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日本谍报机构:气焰嚣张无孔不入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中,十分重视通过间谍活动来获得情报。那么,二战中日本设立了哪些情报机构?日军的情报工作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二战时期的日本情报机构主要有哪些类型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资料)
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任伪沈阳市长时使用的办公桌(资料)
一是中央的情报机构,主要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分别设立的情报部,以及政府所属各部,诸如外务省、拓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设立的情报机构。1940年,近卫文第二次组阁时,为了协调各情报机关的工作,还特意增设了一个内阁情报局,但并没有发挥作用。其中,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主要负责日本外派间谍的指挥、调遣与组织工作,它们派出的间谍多以使馆武官的身份为掩护,刺探所在国的各种情报。陆海军的情报组织是两个系统,互不统属。但有时也有联合,例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陆海军就在缅甸共同设立了“缅甸机关”。
二是日本侵略军于侵占地设立的特务机关。这类特务机关的数量和规模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深日益庞大,系统缜密、分布广泛。日军最早在中国设立的特务机关是关东军于1916年在奉天设立的,1918年又在哈尔滨设立了特务机关。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又相继设立了很多特务机关。到1945年,关东军在东北共设立了15个特务机关和20个分机关。主要任务是监视和调查中国军民的动向、扶植汉奸、监视伪满的官吏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纷纷组建各类特务机关。这些特务机关根据不同地域的特点进行谍报和谋略活动,如设在宁波市的东机关的任务就包括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国民党军的情报和搜集英美在浙、闽沿海地区活动的有关情报,而设在上海的儿玉机关的任务则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掠夺战略物资并进行谍报谋略活动。日军的特务机关内除日本特务外,还搜罗、培植大批华籍特务。如设在上海日本海军武官府下的南城机关就有华籍特务59名,日本特务6名。类似情况在各地的特务机关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言而喻,这也是日军贯彻“以华制华”侵略方针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侧面。有些日军的特务机关为了便于活动,还设有外围机构,以社团、杂志社、经济实体等为掩护进行谍报活动。如设在上海的“梅”机关下面就有5个外围机构:第1工作委员会、第2工作委员会、东南贸易公司、海通贸易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
三是由一些殖民公司或大资本公司设立的情报机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调查课。
除此之外,日本中央警察机关———内务省的警保局及其下属的地方警察机关、隶属于日本陆军省的宪兵队都设有特别高等课(简称特高课),监管反间谍业务。日军在中国占领区的傀儡政权中也全部设有宪兵队和警察机关,它们因此成为搜集情报镇压中国人民抗日和侦缉抗日地工人员的血腥机构。
二战中国情报人员曾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
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的国民党“军委技术委员会”主任专员池步洲。
二战时期,国民党情报部门破获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但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
主持人: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胡锦涛同志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近年来,随着谍战剧的热播,有关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情报细节也被披露。那么,国民党情报部门在对日谍报战、密码战上具体有什么战绩?
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特工情报活动主要是由“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负责进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方要求取消国民党特务组织及秘密小团体的呼声非常强烈,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对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改组,组建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正式成立于1938年3月,中统的工作重心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 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成立于1938年8月,前身依次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复兴社特务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军统主要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这两大特务机关也从事了一些破获日本情报和锄奸等活动,如刺杀汉奸汪精卫和日本间谍、政要人员。国民党先后设有密电研究组织,侦收和研究日本的密电电码,从中截取情报,如“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委会机要室密电股”、“交通部电政司电检所”、“军统局特种技术研究室”、“军政部研译室”等。
近年来,关于国民党情报人员池步洲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电已被披露。具体情况是:1941年5月开始,国民党军事技术委员会主任专员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发现日本外务省与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的往来电报数量突然剧增。电报内容总的是,日本外务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馆报告:美军舰艇在珍珠港的数量、舰名;停泊的位置;进、出港的时间;珍珠港内美军休息的时间和规律;夏威夷气候情况等。12月,他又截获一份日本特级密电,结合此前译出的军事情报,他推测日本袭击地点可能是珍珠港。他把译出的
电报交给组长,组长也很重视,指示池步洲继续密切注意日本有关珍珠港的往来密电,一有破译立即上报,并且指示池步洲每月专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侍从室。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写出报告,并将有关内容摘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不久,国民党方面将此情报告诉了美国方面,但没有引起美方的重视。
国民党情报部门破获了一些重要情报,在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主持人:那么,从整个太平洋反法西斯战场看,国民党情报部门还有哪些突出情报行动和战绩?
