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道教史籍的语言风格

论元代道教史籍的语言风格

语言风格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现象，是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或个人的各种独特性。作为宗教文献的元代道史籍在语言风格上具有叙事简练、文笔流畅，直白浅易、不加渲染，玄虚神秘、广用术语，以诗传道、含蓄婉转等独特的个性。

道教史籍之编纂由来已久，考察发展大势，其芸芸大者当在宋元，尤其以元代最为典型。《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收入的元代道教史籍便有近三十种，一般置于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分别归入记传、谱录两大类，亦有少数收在正乙部如《长春真人西游记》者。

语言风格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现象，是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流派或个人的各种独特性。它既可用于某一具体作家、作品，也可用于某一流派、某一时代、某一阶层、某一民族方面。所以，风格这一名词的外延是很广泛的，它可以包含作品的风格、作家的风格、流派的风格、时代的风格、阶层的风格和民族的风格等方面。作为宗教文献，元代道史籍在语言风格上有其独特的个性。

一、叙事简练、文笔流畅

元代道教史籍在语言风格上具有叙事简练的特征。有的传记洋洋洒洒数千言言，也未见拖沓。如《仙鉴续编》卷二“丘处机”，以时间为序贯通叙述，不枝不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其开篇甚简练：“师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世为显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师甫十九，递居崐崘山”。而在叙述丘处机率弟子西行雪山讲道之前后经过时，则不惜笔墨，肆意铺展，几近数千言。这种既简练又突出重点的语言风格，在元代道教史籍中较常见。有的传记不足百余字，但内容详瞻。试读《终南山说经台历代真仙碑记》“精思法师韦真人”条：“真人名节，字处玄，杜陵人。早有才名，为魏明帝东宫侍书，年三十八称疾退隐。后著道士服，从赵炼师游，注《易》、《老子》书百余卷。周武帝幸，观祠醮，钦其风，命座演教。真人乃剖析天人之理，大明内圣外王之道。帝称精思法师，时号关西夫子”。传记虽短，但传主一生的主要行迹清晰可见。一些元代道教山志，也很好地借鑒了世俗史籍的表现手法，广泛地采用注释、按语及互见体例，以《武当福地总真集》为例，卷中叙“三十六岩”使用互见法甚多，使其语言具有简明凝练的特点，避免了行文上的重复。

不少元代道教史籍兼有文笔流畅的特点。比如《长春真人西游记》，用“坡陀折益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滩。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唯有马回还”，“东北行千里外无沙处，绝无树木……”来描写“南北数千里”的荒漠，用“黄云白草”、“黑车白帐”、“岸多高柳”、“草多黄花”来记述斑驳美丽的草原，用“男子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饮毛茹血同上古”记述大草原的风俗与生活，以及“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的淳朴纯朴民风。同时，还描写了成吉思汗的故都窝里朵：“车帐千百”、“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

未有若是之盛也”的盛景，别有一番帝王气象。杨建波称其语言“生动、瑰丽、雄健、简洁”，为允当之论。其他如《武当福地总真集》绘形状物栩栩如生，叙事简洁概况，语言生动、形象、骈散结合，奇一中透漏着错落美，可视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仙都志》写景状物也很有文采，语言洗练，佳句叠出。《茅山志》、《甘水仙源录》等都录有不少碑刻题咏，多出自文坛巨子之手，文中精品，篇中佳什，俯拾即是。

二、直白浅易、不加渲染

在驳杂的道教文献中，不乏艰涩古奥者，有的如《天仙金丹心法》等书，甚至有意将文字按一定规律错杂排列，且以隐语行文，使人望而却步。道教史籍以记载历代仙真及其事迹为主，目的是向世人宣传神仙实有、神仙可学的理念，同时为修道者提供崇拜的样板，所以较为直白浅易，通俗可观。

元代道教史籍的写人叙事一般采用不加渲染的史传笔法。比如，绝大多数神仙传记表述方式大致相同：开始简单交待人物的姓氏、籍贯、家庭状况，然后以之为中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事迹加以展开情节。如《仙都志》卷下《高士》之“徐元瑨”条：“号梓林，丽水人，为玉虚道士。宋景定间应诏祈雪，用粉笔书青纸，为五出者，以进曰：‘翼日辰时必雪，皆五出。’及期，果然。赐号紫微惠济先生。……大德甲辰无疾羽化。”《仙鉴续编》卷三“郝大通”开篇云：“师名大通，字太古，宁海人，广宁其号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可见，其笔法皆史家套路。大部分道教史籍记述人物并不着意刻画，作品中基本没有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甚至也没有外貌、肖像描写，如此单一的手段虽然不可能写出血肉丰满的人物，但却具有叙述连贯得法，语言自然朴实，直白易懂的特点。这种照实而录、不加渲染的语言表述模式是神仙传记中最为常见的，给人一种客观真实的感受。《长春真人西游记》也是同样的表述模式，李志常以其所见的顺序一路写去，他并没有刻意去捕捉什么，但是看似不经意摄入的若干画面，却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或许就是简易的艺术美。朱光潜先生说：“简易是艺术最后的成就，古今中外最大的艺术作品都是简单而深刻。”大部分道教史籍的简易谈不上深刻，但作为一种语言风格，简易总是值得称道的。

