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的演变

张学良统辖的东北地方军的通称。前身为奉军。1928年6月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接统奉军。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31日，张学良被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官。奉军随即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辖陆军1个师另24个独立旅、5个骑兵旅、3个独立炮兵旅和空军5个航空队、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海军陆战队3个大队。

1930年蒋冯阎战争期间，部分东北军编组为2个军，进入华北地区，帮助蒋介石战胜阎锡山、冯玉祥。1931年5月，东北军进行整编，列入国民党军统一序列，但仍保持其独立的编制，编为陆军1个师另25个旅、骑兵1个师另6个旅、炮兵3个旅另2个团、工兵1个团另2个营及东北宪兵、兴安屯垦军、省防军等，海军2个海防舰队、1个江防舰队，空军5个航空队，总兵力约30万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等爱国官兵在江桥等地奋起抗击日军，但由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

很快占领东三省，驻东三省的东北军也因此发生分化，一部分撤往关内，一部分加入东北抗日义勇军，一部分投敌叛国。1932年10月整编为17个师、3个骑兵师、3个炮兵旅和1个工兵团。不久，又以各师、旅编组为6个军，即第51、第53、第55、第57、第63、第67军。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第55军在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作战不力，军长汤玉麟被撤职，第55军番号被撤销，东北军随即改编为5个军另2个独立师、4个骑兵师、3个炮兵旅、1个工兵团，总兵力约26万人。1934年部分东北军被调往河南、湖北“围剿”工农红军，失利。1935年将各骑兵师组建为1个骑兵军。同年，东北军大部被调往陕甘地区，参加对西北红军的进攻，被击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为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陆续东调河南、安徽、江苏，接受蒋介石改编而告瓦解。

谁在“西安事变”后“坑”垮

了东北军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

被扣。蒋介石决定全面控制陕西及贯穿陕甘两省的主要交通线，中央军大举西进。蒋介石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关于两支队伍撤军的谈判陷入僵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刚刚平息了的内战的烽火，转瞬间又重新在西北燃烧起来。

红军积极主张联合抗日，不愿参加对蒋作战。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杨虎城对战与和摇摆不定。而东北军中下层军官强烈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坚决与中央军作战。

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态度，根本上阻止了杨虎城的摇摆。

中共代表关于红军不愿参加作战的表态，迅速在西安左派军官内部传开，一时间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官中间，都出现了关于“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1937年1月30日中午时分，又有几批军官前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驻地表示强烈抗议。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周恩来等人的担心。周恩来估计东北军高层将领至今态度不够明朗，而无论东北军，还是十七路军，部队很大程度上都控制在这些中下级军官的手中，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最巩固的部分原来也是建立在与这些中下级军官的联系之上，失去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三位一体将很难保持与巩固；而没有这些军官的赞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南京商定的撤兵方案

也难以实行。鉴于此，周恩来等劝说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同进退，以保持团结。中央表示同意。

1月31日，东北军将领、甘肃政府主席于学忠从兰州飞到西安，并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先后会面。于学忠本非东北军出身，事变后依据南京任命又负有指挥东北军和调处西北问题的全权，前此只因“眷属不离兰(州)，终不免有所顾忌”，不能大胆行使职权。这时，其眷属已撤离兰州，主和意志自然更加明朗坚定。加上此时杨虎城思想已通，对作战主张再不提起，多数东北军高级军官也因于学忠态度坚定而纷纷附和。另外，据密报，东北军有4个师级指挥官已经秘密与南京方面联络，准备脱离西安。这使得西安整个上层更加软化，决定迅速与南京达成妥协条件。据杨虎城事后告诉周恩来，于学忠不仅主张妥协，而且对西安赤化颇多疑惧，如于学忠也转而投靠中央，那就连甘肃也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事尚在坚持，就是要张学良回来训话一次，至于其他已无从提起了。在当天夜里召开的三方会议上，周恩来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与友军同进退的决定。据周向党中央报告说:“我方同进退的主张相当地影响了张、杨两部左派，(均)坚(决)主战。”然而在高层将领中只有王以哲态度摇摆，讨论竟夜，时

间长达6个小时，最终会议仍决定主和。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东北军少壮派备受刺激。

