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土地荒漠化问题探索

中国西部分为西北和西南两大区域：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西南则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西藏等省市区。学术界一致认为，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很严重，但对西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尚未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的特征不同而已。 据国家林业局《第二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199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到267.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7.9％。其中风蚀荒漠化面积187.3万平方千米，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0％；水蚀荒漠化面积26.5万平方千米，占9.9％；土壤盐渍化面积17.3万平方千米，占6.5％；冻融荒漠化面积36.3万平方千米，占13.6％[2]。这些荒漠化的土地主要分布在18个省（区）的471个县（旗）。这些县（旗）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主要表现为农田和草场的沙化。我国西北地区有十几处面积较大的沙漠，它们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库姆达格沙漠，青海的柴达木沙漠风蚀地，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雅玛利克沙漠、浑善达克沙地，内蒙、甘肃的腾格里沙漠，内蒙、宁夏、陕西的毛乌素沙地等等。这些沙漠分布于东经75°至东经122°，北纬37°至北纬47°的高原、盆地和平原之间，总面积达70多万平方千米[3](p3)。除沙漠之外，西部地区还有将近60万平方千米的戈壁。如此广袤的沙漠、戈壁是中国西部独特的 自然 景观，也是西部土地荒漠化的重要表现。 在茫茫沙漠和漫漫戈壁的周边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随处可见，不少地方的耕地和草场已经完全沙化。内蒙古沙漠化土地最多，达80 560平方千米；其次是新疆，沙化总面积为30471平方千米；陕北地区沙化21686平方千米；甘肃沙化面积10736平方千米；宁夏沙化面积10215平方千米；青海沙化面积亦达到4400多平方千米。在上述沙化土地中， 正在沙漠化的土地约67000平方千米，强烈沙漠化的土地约60000平方千米，严重沙漠化的土地约35000平方千米。陕北地区和内蒙鄂尔多斯地区，内蒙科尔沁、西拉木伦河上游、锡林郭勒及察哈尔草原，宁夏中东部地区、贺兰山西麓山前平原，甘肃弱水流域、阿拉善中部及河西走廊绿洲边缘地带，沙漠不断向外扩展[4]，使大片农田、草场呈现出荒漠景观。据统计，陕西土地荒漠化率为15.96％，甘肃为50.62％，宁夏为75.98％，青海为33.06％，新疆为86.07％，内蒙古为59.27％[5](p153)。情况相当严重。 西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则主要表现为农田的石漠化。石漠化地区土层浅薄，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在漫长的岁月中，西南诸省区形成一些面积较大的岩溶地貌和石漠景观。如云南全省岩溶面积达11.1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滇东、滇东南和滇东北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29％。贵州省石漠化土地在黔南、黔西南、黔东南、六盘水、安顺、毕节、铜仁、遵义等地均有分布，总面积达13.888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7.9％。在石漠化地区，岩石裸露率在70％以上者占石漠化面积的38.9％。有不少旱地还潜伏着石漠化的危机[6]。广西石漠化的情况更为严重， 岩溶山区的石漠化面积已占总面积的37.8％[7](p336)。 除沙漠化和石漠化外，水土流失等原因引起的土地退化也相当普遍。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千米， 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据中国 科学 院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和陆大道等的《1999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1999年西北各省区的水土流失面积为56.22万平方千米，西南各省区水土流失面积为45.99万平方千米，这还没有包括西藏的水土流失面积，如果加上西藏，数字就更大了。在西部各省区中，宁夏的水土流失率达69.94％，陕西66.87％，四川43.65％，贵州43.55％，高出全国平均值的1至3倍。由于水土流失，地力不断下降，不少原本适宜农牧的地方也出现了荒漠化的倾向。

