和传递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一些能够代表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往往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时代特征。一些历史上标志性建筑如天封塔、天宁寺塔、保国寺、鼓楼、天主教堂、灵桥等等，是

宁波城市的象征，在人们心目中有深刻的影响。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追求。浙东建筑文化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俗、时尚及技术条件在建筑上的反映，往往被首先看作是某种建筑风格。而建筑风格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建筑样式和建筑性格。城市精神是一个历史范畴。可记忆、可遗传，有延续、有变异。建筑全息反映着城市精神，在不同的建筑风格背后隐藏着不同的城市“性格”。

浙东建筑文化是宁波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需要文化，文化赋予城市光彩。浙东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保护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城市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丰富的历史建筑文化资源不仅是城市的宝贵财富，也是通向世界的名片。深化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建设文化强市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保国寺大殿为例剖析宁波建筑文化之特色。

尽管现存宁波保国寺大殿体量不算太大，但其结构和形制颇为独特，是国内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罕见的木结构建筑。保国寺大殿的斗栱材栔、柱梁、阑额、铺作、举折等许多做法不仅可与宋代《营造法式》的规定相印证，且能为进一步说明《营造法式》中的某些制度源自南方建筑提供佐证。同时，保国寺大殿所呈现出的进深大于面阔的平面布局、前三椽栿后乳栿用四柱的构架方式、独具匠心的瓜楞柱拼合手法等，富有特点，不少作法留存并影响到元代建筑，成为江浙地区元代木结构建筑的惯用手法。因此，保国寺大殿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进深大于面阔，主要得益于它熟练地运用了可灵活调度殿内空间的梁架结构，从而能在不采用减柱或移柱这些有损于构架整体性手法的前提下，通过梁架前后、高低等变化扩大殿内前槽空间，来满足实用的需要；就地取材，小材大用；柱网布局规整，但不求严格对称；通过对内柱位置的灵活调度，保国寺大殿等建筑不仅达到了合理安排和相对扩大殿内空间的目的，且不影响建筑结构的整体性，真可谓匠心独具。虾须拱、蝉肚绰幕、月梁造等等做法体现了务实、创新的宁波城市精神。

在当前，建筑文化作为宁波文化遗产中重要的一员，越来越显现其价值，为当代宁波城市精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建筑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通过以保国寺为代表的古代浙东建筑文化内涵、价值的深度挖掘和以天主教堂、浙海关旧址为代表的江北外滩建筑群（近代建筑文化）的内涵等研究，即隐藏在建筑式样背后建筑风格的研究，进一步提升宁波城市精神。塑造当代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城市精神。

塑造城市精神应遵循“植根历史、基于现实、紧跟时代、引领未来”的原则。城市精神是在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贯穿于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城市精神只有植根历史，才能内涵丰富、根基深厚；只有基于现实，才能形象生动、焕发活力；只有紧跟时代，才能承前启后、引领未来。通过对浙东建筑文化的研究，找出隐藏在建筑背后的风格，塑造当代宁波的城市精神。

塑造城市精神应遵循“形神合一、相得益彰”的原则。城市精神要定位准确，就必须与城市的客观环境相符合、与城市的外部形象相协调、与城市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使城市精神与城市本身和谐统一、相辅相成，从而达到“形神合一”的境界，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塑造城市精神应遵循“独树一帜、突出特色”的原则。由于历史传统、地域环境、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每一种城市精神都是与众不同的，是其所属城市本身特有的。打造城市精神一定要注重挖掘并彰显城市的个性，这种个性正是一种不可替代性，是城市精神的重要支撑。因此无论是城市精神的内涵还是文字表述都要深刻反映出自身的特色，展现城市的独特魅力。

塑造城市精神应遵循“内外兼顾、双重导向”的原则。城市精神是城市的一面旗帜，对内能够凝聚人心，对外可以树立形象，具有双重导向作用。打造出来的城市精神一定要能够引导市民团结奋进、引领城市不断发展，同时要能够引导外界全面准确地了解城市、加深对城市的印象，从而提高城市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