2月1日，根据西安方面高层决定，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谈判妥协，中共方面亦派李克农前往接洽。几人尚未动身即被左派军官指挥的部队拦截在城门内，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放弃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痛加训斥，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被迫撤去。但这件事已经预示着不祥的苗头。

面对东北军上层将领的决定，激进的抗日同志会的主要成员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终于按捺不住，决心公开反抗了。

2月2日，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以抗日同志会名义召开会议，一致决定发动政变，除去东北军上层的妥协派，彻底改造东北军领导核心，改变一切妥协决定。事变从上午开始发生至中午尚未结束。周恩来中午1时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报称:“东北军本日发生内变，将主和首领枪决(王已死，何在追案中)。”事实上，首先被杀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时并不是最坚决的主和首领，甚至在周恩来传达中共中央30日晚关于红军将与友军同进退决定的时候，王甚至还曾一度赞成过左派的主张。但同志会成员这时几乎把所有赞同妥协的东北

军将领都视为他们夺权的障碍，孙铭九等人指挥的特务团等一度在西安城内四处搜寻追杀东北军的所谓妥协派，不仅王以哲首先遇害，就连对军政决策并不起重要作用的原西北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和副处长宋学礼等亦相继被杀。相反因有同情者暗通消息，何柱国等最主要的主和首领躲入杨虎城的公寓，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只持续了一天左右的时间。至3日凌晨，事变仍在继续中，但前线部队已经撤了下来，且西安的这些年轻军官根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因而迅速陷入进退两难的严重困境。事至于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一方面找到左派军官，“批评杀王之错误”，一方面又打电话给杨虎城、于学忠，劝说杨、于两人共同出面主持局面。

3日上午，苗、孙、应等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达不到控制东北军的目的，并且此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得不找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中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周当即着刘鼎带

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周同时告诫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任何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但是，“二·二”事件毕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远远超出了周恩来这时所能想象的程度。所谓部队掌握在少壮派手中的估计全然错误。

2月3日，驻蒲城的东北军骑10师首先叛变，将杨虎城在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106师也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紧接着，过去深为张学良所信任的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也转而与潼关中央军接头，逮捕和枪杀曾经积极协助张学良联共的高福源等少壮军官，反过来向西安方面警戒。东北军由此迅速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已难以维持。

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不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感意外。毛泽东非常气愤，几次致电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杀王首犯必须枪决，无论是左派是党员均应如此，否则无从弥缝东北军之分裂。即是从犯我们也不能收容。周恩来很快告知毛泽东等说:“二·二”事件后，少壮派已经溃乱，枪杀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被剖腹，高福源被枪决，4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政

训处跑散，张学良公馆机要人员也跑光，机要文件被烧毁，在左派影响下的特务团及抗先队已被迫远避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大起恐慌。目前东北军已危若累卵，很可能被蒋调离西北，甚至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再打击左派，只能长右派气焰，便利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周恩来这时对东北军的情况无疑比毛泽东看得更清楚。中共中央自然迅速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既然“二·二”事件已经极大地分化了东北军，迅速利用这一时机将除了中央军以外的中国这个最大的军事集团消融于无形，就成了南京方面的必然选择。仅仅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作出决定，所有宣布忠于中央的东北军部队仍留原防不动，其余东北军则被东调豫皖，接受整编。而东北军中主要将领除投靠南京者外，同样也因“二·二”事件而深受刺激，迅速失去对中共的信任。孙铭九等4人由刘鼎带往红军驻地避祸的情况也很快为东北军高级将领所知，以致一些将领竟怀疑此4人所为曾受中共指使，更有谣传个别将领仍属刺杀目标。所有这些情况都弄得东北军上层人心惶惶，大都担心“在西北将不可避免地与共党红军纠纷不了”，急于迅速离开此一贫瘠的是非之地。要求张学良回陕训话之类的要求，自然变得可有可无了。

“二·二”事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因“二·二”事件前及“二·二”事件中杨虎城曾经有所摇摆，东北军将领这时对杨“甚误会”，并怀疑杨曾对东北军将领不利。虽经周恩来反复劝说，仍难释其嫌。杨虎城亦因中央军将到，确信十七路军必受压迫，自己的驻地又与东北军犬牙交错，双方又缺乏信任，难免没有冲突发生，以致杨的态度明显地变得更加消沉。他明确告诉周恩来:十七路军以后必难生存，一部分多半只有交给红军才有出路，自己则只好离开部队，当然，杨虎城明确表示不论他今后行止如何，必将与共产党做朋友。