孙果达(南京政院上海分院教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民党特工情报部门非常注意电报破译技术,打了不少漂亮的破译战,在太平洋战场上进行了许多重要情报活动。
一是组建“豁庐”,破译日“南进”密电。抗战开始后,为了加强破译能力,军统于1939年在重庆神仙洞街94号一座大洋房成立了电讯技术研究所,秘密代号“豁庐”,直属蒋介石领导,并通过中国驻美武官秘密聘请了美国电报破译专家赫伯特·雅德莱。戴笠调集50多名工作人员,50多架侦听机,200多名侦听员,主攻日本陆军的密码系统。在雅德莱在华工作的两年中,“豁庐”共收到日本陆军的密电22万多份,重点研究2万多份。他留下的几本专门研究密码“易位”和“替代”等变密技术的小册子却帮了中国大忙,使得军统随后能够比较顺利地破译了日本海空军的密码,其中比较著名的就包括破译日本的“南进”密电。得知日军即将“南进”并非是具体知道日军将于何时进攻何地,主要是知道日军即将有所异动。起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1941年的12月初,“豁庐”发现日本外务省命令香港、马尼拉、夏威夷和新加坡等日本领事馆将密码机和所有重要的密本密件全部销毁,只留下一种普通的密本,听候命令。与此同时,军统驻厦门鼓浪屿侦听台一位
姜姓女侦听员发现日本海军电报非同寻常,同时发现厦门海面有日本军舰异动,并立即向“豁庐”报告,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正在紧张研究日本究竟会不会“南进”,鼓浪屿侦听台的报告具体证实了日军的“南进”企图,促使中国政府决定向美国通报这一情报。随后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情报是准确的,姜姓女报务员也因为功不可没而荣升为军统系统唯一的一位情报女少将,领导一个相关的情报部门。
二是破译日军轰炸英舰,让英国大使吃了一惊。英国巨无霸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当时号称炸不沉的战舰。英国把威尔斯亲王号与另一条新造的大舰抗拒号一起调到远东,原本是想起到对日本的威慑作用,不料很快被日机炸沉。事实上,军统也侦探到日军这次行动的情报。1941年12月10日上午10时,军统成都、重庆两个侦听站监听到了日本侦察机与西贡日本空军基地的对话,说新加坡北方百余海里处发现英国的两艘大型兵舰,请求迅速派飞机轰炸。军统知道日本空军一直在寻找威尔斯亲王号,就立刻将这一重要情报通知英国驻华大使柯尔。但柯尔根本不相信军统有这样的破译能力,因此,未能及时通知军舰早作准备。当天近13时50分,威尔斯亲王号和同行的英舰抗拒号被炸沉。戴笠当时几乎在同步听取汇报,并命令军统第二处国际科科长代表蒋介石,把英国的两艘大型主力舰在激战近两个小时后沉没的不幸消息,用电话向英国驻华大使柯尔通报。第二天柯尔代表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致谢时,对情报的迅速与准确表示了很大的惊奇和钦佩。
三是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行动,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军统先后指示在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地方设立情报站,并归属东南办事处指挥。这四站最重要的成就是收集太平洋战争后日军占领南洋各地的动态、部署,以及在华调动等战略情报。特别到了战争后期,上海成为日军的主要港口,把各地抢来的物资都往上海集中。军统利用各种手段,或混入码头,或打入内部,基本掌握了日军运什么货,有多少量,到哪里去,何时起航等重要情况。这些情报协助美军飞机在海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狙击,发挥了一定作用。为此,军统的有关部门和人员受到了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多次感谢和嘉奖,军统前进指挥所的负责
人还先后被美国政府授予6枚勋章。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特工中的一些人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也为民族和国家做下了一些义事,对此,我们应该肯定
主持人: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那么,双方在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是如何合作的?
孙果达:军统在抗战中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得到了中共情报部门的大力协助。当时中共中央把破译日军电报密码的情况主动通报给国民党,蒋介石立即派遣一位少将参议前往延安索取,得到了已经破译的日军密电码以及八路军缴获的日军三套密电码本。蒋介石对此很高兴,立即分别印发给军统及各个有关部门,对军统破译日军密码起了重要作用。据军统大头目沈醉说,军统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因此对每次日机准备轰炸的目标都能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报,对后方的防空起了很大的作用。
何虎生:历史已渐行渐远。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民党特务一贯反共反人民,丧尽天良,坏事做绝,但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为民族和国家做下了一些义事,对此,我们也应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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