总之，浙东建筑文化研究与宁波城市精神塑造，是相互相承、相得益彰的。浙东建筑文化的研究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建筑式样，还包括隐藏其背后深层内涵、价值的研究，找出规律性，从而为塑造当代宁波城市精神提供理论基础。

3、古建筑彰显特色

老外滩的文化载体是由历史上形成的百年街巷、道路组成，2000年，宁波启动了新一轮外滩保护开发。现有8幢古建筑得到了原地保护，其中包括严氏山庄、江北巡捕房、朱宅、宏昌源号这四处市、区级文保建筑。这些古建筑在保持了外部原有的历史风貌的同时，其内部结构已按照现代的用途进行了重新分割。宏昌源号，是上世纪30年代前店后坊的糕点加工厂，现在它的正立面上又重新塑上了“龙凤金团、鸳鸯喜饼、三北茶食、麻豆酥糖、馒头水作”等字样。与宏昌源号一路之隔的江北巡捕房，原先的内部隔断就比较小，民国后改为民用建筑，现将它改造成了一处旅馆，建筑内部小间小室的构造得到了保留。欧式风格的朱旭昌宅，将有可能成为一处艺术教育的殿堂。外马路沿江的严氏山庄，也基本维持了原貌。同时，外滩还有9幢保留改造建筑，现按照原有建筑的外形进行了修整，并加装了现代化设备。另外，12幢仿古复原建筑，采用了现代建筑工艺，使建筑物的外观保持了古建筑的风格。这两类建筑将分别用作会馆、个性商店、特色餐饮及酒吧等。

古建筑遍及宁波城区、郊县和各重镇，而且展示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浓郁的色彩，是宁波的魅力所在。建造于清朝咸丰年间的鼓楼是宁波地区至今唯一留存的古城楼，它应该也是宁波城的一个标志。

天一阁建筑群主要是由“二阁三祠”组成，即天一阁、尊经阁、秦氏支祠、闻氏支祠、陈氏宗祠。其主体建筑———天一阁，又称宝书楼，是一座重檐重楼硬山式建筑。宝书楼是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楼房，坐北朝南，前后开窗，山墙作半月形，白墙黑瓦，是典型的浙东民居。由于宁波属于海洋性，夏秋之季多东南方向来的台风，湿度很大，对保存藏书非常不利，所以楼下六间当初并不贮书，而是主人范钦的会客之所，如今陈设着范钦的铜像。宝书楼的西墙特别高大，其建筑格式是硬

山式中的“观音兜”，称之为“封火墙”，可以封挡周边火灾的蔓延。书最怕火，范家不惜工本造此高墙，就是为了拒绝“祝融君”的造访。楼上为通间，统以书橱分隔，书橱以“温良恭俭让”、“宫商角徵羽”等古代读书人耳熟能详的次序来编号，体现出一种和谐的音律之美。

宝书楼平面布局采用六开间的偶数，这种格式在浙东民居中是不多见的。传统的讲究对称，以中堂为轴，两两相对，所以开间多为奇数。其实，宝书楼“天一地六”的形制暗合了堪舆学中“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的原则。全祖望在《揭文安公天一池记跋》中说：“吾乡范侍郎东明筑阁贮书，亦取以水制火之旨，署名‘天一阁’。”点出了范钦将书楼起名“天一阁”是和他建楼的指导思想及书楼的形制有密切的关系的。中国藏书史上有多少盛极一时的，如今已无处寻踪，惟有天一阁穿越了五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仍岿然独存，这个艰难的传承冥冥之中如有神助，否则哪能躲得过那么多的天灾人祸。所以对天一阁的建筑形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建造的庋藏书楼时，特地下旨派杭州织造寅着到天一阁调查书楼形制和藏书设备。寅着开明丈文尺，绘图呈览，于是典藏四库的七个藏书楼都继承了天一阁的血缘，这个普通的江南小楼也从此蜚声中华大地。