2月8日，中央军开入西安。次日，顾祝同率西安行营人员正式进驻西安。随后，中共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分别开始与顾祝同谈判。“三位一体”事实上已趋于瓦解。至3月初，东北军正式开始东调。不久，十七路军总指挥部被撤销，杨虎城被迫出国。(摘自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

剧序幕。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内部残杀。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了替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危急关头，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入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遂东调，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4月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整编后的东北军有6个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第130师（师长朱鸿勋）；第57军，军长缪

徵流，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良）、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西安兵谏后叛离东北军的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均依附蒋军另立门户。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了第91师。另外，抗战爆发后，马占山还受命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东北挺进军。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东北军被蒋介石分割使用于各个战场，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也有一部分在战场上起义，走向了新生。 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49军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49军之一部立即加以阻击，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49军守军奋力抵抗不支，被迫向南撤退。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

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尽管第49军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在战后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5师补充109师。预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109师师长，原预5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109师一式捷克式步枪，每连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得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1战区刘峙指挥。49军的一个整师就这样被剥离。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修水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揪住

不放，对49军大加挞伐，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谁能料到，东北军整整一个第49军就此名存实亡了!

1941年12月，王铁汉升任第49军军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王铁汉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第49军前军长刘多荃则留在大陆，全国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和全国政协委员。

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

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51军伤亡七千余人，但他们守住了淮河，日军的伤亡达九千人以上。

淮河战役后，于学忠率领疲劳之师增援台

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在率部智取韩庄、争夺贾家埠、血战禹王山的战斗中再立战功。徐州撤退时，于学忠率部殿后，该部被敌人分割包围，切成数段，但他指挥部队浴血奋战，终于杀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一级上将。

l938年6月，51军奉命参加武汉会战，于学忠任第3兵团副总司令兼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于学忠率部开往大别山打游击，袭击敌人后方，并在金家寨一带进行休补。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1944年3月，于学忠被免去苏鲁战区总司

令的职务，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军权。牟中珩在1944年12月调任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后，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改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驻守枣庄。1947年1月，周毓英率整编第51师师部向我华东野战军

投降。牟中珩在1946年出任第二绥晋区副司令，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在中共地下党人的帮助下，他避居四川重庆乡间。建国后，于学忠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

第53军

“七七”事变后，万福麟任第1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3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了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26军团军团长兼第53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武汉会战后，第53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1943年，53军被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对日作战，为打通中国云南至缅甸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1月，周福成在辽沈战役中率53军官兵投诚。万福麟则在1949年逃往台湾。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

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将军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10日，第53军116师346旅691团在华北战役中完成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任务后，与大部队失去联系，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的带领下，于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毅然北上在冀中平原打游击。后来这支部队正式编为八路军序列。吕正操创建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和反“扫荡”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57军

1937年11月，缪徵流的第57军奉命驻防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线的江防要点。112师在无锡附近与敌接战，紧接着又参加了巩卫江阴、固守镇江的战斗，损失较大，师长霍守义负伤，全师撤往江北。12月10日，112师开赴南京前线。12日，日军向南京发起总攻，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伤亡惨重。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在率队冲锋时于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谥为少将。

11月间，第57军的第111师在靖江、扬州一线抗击登陆日军，打响了靖扬之战，几次战

斗均极为激烈。11月25日拂晓，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长江北岸111师阵地，占领施家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旋又占领了都天庙。111师333旅的万毅部全部退守横沟桥。上午8时，日军沿扬州城公路向333旅阵地冲击，111师师长常恩多亲率两营官兵与敌浴血奋战。酣战之际，常师长又果断地命令662团出击，连续击退日军步兵的三次反攻。日军遂调来坦克在前面开路，后继以步兵再次冲向111师阵地。常师长指挥士兵以平射炮和集束手榴弹向敌坦克猛轰，并以猛烈火力向日步兵射击。战至下午4时，日军狼狈逃窜。111师乘胜追击至施家桥。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

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为维护统一战线，起义部队仍用第111师番号，师长为万毅，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山东的八路军部队组建成“东北挺进纵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指挥下挺进东北。部队克服重重困难，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以后又和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在解放战争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参加了伟大的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又作为38军的组成部分，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第67军

