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热”

第38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7月 Vol.38 No.4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ul. 2016

简论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热”

魏 雪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回溯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热”这一文学现象，从新时期文坛特殊的文化背景，小说文体观念的发展以及作家创作的主体性三方面，发掘散文化小说创作“热”的深层原因，对研究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化小说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文体观念；创作主体 中图分类号：I109.9

A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4-0079-04

DOI：10.3969/j.issn.1009-9115.2016.04.019

A Discussion on the Boom of Prose Novels

WEI X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448000,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a large number of prose novels in modern literary circle. In this paper, the deep reason for the boom is discussed in three aspects: the peculiar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stylistic development of novel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authors. This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prose novel productio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prose novels; stylistic concept; creation subject

一、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热”

新时期文坛散文化小说大量涌现，作品数量非常多，作家队伍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除了以汪曾祺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从事散文化小说的写作，以贾平凹、何立伟、阿城、邓刚、史铁生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也加入散文化小说的创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作品的增多促成了文学评论界对散文化小说的关注，关于散文化小说的研究评论文章大量出现，20世纪80年代文坛出现了散文化小说“热”。

先生说：“第一次读汪曾祺的作品时，我就曾惊异地叹

[1]

道：原来作品也可以这样写！”1980年至1983年期间，

老作家汪曾祺创作了一系列的散文化小说：1980年创作了《异秉》《受戒》《岁寒三友》等作品；1981年发表的作品有《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徒》《故乡人》等；1982年发表了《晚饭花》《皮凤三楦房子》《王四海的黄昏》《钓人的孩子》《鉴赏家》等作品；1983年发表有《八千岁》《星期天》《故里三陈：陈小手·陈四·陈泥鳅》《云致秋行状》《尾巴》《职业》等作品。从1980年至1983年短短的几年时间，汪曾祺发表了如此多的散文化小说，对整个文坛来说意义非凡，使人们在当时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革命现实主义主流文坛之外看到了散文化小说这一文体的勃勃生机，极大程度上带动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使新时期初期的文坛逐渐形成了一股散文化小说创作的热潮。

伴随着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受戒》引起文坛的轰动，研究散文化小说的文章也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研究者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个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对

1. 老一辈的作家重出文坛

老一辈的作家主要是在中国现代文坛已经开始发表作品，新时期文坛复出发表散文化小说，并且影响力非常大的作家，主要以汪曾祺作为代表。在40年代汪曾祺就创作了《鸡鸭名家》《老鲁》《戴车匠》等一系列散文化小说，新时期汪曾祺带着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散文化小说重出文坛，作品不仅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且给当时还处于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在新时期文坛引起巨大轰动。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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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12-29 作者简介：魏雪（1983-），女，湖北钟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小说。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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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研究最多。新时期汪曾祺小说的研究“以1980年唐挚的《赞〈受戒〉》、张同吾的《写吧，为了心灵》为发端”[2]，1981年，短篇小说《大淖记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论者凌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是诗？是画？》一文对汪曾祺的小说《大淖纪事》进行评论[3]。1982年程德培发表评论文章《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将汪曾祺的作品与沈从文、孙犁的作品联系起来，对汪曾祺小说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肯定[4]。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季红真从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入手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评论，并且针对一些否定汪曾祺作品时代性的现象为汪曾祺的进行辩护[5]。黄子平认为汪曾祺的小说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对其小说创作进行了肯定[6]。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使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作家备受瞩目，同时也推动了散文化小说的创作，随后有大量的新时期作家开始创作散文化小说。

2. 新一代的作家积极创作

以何立伟、贾平凹、阿城、邓刚、史铁生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作家开始大量地从事散文化小说的创作，发表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和老一辈作家一起共同将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最高峰。何立伟承继着汪曾祺在80年代初期的散文化小说的创作，在1983年至1984年间先后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石匠留下的歌》《小城无故事》《白色鸟》等作品，其中《白色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邓刚在1983年凭借其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轰动文坛。作家史铁生于1983年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贾平凹也在1983年以后，深入商州地区，写出了属于“商州系列”的散文化小说《商州三录》，以及在80年代末发表《太白山记》。作家阿城在80年代发表《遍地风流》。女作家迟子建于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1986年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1987年在《青年文学》上发表《北国一片苍茫》。曹文轩在80年代也开始发表《没有角的牛》《云雾中的古堡》《埋在雪下的小屋》等散文化小说。这些新时期走上文坛的新一代的青年作家们和以汪曾祺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一起将散文化小说创作在80年代推向了一个高潮。