阁前有一个池塘，是为天一池，池水清澈，游鱼历历。池旁堆筑假山，环植竹木，整个小园重峦叠嶂，绿荫匝地，精巧而幽雅。后来陈从周教授营造东园，也延续了这个主题。东园曲岸弯环，水漾涟漪，樟木葱茏，清篁得意，宏敞轩举的凝晖堂和林雅泉会馆掩映其中，穷尽了江南园林的曲折意境。“林泉雅洁多奇石，楼阁清癯类硕儒”，天一阁的一楼、一池、一石、一木，无不传达出江南士绅乐山水、好恬淡的审美情趣。来到这样的建筑和园林中，读书人心神俱弛，顿有“万卷诗书来左右，小园容我一藏身”的无尽感慨。

宁波的是士和商的糅合，宁波士族，以耕读传家，宁波大贾，以商业扬世。如果天一阁的林泉雅洁代表了世家大族物化的精神，那么，秦氏支祠的就是新兴实业家财富的象征。秦氏支祠位于天一阁的南面，规模宏大，风格华丽，雕镂繁复，处处饰金，远望灿若云霞，流光四溢，仿佛是神阁仙馆。该祠以南北为纵轴线，由照壁、门厅、戏台、正殿、后殿、左右厢房等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建筑群的核心是一个的戏台，其藻井的设计最为巧妙，由十六条如意斗拱组成几何曲线盘旋上

升，直至穹窿顶会集，中间覆以铜镜，浑然一体而不用一枚铁钉。藻井不仅为戏台增添了华丽的色彩，而且还有扩大音效的功能，歌声婉转，弦乐飘飘，余音绕梁，袅袅不绝。想当年，祠堂建成之初的三十年代，戏台上水袖飞舞，演绎人生；戏台下，繁华如梦。后，家国命运跌宕起伏，蛛丝结满雕梁，红颜也变成白发。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秦氏支祠修复后重新开放，节日里时常出演戏曲，我们也才得以目睹这戏台的绝代风华。

秦氏支祠的建筑群在布局、设计、装饰上均依江南传统的营造格式，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于一体，是宁波传统建筑的集大成者。其中朱金木雕的工艺尤其精湛，梁柱、雀替、额枋、美人靠等多采用浮雕或透雕的手法，并借助线刻造型和浮凸的块面，饰以大漆，贴以金箔，取得了花团锦簇、金碧辉煌的效果。秦氏支祠的砖雕也是一绝，画面生动逼真，刀法圆熟细腻，人物百态、、戏曲故事、仙禽瑞兽，无不栩栩跃然于眼前。

秦氏支祠建于1925年，是经商于沪上的宁波商人秦际翰兄弟为祭祀他们的父亲秦君安一支的秦氏祖先而建。秦君安于上海经营纺织染料致富，进而从事图书、字画、陶瓷、金石等的收藏。历来宁波的大族，士气盛而商气薄，虽然他们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崇尚士人的。商人旅外而归，所积金钱往往用于置地买屋，筹建祠堂等。祠堂是血缘宗法社会的遗孓，是宗族的核心建筑，对祖先视死如生，叩首跪拜，以求子孙的兴旺发达。秦氏支祠富丽堂皇的建筑体现了宁波巨贾的取向，折射出鲜明的宁波商帮文化特征。

与秦氏支祠毗邻的还有闻氏支祠和陈氏宗祠，这些祠堂都是宁波的世家大族的祠堂，它们虽不及秦氏支祠的繁华富丽，但是更能代表清代江南的建筑特色。高高的，古朴的石板明堂，幽暗曲折的甬道，还有墙头两支摇曳的腊梅，墙边几片沁雨的芭蕉，堂前洁白肥大的栀子———这样的格局，这样的意趣，宛如一幅江南雨巷图，让人神往不已。

在天一阁博物馆建筑群中，还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千晋斋、凝晖堂、抱经厅、水北阁等建筑物。它们掩映在东园和南园的山水中，或高大轩敞，或玲珑曲致，在书香氤氲里等待着