1937年8月下旬，吴克仁满怀报国之志昂然请缨，率67军奔赴华北前线的河北大城，在西起姚马渡、中经马厂迄小卫庄一线构筑阵地防守。9月1日，日军第6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猛攻67军的大城防线。吴克仁指挥全军与敌血战十日，日军屡遭重挫无法前进。当日军增派二十余艘汽艇，载有山炮、机枪等重武器溯子牙河偷袭时，又被67军预先埋伏在姚马渡的部队兜头猛击，第一艘汽艇首先被击沉，后续敌艇也被分段截击。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

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急从华北战场抽调第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8日夜12时，“死守三日”的军令已经完成，吴克仁让郭汝栋率百十人的43军残部先撤，他亲自率67军在后掩护。经一路突围苦战，9日下午吴克仁率部到达苏州河边白鹤港。不料苏州河大桥被炸断，吴克仁冒着敌机狂轰滥炸指挥属下先行泅渡。傍晚时分突有一支日军便衣队袭至，交战中吴克仁不幸中弹落水，光荣牺牲，时年43岁。这是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中将军长！整个保卫松江和突围战役，67军光荣战死的还有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邓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107师损耗殆尽，108师也伤亡惨重。然而令人愤慨的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不仅没有得到应得的褒奖表彰，却被别有用心的宣传机构诬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蒋介石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缩编为108师，师长为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后来，张文清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

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解放战争时期，108师所在的25军归黄百韬指挥，淮海战役期间，在大兴庄、两台子、大小牙庄、碾庄等地分别被华野4纵、13纵先后打击，直至全军覆没。

骑兵第2军

1937年8月下旬，骑兵第2军调晋绥前线与日军作战。军长何柱国率骑3师(骑6师在绥远作战，归马占山指挥；骑4师一直驻河北，1938年因缺少马匹，骑4师被改为步兵第24师，至此骑4师番号被撤销)从陕西经同蒲路北上，增援大同，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大同失守后，骑兵第2军退到晋西北平鲁一带抗日。9月下旬在井坪镇一役中，骑兵第2军被日军击溃，损失很大。1939年冬，骑兵第2军奉令换防到豫皖边的沈邱、项城一带，归第1战区前方指挥官孙桐萱指挥。1940年，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由骑3师师长徐良接任骑2军军长。以后骑6师归还建制，又合并骑3师和骑6师，保留骑3师番号，由王照问的暂编第14师廖运泽部拨归骑兵第2军建制。1944年，徐良升为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骑兵第2军军长由非东北军系的暂编第14师师长廖远泽升任，骑3师师长王照骑2军副军长，所遗骑3师师长由徐长熙升任。

抗战胜利后，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2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军也就名实全亡了。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建国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有25名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1人：吕正操；中将1人：万毅；少将23人：解方、陈锐霆、贾陶、沙克、封永顺、赵东寰、于权伸、赵承金、高存信、李觉、徐明、宋学飞、金振钟、张志毅、杨有山、张加洛、罗文、纪亭榭、管松涛、郭维城、王振乾、江潮、张学思。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和17路军

东北军原是张作霖的私人军队，后来在张学良的率领下，改旗易帜，成为国民政府军队的一部分。驻防东北边疆。1931年九一八后，执行不抵抗政策，撤入关内，赴陕西剿共。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扣留，留在西北的东北军20多万人陷于群龙无首境地，何去何从，出现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分歧。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鸣九等人反

指使部分军队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二二”血案。驻西安的红军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多方奔走，制止了东北军的相互残杀。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仍然是“群龙无首”。4月—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缩编，化大为小，化强为弱，由甲种军变为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二二乙种军编制，并由中央派政训主任进行监视。卢沟桥事变后，东北军被分割，使用于各战场，不相统属，东北军全被肢解。八年抗战，东北军有10万将士牺牲疆场。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有一部分在抗战中脱离了旧阵营，参加了八路军，如53军691团在吕正操带领下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后来正式编为八路军系列；苏鲁战区的部分东北军，在常恩多、万毅率领下举行起义，参加了八路军。这两支队伍在1945年8月挺进东北，实现了打回老家的愿望。后来，他们在三大战役和抗美援朝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而相反的，以万福麟、沈鸿烈为首的部分东北军则追随蒋，于1949年在全国大陆解放前夕，逃亡台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