伴随着80年代散文化小说创作的热潮，散文化小说的研究也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在对老一辈的作家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这些新一代作家的散文化小说的创作。评论者们对史铁生、何立伟、贾平凹、阿城等作家的散文化小说的创作进行研究，从中探讨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的特征。并且有学者将散文化写法融入小说创作这一现象明确定位为“散文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名称比之‘小说的散文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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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准确地揭示近几年来部分小说的美学流向”[7]。散文化小说这一名称得到正式确立。散文化小说的研究和创作相互辉映，共同造就了80年代散文化小说的“热”。

二、新时期散文化小说“热”的缘由

改革开放后，国外大量的文学思潮、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创作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相碰撞融合。作家们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影响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新时期文学逐渐摆脱政治观念的束缚，追求“文的自觉”，向文学本位回归，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突破和创新。与新时期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相比较，以汪曾祺的《受戒》为代表的散文化小说重新审视以往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成规，向文学本体回归，在文坛一经发表便引起巨大轰动。在汪老的带动和影响下，大量的青年作家从事散文化小说的创作，掀起了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的热潮。

1. 文学环境：文学超越政治后处于“离散化”状态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结束了长期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文艺不再从属于政治。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地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取代了之前“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84年的杭州会议，文学界对以后文学发展的方向进行了一个“敢问路在何方”的热烈讨论。文艺“从属”于政治，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存在的状态得到彻底的改变。新时期文学思潮从政治的核心中解放出来，从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觉醒的角度，打破了多年来的“左”倾思潮和文化专制主义对文学的桎梏，继而也改变了新时期初期带有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主流文学创作为主体的局面，推动了文学创作思想内容的解放，使文学创作逐渐走上正常的多元化的发展轨道。关于这一转变现象，有学者将其称为“政治移心化”，并作了详细的阐述：

一、“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文学观念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政治的需要已不再被视为文学活动的惟一出发点和归宿；二、文学对政治内容或政治观念的表达不再具有优先性，因此政治在关于文学的价值体系中也逐渐失去了其支配权，不再是中心性的标准；三、附着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写作成规和话语系统开始松动，由于新的写作成规和话语体系的生成，将它们由以往惟一的规范下降为多元中的“一种”；四、不同的作家、流派、思潮可以任意地或按照变化着的需要，消解或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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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中心，从而形成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态势。

[8,p23]

新时期文艺的“从属”地位改变，结束了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独挡天下的局面，文学从政治权威中分裂出来，开始显现其独立的审美价值，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创作潮流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重现，大量西方的文艺思潮和文艺创作方法引进，促成了新时期文坛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在离散化、多元化的局面中，不同于在文坛长期占据独尊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尤其是精英文学在新时期获得了自身的话语权对文坛的影响力非常大。在长期的“左”倾思潮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坛，是主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独尊的时代，精英文学是从属于主流政治权力话语文学的。新时期文坛，“精英文学开始从主流政治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获得了自身的话语权，并且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寻根文学’的出现，就昭示了精英文学摆脱依附性的趋向”[9]。

作为新时期精英文学的重要代表——寻根文学在80年代中期影响力迅速扩大，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流派，在80年代中期的文坛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代表主流政治话语意识形态的文学。而新时期的散文化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够形成热潮，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寻根文学的声势造成的。众所周知，80年代创作散文化小说的作家大部分都属于寻根文学的作家，他们创作的散文化小说也被看成是寻根文学的一部分，是寻根文学中小说的一种创作体式。新时期寻根文学发端可以追溯到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随后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贾平凹的《商州三录》、阿城的《遍地风流》等作品，我们均可看作是寻根小说的作家在文学创作观念、文体意识上的“寻根”。

所以说，散文化小说在80年代的“热”是伴随着寻根文学的“热”而产生的，是新时期文学超越政治处于离散化状态后，精英文学获得自身话语权并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的产物。

2. 小说文体观念的变革

新时期文坛是在对“文革”期间“左”倾文艺思潮的否定和批判中开始的，这种对文学观念的否定和批判精神一直深入到小说创作的领域。新时期人们积极要求突破传统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规范，进行文学观念的变革，使文学回到审美性，文学创作开始了对文体的自觉追求。文体的变革“意味着一个时代审美文化心理及哲学观念的变化”[10]，反之，一个时代审美文化心理的变化也会影响着文体的变革。在新时期社会思想文化大变革的背景下，文学创作观念发生变革，关于小说创作的文体观念也发生改变。新时期散文化小说的涌现从某种