游人的叩门。它们的南面，还有状元厅、南轩、昼锦堂、博雅堂、云在楼等建筑，这些建筑物都是从宁波其他地方移建于此。它们有的是历史上曾经辉煌的藏书楼，有的是甬上名人的故居，如今，它们聚集在一起，成为天一阁书画馆，承担着宁波文化界的书画展览。它们曾经的主人都是染有墨癖的文人雅士，现在辟为书画馆，这些有灵性的建筑，大概也是得偿所愿罢。

从审美角度来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从文化角度来说，建筑是立体的历史。天一阁建筑群以美丽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宁波的传统文化，诠释了宁波的精神内涵。林泉雅洁、楼阁清癯的天一阁触摸着宁波士人诗书传代的不绝文脉，金玉满堂、富贵繁华的秦氏支祠代表了宁波商人进取爱乡的赤子情怀。“明州天一富藏书，福地琅环信不虚”，天一阁建筑群不仅仅是藏书的福地，也是我们灵魂的故乡。

以百余根廊柱为特色的百梁桥位于鄞县洞桥乡百梁村，是浙东现存最大的廊桥。自宋至清，百梁桥是鄞奉（鄞县到奉化）古道上一座重要桥梁。百梁桥长77．4米，下有6墩7孔，青石垒砌的桥墩呈尖头船形，船头朝着上游，所以抵抗了上百次洪水的冲击。百梁桥之得名，通常的说法是因为桥上廊屋用132根木柱支撑，这也是百梁桥最有特色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桥面下正好用一百根巨木铺架为梁。桥上悬着一块“虹饮兰江”的匾额--过去鄞江两岸开满兰花，所以又有兰江、蕙江的称呼。705年，为了便利古鄮县（县治在鄞江镇）与奉化及浙南的交通，在这里用十几条船连接，形成了一座浮桥。浮桥很容易被洪水冲垮，到了1078年，当地人朱文伟、朱用榓父子主持建造了百梁桥。70年后，百梁桥被金兵所毁，由朱氏后裔重建。此后每个朝代都有维修，形成今天的规制。宁波民间有付副趣联：“七塔寺七座塔，塔塔朝天天朝塔；百梁桥百根梁，梁梁映水水映梁。”站在桥头纵看重重叠叠的廊柱，或站在桥堍两侧看廊桥跨江，或站在桥中凭窗俯瞰鄞江水色，都是不错的景观。

以独特的桥墩构造闻名的广济桥，位于奉化市江口镇南浦村，靠近鄞县与奉口的交界。广济桥跨于县江之上，桥长52米。这座桥梁始建于960年，最初是座木桥，到1131年改建为石墩木梁廊桥，1286年重建，此后代有重修，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济桥最有特色的，是它的桥墩

结构。桥墩分为四组，每组由六根斜插江底的石柱构成，六根石柱呈倒扇状散开，每组石柱上方用带有卯孔的锁石固定。据现代专家分析，这种独特构造的桥梁由于迎水面小，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击，且便利往来船只的通行。在广济桥东侧的桥柱上，还留有元代重修时工匠的题刻，落款为“鄞县小溪石匠许诚”。广济桥的桥墩，应该就是这位普通石匠的杰作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指出：“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文物建筑，包含着从过去的岁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见证。”地处东南一隅的浙江宁波市，由于受本地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因地理原因，宁波在历史上与内陆相对比较隔膜，传统的“重农抑商”没有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而发达的水运交通形成了宁波活跃的商品经济形式，因而“农商皆本”的思想一度在这里成为主流；在发达的商业文化熏陶下，明清交界之际在这里产生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务实、兼容求真”，其观念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儒家学术有很大的不同。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地，宁波又首先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切，使宁波的乡土建筑艺术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体现了浓郁的历史文化的意蕴。

4宁波地域文化对乡土建筑的影响

不拘一格，注重实用。浙东学人特别推崇的“经世致用，崇尚务实”的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乡土建筑的布局、型制和风格，更多地摆脱了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更加注重从使用者的需要出发，不拘泥于法式的约束，成为宁波乡土建筑的一大特点。