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西安事变，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从而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

西安事变后，1937年4月，杨虎城将军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及第17路军总指挥职务。1937年6月，蒋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从此，第17路军走上了一条被蒋介石逐步削弱、肢解、消灭的道路。 大分裂

杨虎城率领的第17路军，西安事变前，共有两个军，即第38军和第7军，军长分别是孙蔚如、冯钦哉，辖两个整编师第17师和第42师（师长分别由孙蔚如和冯钦哉兼），三个警备旅，再加上直属部队，总计28个团，6万余人。从西安事变开始到杨虎城离开西安出国为止，第17路军在蒋介石分化收买之下发生了大的分裂。首先是第7军军长兼第42师师长冯钦哉等一些右派军官，率部投蒋(后被蒋介石扩编为第27路军，下辖第42师、第169师，师长分别是柳彦彪和武士敏)，接着警备第一旅王俊部、警备第二旅沈玺亭和唐得楹两个团（后被编为独立第19旅，但不久后就被撤销番号，部队分散编入其他师）、第17师49旅旅长王劲哉部（后被编为独立第20旅）先后投向南京，计有14

个团，2万余人。第17路军所余不到4万人，编为陆军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辖两个整编师17师和177师（师长分别是赵寿山和李兴中），两个警备旅，两个直属团──教导团和骑兵团，第17路军的番号也相应被撤销。 铁血抗战 孙蔚如部

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7月下旬第38军赵寿山的第17师、第177师的529旅（旅长许权中）、教导团（团长李振西）开赴前线，参加了保定、娘子关、忻口诸战役。其中，第17师与教导团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敌血战九昼夜，予敌以重大杀伤，教导团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全团伤亡官兵1800多人。529旅在忻口战役正面防守14天，全旅3000多人，伤亡2000多人，其中以党员阎揆要为团长的1057团原有200多名党员，忻口战役后就只剩下60多名党员了。 1938年7月，38军扩编为第31军团。11月，第31军团又改编为第4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下辖第38军和第96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下辖第17师和第55师。第96军军长李兴中，下辖第177师和新编第14师。 1938年7月，孙蔚如部全部开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11次大扫荡，其中，以

“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望原会战”最为惨烈悲壮！血战永济中，17师补充团102团团副杨法震、教导团团副魏鸿纪牺牲，教导团三营营长张希文和该营全部殉国。“六六战役”中，177师新兵团有800多名壮士因弹尽粮绝，被日军逼上黄河崖边，高呼口号，集体跳崖，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被俘，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的生命绝唱。第4集团军有2.1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而日军也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

1940年8月，第4集团军为策应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派出部队在同蒲铁路南段沿线，深入敌后破坏铁路公路。部队出击在安邑、运城、闻喜、夏县一带，先后数十次，打得敌人缩守据点，不敢妄动。

1940年10月，第4集团军离开中条山，调防河南，守备巩县、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10月2日，黄河北岸日军强渡黄河，进占郑州，第4集团军在荥阳、广武地区与敌展开鏖战，配合友军收复了郑州。在3个月的广武战役中，第17师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全师伤亡官兵2280余名。其中102团损失了1个营，有些连队仅余二三十人，但部队士气依然如故。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发动河南战役。第4集团军在巩县以东奋勇阻击，530团坚守虎牢

关据点7昼夜。虎牢关之役共毙伤日军2500余名，177师伤亡400余官兵。另外在登汜和韩城镇两次大战中，均予日军以重创。1945年5月，在豫西战役中，96军与日军血战官道口，在交战中，党员连长张国华指挥全连向山头冲击，身负重伤，排长余得水带领全排战士与敌冲杀，不幸阵亡，但终将日军击退，保障了关中的安全。

日本投降时，孙蔚如任武汉战区总受降官。在19天中，他负责解除日军武装21万人，接受工厂、仓库等300余所，遣编伪军3个军9万余人。 冯钦哉部

第27路军于1937年9月改称第98军，编入第14集团军。1939年10月，原169师师长武士敏接任军长。此后冯钦哉升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第98军被改为第2战区东路军（东路军总指挥为朱德）直辖，驻防于中条山。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密令其部队消灭山西新军，还派人拉拢武士敏夹击山西新军，被武士敏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表示坚决与八路军合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不把日军赶出中国绝不罢休。