三、玄虚神秘、广用术语

虚妄语言的大量存在，及道教术语的广泛使用，形成元代道教史籍神秘化的语言风格。其中，《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梓潼帝君化书》、《玄天上帝启圣录》等书对灵异变化的描述随处可见。多数仙传的人物结局已经形成固定模式：他们有的直接升天：王倪，“尧舜之时犹有见者，后一旦升天”。王传，“其父子并得道，后升天而去”。有的乘风而去：马丹，“灵公欲仕之，逼不以礼，有迅风发，丹入回风中而去”。有的驾云飞腾而去：杨泰明，“一日，日中，祥云迎绕于庵前，泰明遂乘云升腾而去”。有的乘龙而走：马师皇，“一旦龙负而去”。有的尸解：吕尚，“有难而不葬，后子伋葬之，无尸，唯有《玉铃》六篇在棺中云”。有的莫知所终：赤须子，“后住吴山下十余年，莫知所知”。 诸如此类的语言在道教文献中屡见不鲜。即使随着道教神仙观念的变化，白日飞升之类的字眼愈来愈少，但仍然带有浓厚的玄虚特色。如马钰去世前，“进士徐绍祖等见空中卿云鸾鹤，

变态飞舞，不可名状，重阳云冠绛服，丹阳三髻素衣，现于云际，移时乃去”。 我们看到，在仙传的结局部分，宗教的神秘的超自然色彩表现无疑。作为道教文献，应用本教术语也是题中之意，而术语过多势必造成内容的晦涩难懂。元代道教史籍在体裁上多传记、山志，而非教义、法术专书，因之术语并不集中，但仍较为普遍。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有的仙传只是概括传主一生行迹，而对涉及术语较多的专著、法术不做深入介绍。比如，《仙鉴》卷二十四“葛洪”只录葛洪《抱朴子》自序，说明著书缘起，并引《晋书》卷七十二“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賾，析理入微”，）而未言该书内容；同卷“陆修静”只云“先是洞真之部真伪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泾渭乃判。故斋戒仪轨为将来典式。”虽点明其对《道藏》分类的巨大贡献，但未言“三洞”体例之具体情况；同卷“陶弘景”内容甚详，但于其《真诰》、《学苑》、《孝经论语集注》、《帝代年历》等书也是仅录书目而已。这种处理方式，既避免了术语的泛滥，也不违背传记的体例，是较为理想的。当然，仙传中也有全篇遍用术语的例证，如《仙鉴》卷七“苏林”条就涉及到“炼气益命之道”、“服胎食之法”、“还神守魄之事”、“三尸”、“谷虫”、“太上八琼飞经之丹”、“五斗三一大帝”、“三一”、“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守形思真”、“泥丸”、“玄丹”等许多玄妙术语，遂使全文捍格不通，难以卒读。

总之，由于虚妄语言及较多术语的存在，形成了道教史籍与世俗史书在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从而给人们认识這些文献加大了难度。

四、以诗传道、含蓄宛转

诗词与道教教旨颇有契合点，道教修炼本来重存思玄想，而后世道教所谓内丹、性命双修，实际上也是强调以内省的方式，对玄妙境界的体验。诗词作为一种“要眇宜修”的艺术形式，擅长的本就是表达内省式的、私人化的情感体验，其含蓄婉转、含而不露、一沾即走、一点即透的词体特征，也同样十分适合于道教内省境界的表现。词本身作为一种流行和通俗化的文艺形式，也利于教旨的传播。最为典型的以诗词传道的风气始自全真教，元代全真教徒刊行了大量诗文集，在道教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其主旨不离弘道。受此风熏染，元代道教史籍也融入许多传教诗词，从而形成了极有韵律的语言风格，读来琅琅上口。

如《仙鉴续编》卷一“王嚞”收诗词多首，有七言绝句《遇师》、《甘水镇留题》、《赠马钰》及词《踏莎行·烧庵》等。其《踏莎行·烧庵》云：“数载殷勤，谩居刘蒋，庵中日日尘劳长。豁然真火瞥然开，便教烧了归无上。奉劝诸公，莫生悒怏，我咱别有深深况。唯留灰烬不重游，蓬莱云路知来往。”这首词一方面表明王嚞对自己多年尘世生活的翻然悔悟，及弃家修道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规劝众人，莫生不满，当效法自己倾心向道。《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收诗词更多些，有神人授密语诗词五篇、《烧庵》、《寿期》等七言绝句多首、《竹杖歌》等七言诗、《虞美人》等词。其《竹杖歌》云：“一条竹杖名无著，节节辉辉光灼灼，伟矣虚心直又端，里头都是灵丹药。不摇不动自清闲，应物随机能做作。……” 以此告诫弟子们坚定不移，一心修道。

丘处机作为杰出的道教诗人，深谙道家美学。其“诗词题材颇广，大抵为抒情言志、纪事写景之作。其登临揽胜，讴歌山川，苦旱喜雨，警世愍物，有如仁

人志士；其赠答应酬，随机施教，除顽释蔽，论道明心，俨然一代宗师；其居山观海，吟月颂松，流连风景，则似隐士文人”。《长春真人西游记》收录丘处机师徒吟咏赞颂几十首，多寓情于景，既赞叹西部风光、记录见闻、抒发感受，又宣传教旨。试读《贺圣朝》，其一：“断云归岫，长空凝翠，宝鉴初圆。大光明弘照，亘流沙外，直过西天。人间是处，梦魂沉醉，歌舞华筵。道家门、别是一般清，暗开悟心田。”其二：“洞天深处，良朋高会，逸兴无边。上丹霄飞至，广寒宫悄，掷下金钱。灵虚晃耀，睡魔奔并，玉兔婵娟。坐忘机、观透本来真，任法界周旋”。两首词皆作于庚辰（1220）中秋，作者通过空旷明澈的月景，构成辽阔深远的意境，抒发开悟心田、洞彻本真的道教情怀，本意还是弘扬道教的“清”与“真”。

当然，许多传道诗词格调不高，亦未见多大文学价值，但对于丰富道教史籍的语言风格，改变一些仙传枯燥乏味的表述方式还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