比较典型的如鄞州南乡的走马塘村，是一个以陈氏家族为主的宗族式聚落。其先祖陈禾，１１００年（元符３年）进士，曾任北宋御史中丞，他直言进谏，敢拉徽宗龙袍，震动朝野，宋徽宗因此御赐走马塘为“忠孝里”，一时间，陈氏家族位高权重，并影响了历代后人，中国传统的忠孝美德，成为走马塘陈氏家族世代相承的家风和骄傲。这种历史积淀，明显地反映到走马塘村的建筑上来。由于宗祠是南北向的，为了遵循“以祖先为尊”的原则，展现特殊的祖先崇拜“情结”，走马塘的传

统住宅均是东西向的。但是，尽管陈氏家族负载着如此的荣耀，建筑却全然不似官式建筑的森严，而显得非常实用。以建筑的屋顶为例，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的屋顶有庑殿顶（即屋角和屋檐向上起翘的形式）、歇山顶（即四面斜坡屋顶）、悬山顶（即左右两侧均延伸出山墙外的两面坡屋顶）、硬山顶（即左右两端均封砌于山墙内的两面坡屋顶）等形式，其中庑殿顶规格最高，用于皇宫和庙宇的建筑；硬山顶等级最低，是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建筑布局变得紧凑起来而产生的，一般用于平民。各种形式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明代洪武年间甚至有各种屋顶模式不能随意越界的明文规定。由于祖先显赫，走马塘村的民居多用歇山顶，这在古代中国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是仅次于等级最高的庑殿顶的格局，但它又不完全严格按照歇山顶的模式，为了满足采光、通风的生活要求，却将歇山顶的侧面山墙作为建筑主要立面，并且创造性地在山墙开大面积窗户，既满足了对祖先的敬仰，又不妨碍日常生活起居的需要，而且艺术手法非常富有实用化的审美趣味，充满了人本主义的色彩。

多元并举，广为借鉴。宁波作为一个交通贸易口岸，各种文化汇集，使之对周边文化及外来影响有足够的敏感性。而浙东学术在对待继承传统上，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墨守只是形式上的继承，只有不苟同、求自得、志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强调“人心各有不同，但求其是而已”，一切以追求真理为目标。这种开放、多元的心态，使得宁波人善于吸收和借鉴别人的长处，不盲目固守原有的传统。反映到建筑上，也呈现出建筑风格的多元化。

明朝中叶以后，徽州缙绅崛起，宁波发达的港口贸易也吸引了许多徽商，他们还带来了家乡的特色建筑。徽派建筑优美的艺术形式、外观的封闭型和整体性、中轴对称的严谨布局，传达了儒家文化重伦理讲等级的内涵，很得豪门的欢心，徽派建筑风格随之就成为富商豪门钟爱的宅第建筑艺术形式。如徽式建筑中具有标志意义的马头墙，因封火墙形似马头而名，在宁波建筑中常常可见，随之也成为身份的象征，如在宁海县前童村，只有有功名的人家才能用马头墙，其构造随屋面坡度层层跌落，以斜坡长度定为若干档，正好是等级越高，马头墙的层次就越多。流行在宁波的马头墙不似徽州本地和其它地区的形式多样，但线条、比例优美，整体轮廓清晰简洁，有很强的升腾感和扩张力。其中建于嘉庆廿五年（１８２０年）的一幢民居，在高耸入云的马头墙上，嵌刻有“群峰簪笏”、“清流映带”的浮雕文字；墙尖塑“鱼化龙”，寓意为“鲤鱼跃龙门”；门柱上两只活泼的倒