1939年下半年，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和国

民党内投降妥协空气的影响，国民党朱怀冰等部队都离开了艰苦的山西根据地，而武士敏则坚决红军合作，在官兵中经常宣传“抗日高于一切，坚持抗战到底”的道理。在武士敏的领导下，98军与八路军密切配合，打退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多次猖狂进攻，坚持了山西的抗日战争，为稳定全国抗日战争的局势，支持正面战场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1年5月，日军集结临汾、长治、晋城10万多人向中条山进攻。国民党驻守中条山的部队约20万人。由于无充分准备，庞大的后勤机关不能疏散，部队无法展开战斗，结果受到严重损失，国民党2万多人投降，4万多人被俘，1万多人牺牲，其余10万多则奉命退过黄河，唯武士敏率领的第98军转战各地，坚决与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日军多次派人劝武士敏投降，但均遭拒绝。一次，日军派一个认识武士敏的叛徒来劝降，武士敏大怒：“我是一个军人，我应该死在抗日的战场！”遂将叛徒扣压。9月下旬，日军集中主力3万余人，将98军合围在沁水县东峪、西峪。武士敏临危不惧，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部队顽强抵抗，浴血奋战，并多次组织突围，终因敌人封锁严密，受到严重挫折。在突围中，武士敏被敌人子弹击中下腭，他高呼：“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尔

后壮烈牺牲，时年49岁。

武士敏殉国后，国民党军委会调黄埔一期生刘希程继任该军军长。98军此后在蒋介石的改造下，逐步演变为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1944年98军被裁撤，所部整编为169师，被调往西南地区，归入远征军，驻守滇西。冯钦哉部的历史至此结束。

王劲哉部

抗战爆发后，王劲哉率独立第20旅开赴中条山，和日军共进行了大小战役20余次，王劲哉逢战必身先士卒、赤膊上阵，斩敌首百余。不久，独立第20旅被扩编为新编第35师和独立第20旅，王劲哉任新编第35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编入汤恩伯的第20军团；20旅由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钟松任旅长，划入第9集团军参加了淞沪会战，该部从此成为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

在1938年春天的徐州会战中，王劲哉率数千将士，驰援台儿庄外围的曹州，阻击追杀李宗仁部的日军，终使李宗仁将军安全脱险。王劲哉因功被授予一枚特别颁授的纪念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大勋章，新编第35师也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第128师，成为国民党200个正规师之一，王劲哉任中将师长。随后，这支部队立即投入到空前绝后的武汉大会战中，与

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128师损失惨重。 武汉会战后，汤恩伯将128师化整为零。128师尚有战斗力的第382旅，在副师长兼旅长李俊彦带领下，被调往河南充实其他部队。李俊彦后来曾兼任洛阳警备司令，率382旅苦守洛阳，直到洛阳沦陷。128师剩下的兵员连同轻、重伤兵共计不足200人，受令开到湖北咸宁、蒲圻一带自行休整补充，从此名义上归入第29集团军。1938年年底至1942年先后参加了随枣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作战、枣宜会战和豫南会战。驻防中，该师与襄北新四军友好相处，对抗日军的扫荡，整治地方治安，消灭了为害民众的土匪，部队逐渐扩大到3个正规旅1万余人。

国民党的三十八军脱胎换骨记

国民党有个三十八军，共产党里也有个三十八军，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呢？

杨虎城的三十八军成立不久就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中共统战史上第一个有效协定——巴山协定

国民党的三十八军，亦即以杨虎城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下属的一个军，亦称杨虎城的三十八军。该军成立一年后，就与

红四方面军签订了中共统战史上第一个有效协定一一巴山协定。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10万元，子弹100万发，于巴山南麓“剿共”。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便将杨虎城部第三十八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区交给胡宗南的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应由胡宗南的第一军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故意舍近求远，责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

1933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采纳了中共地下党员、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的建议，秘密指示刚刚移驻汉中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派使联共，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具体内容有四条：一是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密使武志平长期驻住，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是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

这个“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

坚持了两年多，它对红军的发展壮大以及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杨虎城的三十八军负责西安地区警备工作，他们按计划解除了西安城里国民党的反动武装，为中国革命再次立下了功劳。