意义上讲，正是小说文体观念变革的产物。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思潮强调打破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规范，使文学回到“人学”的传统，回到文学本身，恢复文学的审美性，从文学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觉醒的角度实现了文学创作观念的突破，伴随着这一突破的是人们对小说固有的艺术创作规律的重新认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借用西方现代小说理论探讨新的小说艺术方法，认为小说向人的精神世界、向人的心灵深处的进一步开拓应是其艺术新的发展方向，他在书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散文和小说的结合将产生散文小说”[11]。王蒙指出“我们缺少那种一个镜头、一个片段、一点情绪、一点抒发、一个侧面的小说”[12]，明确倡导小说艺术体式的改革与创新。显然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文体观念为散文化小说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0年代中期前后的文学思潮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等美学思潮的影响，融入传统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小说创作的形式。文艺理论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对当时小说体式的变革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84年文学批评家黄子平在《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一文中，全面分析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道路，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一种注重“写横断面，掐头去尾，重视抒情，弱化情节，讲究色彩、情调、韵律、和时空交错、角度交换”[6]的小说体式。他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当时短篇小说的发展所出现的抒情化、散文化、诗化的趋势，应该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创作倾向，因为它表现了小说艺术解放的要求。黄子平的“写横断面”“重视抒情”“弱化情节”的短篇小说正是散文化小说的鲜明体现，促进了当时散文化小说的快速发展。承续着黄子平的观念，关于小说文体问题的讨论在1985年至1986年达到了繁荣的局面。当时对小说文体的讨论是全方位展开的，主要包括小说文体特点的描述、小说艺术思维的新变、小说形式的本体论考查、小说结构形态的研究、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具体探讨等等。讨论的结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成《小说文体研究》一书出版[13]。这次大规模全方位的关于小说文体的讨论进一步推动了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为80年代中后期小说文体的全面变革并呈现多元化的状态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为散文化小说在新时期最终出现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时期文坛逐渐全面和深入的小说文体观念的变革，使这一时期的小说体式逐步从单调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禁锢里一步一步解放，推动了小说文体意识的自觉，充分显示了小说艺术本身的丰富性、多样性。小说文体观念的变革为新时期散文化小说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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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作主体的自主选择

随着新时期文体意识的自觉和小说文体观念的不断解放，作家的创作不再是出于某种原则和文学规范而进行，而是同作家的审美追求和艺术个性结合起来。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文体与文学家的审美意识紧密相连，与文学家对世界的观察、体验和感受的方式紧密相连。”[10]作家从革命现实主义成规中脱离出来，以自身的审美追求为出发点去对艺术形式进行大胆探索，他们为了不断地创作出新，大胆地使用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打破不同文学体裁的文体界限，甚至从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中吸取创作经验，将散文的创作手法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承继中国现代文坛出现过的散文化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坛形成了一股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小说迥然相异的创作热潮。

散文化小说远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形成具有传统审美理想和创作方式的小说创作体式，是创作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散文化小说作家一般都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太密切。汪曾祺当年在谈到小说《受戒》时曾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14]我们在他的作品里几乎看不到社会时代背景留下的痕迹。汪曾祺曾非常明确地说：“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15]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退避于政治，或偏离于那些与政治结合得很紧密的主流文学”[8,p15]。

在小说创作中有意避开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追寻小说本身艺术形式的创新，似乎是当时散文化小说作家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散文化小说当中，我们很难看到社会时代政治环境的因素，即使有一些，作家也都是有意避开，刻意淡化，这是散文化小说的一个鲜明的文体特征，显然是其创作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散文化小说作家远离与时代政治结合紧密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自主选择退避，在传统的小说创作形态和审美经验中，找到了与自身观念相契合的小说创作体式，形成了散文化小说的创作。我们在汪曾祺、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找寻到如贾平凹所说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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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的“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8,p18]的文学审美经验，我们也可以从古代笔记体小说的形态中找寻到新时期散文化小说创作的艺术形态。因此可以说，新时期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散文化小说作家有意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在传统的审美经验和小说形态中找到与自身审美价值的契合点，将散文的创作笔法融入小说创作，促成了散文化小说创作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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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