挂狮子，象征“事事如意”；门墙上一对瓷盆各饰５只蝙蝠，表示“五福临门”。正楼的窗棂刻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等文字和图像，门窗腰板刻菱藕、鱼瓜、春蚕等浮雕，向后人传达着“耕读传家”的教诲。徽派风格建筑艺术成为宁波明清时期豪门大宅的经典样式，大量采用并一直沿袭下来，甚至福建人在宁波建造的会馆（兼妈祖庙）也是徽派建筑风格，而不是福建乡土的宫殿式大厝建筑式样。徽式的马头墙与本土的观音兜形式因体量的相似，夹杂在一起使建筑轮廓有韵律且富于变化，十分悦目。

宁波学人“农商皆本”的思想和发达的商业文化也常常体现在本地的建筑艺术中。如月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尤氏燕翼堂，建于８０年前，沿袭宁波传统的三合院空间特色，内敛，封闭性很强，基本上满足了中国家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居住理念。燕翼堂主楼五间两弄，前廊的海棠轩，由三段弧线组成形似海棠花瓣的横向梁架，多连接于前檐柱与金柱间，雕成了一个整体花梁，檐部牛腿两侧雕刻着古戏话本中的战争情节，窗下石板墙上点缀着蝙蝠等吉祥花饰，山墙上绘有彩色花草纹壁画，通气孔的花纹是钱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宁波乡土建筑中，标志着财富的钱纹图案常常广泛用于各种建筑构件上，直接表达主人对财富的喜爱和向往，与甬城发达的商业文化传统相映成趣。大门两侧立着太湖孤石，前天井是花园，中铺荷花石板，四周有梅兰竹菊四君子石刻铺板，整幢建筑就是花的海洋，除了一些传统的图案，牡丹的主题反复出现在花梁、楼梯扶手立柱、大门的垂花门罩上，生动表达出主人靠小作坊致富后的幸福、自豪心情和对人生的美好愿望。

面向新潮，中西合璧。五口通商以后，社会制度经历了大的变革，传统的生活模式和思想观念遭受了巨大冲击。随着新结构、新工艺的传入，宁波的建筑艺术也形成了新的审美潮流。面对新的潮流，宁波人不是莫名的崇拜，全盘照抄，而是根据主人的好恶喜欢就用、各取所需。２０世纪初期的宁波民居，建筑平面布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非常工整、对称的样式了，出现了更为自由、更为灵活的建筑形式。门窗洞多喜欢用弧拱、砖饰或水泥的线脚，草叶或卷涡状的花饰，显得优雅而精致。封火墙的样式也不局限于观音兜和马头墙的跌落，民国初年出现的“三弯头”的样式，与其说是马头墙、观音兜的变形，倒不如说是更受西洋风气的影响。宁波在２０世纪初流行的很多城市住宅，都是所谓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这在江浙以外的内陆是见不到的。

上述的尤氏燕翼堂，尽管是本地小作坊主的住宅，也有明显的外来文化的痕印，天井四周都是花格门窗，与传统的木格窗不同，图案简洁、疏朗，框衬着带有西洋建筑特色的彩色透明玻璃，整个院落显得异常亮丽。在这里，进口的水磨石已作为一种新奇的材料在使用，除了在地上，还用在厢房的墙上。大门外砖砌的垂花门罩上，用灰泥堆砌大朵盛开的牡丹，花下扁框中书“竹翠松茂”，其构图也开始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

而在宁波郁家巷传统文化街区的冷静巷里几乎建造于同一时期的林宅（现已拆毁），同样是三合院建筑，主人更多地受到时代审美潮流的影响，尤其钟爱西洋古典柱式的装饰风格。木柱和二楼的楼板边沿仿照古典石柱的线脚作了水平向的雕饰花纹、草叶植物的纹饰，一层层非常繁复精美。柱两边附加了四分之一的弧线型支撑代替了传统的雀替构件，支撑与柱中间的木板透空雕饰了传统的吉祥蝙蝠图案，形成了一种标准的中西合璧形式。

这么多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在宁波的土地上一代代共存，那些曲径通幽的传统街巷所组成的一个个安详静谧、诗意盎然的聚居地，向人们传递了宁波多元文化兼容的信息，使后人把脉住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底，引起了对渐行渐远的古老文化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