人民群众称三十八军是“中国抗战九路军”，毛泽东称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秘密派出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中建立了中共三十八军工作委员会，在部队中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使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这支部队中得以贯彻。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该军即请缨北上抗日。该军第十七师、第五二九旅和军部教导团开到了华北前线，在保定、井陉、娘子关、忻口等地区与日寇浴血奋战。

1938年3月，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划归第二战区东路军序列，在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直接指挥下，先后在长治、阳城、垣曲等地袭扰日军、破坏交通，为配合八路军收复上党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群众故称第三十八军是“中国抗战九路军”，毛泽东称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范”。

三十八军与八路军的亲密合作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先后将孙蔚如、赵寿山两任军长调出三十八军，并派亲信张耀明任三十八军军长。张耀明一上任就公开叫嚷“三十八军有共党，要开展‘自首运动’”，还发布“杜绝奸谋，预策安全”的一号命令，妄图以改编、混编和肢解等阴谋手段，消灭进步力量，搞垮这支爱国武装。

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蒙定军报请中共中央派人到部队协同工作。1945年2月，党中央派周仲英、张西鼎到河南洛宁从事统战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这个任务很光荣又很艰巨。三十八军这个部队早就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那里早就有党的组织。三十八军在形式上虽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质上军内党组织一直是按照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艰苦的斗争……这个军在抗日前线打过许多胜仗，又同国民党顽固派作过斗争，你们去后要肯定他们的功绩，要和他们真诚地一起工作。”周仲英、张西鼎到三十八军后，向有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指示：“估计国民党可能有阴谋，部队应提高警惕，做好应变准备。一旦部队处境危险，便毅然自决行动。一切以保存抗日力量为主。”

蒋介石排斥异己，迫使三十八军武装起义，起义过程艰难曲折

1945年7月，蒋介石妄图利用改编之机消灭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值此重要关头，党中央、毛泽东指示：“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先回到晋冀豫鲁解放区。五十五师准备利用国民党整编机会争取获得新装备再回来。”当时，周恩来在重庆告诉正在重庆集训班集训的孙蔚如将军：“这支部队是杨虎城将军领导的部队，回到解放区后番号不变，同八路军一样待遇。”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民革命军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在中共地下党员刘威诚（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长）和张复振（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等领导下，于1945年7月17日 ，在师部驻地河南洛宁县举旗起义。这年8月，第十七师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陈赓等同志的接见。

9月，周恩来和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的人谈到十七师的起义时说：“请你告诉蔚如先生，抗战以来，我们没有分化和瓦解过任何友军部队。十七师是虎城先生的部队，也和我们合作最早，我们更不能分化他们。因为他们在张耀明压迫之下感觉无法生存下去，主动拉入解放区，我们不能拒绝。你告诉蔚如先生，我们仍保留该

师原来的番号，和八路军部队同样待遇。有一天虎城先生出来要带兵，我们一定让它再回去。”

十七师起义后，蒋介石进一步加强了对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的控制。1946年4月，蒋介石将第三十八军余部改编为整编第三十八师，所辖师为旅，原第五十五师改为第五十五旅，将五十五师师长孔从周（亦名孔从洲）升为副军长，实为架空他与五十五师的联系。

刘伯承、邓小平得到孔从周的密报后，于4月29日上午9时电报请示中共中央：“三十八军之孔师，已被整编为旅，孔被调为副军长。胡宗南知该师与我党及民盟有联络，拟将其营以下干部完全调换。孔在此种危机下，请求起义甚急，已派专人来邯郸面谈，5日左右可到。究应如何处理，请中央考虑速示复。”

当天下午5时，中央即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同意孔从周率五十五师起义，将队伍拉向解放区。电文如下：

刘邓：

绝密。俭艳电已悉。

孔师既无法隐蔽且有危险，应乘东北尚未停战，陇海、平汉尚在加修堡垒，以反对内战为号召，立即起义，拉至解放区。该三十八军之其他部分，凡不能隐蔽者，应一同起义拉至

解放区。并请你们妥善布置接应与堵击追兵。此复。

中央艳（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电复，刘伯承、邓小平当即组织人员赶赴焦作部署接应起义事宜。