二、西部土地荒漠化的 历史 过程 从历史地 理学 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土地荒漠化并非一朝一夕之故。无论是西北地区的沙漠化现象，还是西南地区的石漠化现象，都是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据地质资料、考古资料和 文献 资料，位于西部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浑善达克沙地在地质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陕北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毛乌素沙地则是在第四纪以来逐渐形成的[8]。尽管这些沙漠形成的时间有先有后，但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 翻开丰富的历史典籍，我们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已可看到“流沙”的记载。不过，那时的“流沙”只有三处：一处是指敦煌以西的沙漠，即今新疆境内白龙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处是居延海一带的流沙，即今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还有一处是指阴山以北的沙漠，史书上称之为“大漠”或“大幕”。敦煌以西的沙漠位于丝绸之路沿线，当年张骞凿空、班超通西域、赵充国在西域屯田皆经过其地，故文献中对这一沙漠记载较多。《高僧传》载法显赴印度时，“发自长安，西渡流沙”。所谓“西渡流沙”就是向西穿过白龙堆的沙漠。居延是汉代重要的屯田区域，故居延以东以北的流沙多见于汉代史籍。《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载，弱水“余波入至流沙”。《后汉书》卷一一三解释说，居延又称“居延海”，是古代的流沙之地。至于阴山之北的流沙，则往往与匈奴相连。《说文解字》说：“漠，北方流沙也。”《后汉书》卷二三载：“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晋书》卷九七载：“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当时对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并没有明确记载，说明那时毛乌素沙地明沙很少，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对沙漠的记载明显增多。这一时期文献中记载的沙漠，仍然主要是前面提到的流沙。如《博物志》卷八载：“自敦煌涉流沙往外国，沙石千余里。”《周书》卷五○载：“鄯善，古楼兰国也„„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西北有流沙数百里。”这些记载所说的流沙显然是指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晋书》卷二载：“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魏书》卷九九载：“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这里所说的沙漠或大漠则是指甘肃以北内蒙古地区的沙漠。此外，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还提到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沙地。《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这说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认识的沙漠较前增多。由于战争和动乱的等因素 影响 ，有些地方已出现荒漠化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汉时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开垦的一些“屯田”被迫放弃，沦为荒漠化的土地。时至今日，在武威、张掖、敦煌等地的沙漠和戈壁上，仍然可以依稀地看出汉代城堡、烽燧和农田的遗迹。但此时的土地荒漠化是有限的。许多后来沙化非常严重的地方在当时生态环境仍然是较好的。如当时黄土高原北端的白于山南麓有茂密的森林，白于山北麓的芦河流域和红柳河流域则是灌木草原，间有乔木散生其间。公元五世纪初，匈奴首领赫连勃勃曾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9](卷五五五引崔鸿《十六国春秋》) 并在此地修建了著名的“统万城”，作为大夏的国都。说明此地生态环境很好，根本不存在荒漠化的问题[10]。 隋唐五代时期，文献中对西部地区的主要沙漠均有记载。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强，西部荒漠化地区有所扩大。例如，唐代前期，统万城周围地区仍是有名的“卧马草地”。其后由于毛乌素南缘地区过度开垦和放牧，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毛乌素流沙不断南移。到唐代晚期，统万城一带已受到风沙的侵袭。河西走廊地区自汉代设郡以来，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开发的规模日益扩大。经过长期的经营，到唐代显得相当富庶。但由于人们对绿洲水土资源过度利用，以及采取过度樵采等不良土地利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绿洲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了沙漠化的扩大。唐代以后，石羊河下游、黑河下游、马营河及摆浪河下游等地的汉唐绿洲都经历了沙漠化的过程[11](p79—144)。由于昆仑山北麓河水的退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移，塔

里木盆地南缘的大片绿洲变成荒漠，楼兰、精绝等西域古国被掩埋在沙漠之中，成为沙漠深处的废墟[12](p19—27)，丝绸之路南道也随之衰落。 宋元明清时期，荒漠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宋辽夏金对峙阶段，由于战争和动乱，北方地区人口逃亡情况严重，不少地方农田荒芜，水利失修，沦为荒漠。在辽、金和西夏统治的北方地区，荒漠化的情况特别突出。《辽史》卷三二载：“辽国尽有大漠”，《宋朝事实》卷二○载：“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西夏书事》卷三三云：“夏南境地仅存五六千里，居民皆散处沙漠、山谷间。”显然，宋元之际是北方荒漠化扩大的重要阶段。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西部地区再次掀起开垦土地的热潮，许多地方的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荒漠化不断扩大。在西域地区，绿洲面积急剧缩减，许多汉唐时期的遗迹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地不断向东南地区推进。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情况与日俱增。在西南四川、贵州等地，石漠化区域也在扩大，以毛乌素沙地南缘为例。毛乌素沙地南缘在明代出现大规模屯垦。清初长城沿线放垦，所留草地仅十之二三。结果出现“古沙翻新”或“就地起沙”的情况。形成“地拥黄沙草不生”的荒凉景观。民国时期，鄂尔多斯与黄土高原之间的天然植被继续遭到破坏，荒漠化随之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 目前 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