蒋介石从中共军队加速造船、造桥等迹象中看出了五十五旅的动向，便假借“新乡一带发现土匪”为由，命令第五十五旅乘火车开赴新乡“剿匪”，企图将该旅消灭在调防途中。

副军长孔从周当时住在巩县焦湾的部属谢友三家，从他得知消息到开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了。军情紧急，他什么也没带，只带领两名卫士，便匆匆过洛河去动员起义。当他过河后走到孝义大王沟时，偏偏遇到了副军长姚国俊和政治副师长徐幼常。他只得推说是过河来洗澡的。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返回焦湾，于天黑之后复又过河北上，进而翻山越岭，绕行至离铁路不远的巩县新沟村。这里是一六四团一营驻地。在这里，孔从周召开紧急会议，赶在部队调动之前匆忙发动起义。

渡过黄河就是解放区。他们的行进方向本该朝北，以便得到解放军的接应。但北、西、东三面均有重兵堵截，他们只得分几路向南突围。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被包围了。五十五师副师长孙子坤为掩护孔从周部被捕，许多同

志牺牲了。孔从周带领的一支队伍突围到登封时，面对强大敌人的包围，只得零散行动，绕道奔向集合点。

孔从周以陕西《平民日报》的记者证混过了保安队的盘问，再向南到达禹州，搭乘了一辆拉炭的汽车，来到南阳城外的树林里停下来。然后，他躲在魏营村边的麦地里。这时，五十五师排长孔令敏就在魏营村老家养病。经孔排长一家以及好几个热心人的帮助，孔从周在更为隐蔽的菩提寺后的竹林里安顿下来。在这里，他沟通了与起义失散人员的联系，并与中共中央派出的联络员王国接上了头。

1946年8月，孔从周到了山东荷泽，刘伯承、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他慰问。使其尤为感动的是，周恩来业已通过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将其全家老幼都安全地接到了解放区。

刘伯承司令员还说：“你们这次长途突围，真是不容易！辛苦了，你们回来了，我们非常高兴，还准备尽早恢复三十八军。”

邓小平政委说：“杨虎城将军首创的这支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们回来了，很好！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行动时，我们很担心，现在你们突围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对于你们的行动，中央是很关心的。”

中共中央兑现“保留番号”的承诺，国民党三十八军成了共产党三十八军

中共中央按照保留起义部队番号的承诺，于1946年9月13日在河北省邯郸，正式成立了中共领导下的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周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刘威诚为副军长。下辖第十七师（辖第五十、五十一两个团）、第五十五师（辖第一六三、一六四两个团）及一个教导团。原三十八军起义人员大都得到了相应职位的任用。这一天，邯郸各界4万多人举行了“拥护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庆祝前线我军自卫反击胜利大会”，军长孔从周、副军长刘威诚就职宣誓。

与此同时，新生的三十八军向全国人民发出了通电，电文在概述三十八军的光荣历史以及反蒋拥共的原因后，提出了重建三十八军的宗旨：“誓为国家民族之生存及全国人民之期望而牺牲到底！”

毛泽东、朱德分别给三十八军发来嘉勉电。 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立后，经过教育整训，部队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人员数量也大为增加。1947年6月之后，该军划归第二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指挥。在此前后的两年多，他们随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道，转战豫鄂陕，开辟了豫西、陕南解放区，参加大小战斗260

余次，毙、伤、俘敌人1.5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50余门，轻重机枪140余挺，长短枪2000多支，各种弹药34万余发，炸药3万多公斤，地雷200余枚，电线5000多公斤，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军整编中，撤销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番号

遵照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在全军整编时，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番号被撤销，所属师团一部分编入其后的陕南军区和昆明军区。由原十七师改编的五十七师，组建为第一石油工程师，他们为我国的石油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这次全军整编，西北民主联军中的第三十八军番号虽然被撤销了，但三十八军番号仍然保留了下来：1948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后由梁兴初将军任军长。这支部队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作战中都打出了威风。

1950年12月1日，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特地签发了“三十八军万岁”的嘉奖令，从此，“万岁军”便成了第三十八军的美称。该军军长自

然被誉为“万岁军军长”。

为对历史负责，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曾经联合发布《关于确定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时间的通知》。通知指出：“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典范。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三十八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同日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故对原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