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尧臣诗歌的体裁选择

胡传志;汪婉婷

【摘 要】梅尧臣诗歌的体裁分布极具特点:五言古诗最多,五言律诗次之.前期五律比例大,后期五古比例大.七言诗相对较少,仅占总量的四分之一,且多集中在后期.五律适合梅尧臣的才性,是其成功进军诗坛的体裁;五古更符合他的性格和兴趣,是其用力最多、赖以安身立命的体裁;七言诗是他成名之后用于酬唱的体裁,有利于他纠前期之偏,真正融入诗坛主流队伍之中.

【期刊名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43)005 【总页数】9页(P646-654) 【关键词】梅尧臣;诗歌;体裁 【作 者】胡传志;汪婉婷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22

梅尧臣（1002－1059）是宋诗的开山祖师，奠定其地位的要素，除了他的诗歌成就、诗歌风格、创作方式等等之外，还与他鲜明的体裁倾向有关。每种体裁各具传统，各具个性。梅尧臣通过艰苦的探索，在各种体裁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体裁，同时适当兼顾其他体裁，使得其创作既不脱离时代，又超越同侪，彰显其个性，开

拓出新境界。

“一生憔悴为诗忙”［1］843，梅尧臣平生致力于诗歌创作，现存诗歌2878首。为便于研究，我们依据朱东润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对其30年间的诗歌体裁按年进行统计，列表1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两方面信息：一是年均存诗量的变化。从现存诗歌来看，梅尧臣有诗传世的创作生涯约30年，自天圣九年（1031）至嘉祐五年（1060），以庆历四年（1044）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3年，累计存诗521首，年均40首。后期16年又4月，累计存诗2357首，年均约145首。其中皇祐元年至皇祐三年（1049－1051）在宣城守父孝，创作量骤降，皇祐五年 （1053），又丁母忧，期间创作量有所减少。后期创作量远大于前期，与其诗坛地位提升直接相关。二是诗歌体裁的分布。五言诗是梅诗的主导样式，包括五言律诗与五言古诗，五言古诗超过千首，可谓一枝独秀。七言诗是梅诗的补充样式，七言各体之和尚不及五律一体，约占总量四分之一。梅诗的体裁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状态？对梅诗及宋代诗歌有何意义？本文拟就其几种主要体裁的变化予以探讨。

从 《分布表》来看，五言律诗是梅尧臣仅次于五言古诗的重要体裁，也是梅尧臣始终坚持的一种体裁，平均每年存诗约27首，最少的一年是明道二年 （1033），该年不独五律少，其他各体诗歌存世量都少。总体上后期多于前期，前期为217首，年均16．7首，后期为576首，年均35．3首。五律的增长幅度小于总量的增长幅度，说明五律的重要性在后期呈下降趋势。

如果将五言律诗与五言古诗相比，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律的总数明显少于五古，可在庆历四年之前，五律的总数反倒高于五古，五律为217首，五古仅为151首，二者颇悬殊，这说明在前期创作中，梅尧臣最重视的体裁是五律。尤其是刚入诗坛的天圣九年、明道元年，分别是27首、22首，更是引人注目，

可以说，五律是梅尧臣进军诗坛的首选题材。这是为什么？其缘由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梅尧臣早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2］1093，因而，对科举之道，一定较为关注。当时科举主考官刘筠、钱惟演、晏殊等都是 “西昆派”领袖人物，他们主导着诗坛风向。五律、七律是西昆派唱和的主要样式，华靡富丽，穷愁不遇的诗人梅尧臣也有少量类似作品。比如 《无题》：“斗觉琼枝瘦，慵开宝鉴妆。临风恐仙去，倚扇怯歌长。绿桂熏轻服，灵符佩缥囊。西邻空自赋，不解到君傍。”［1］47该诗作于明道元年 （1032），应是梅尧臣刚任职河阳县 （今河南孟州）主簿之际，前六句香艳浓软，末两句似有寄托，“西邻”是诗人自指，河阳地处汴京之西。由此可知，梅尧臣早年也难免受到西昆体余风的影响。

其二，梅尧臣学诗，从五言古诗入手，却以五言律诗登上诗坛。其 《依韵答吴安勖太祝》曰：“我于文字无一精，少学五言希李陵。当时巨公特推许，便将格律追西京。”［1］879从学习李陵五言古诗入手，进而因为进入西京诗人圈，在“巨公”的推许带动下，转向律诗创作。梅尧臣于天圣九年初入仕途，任河南县 （在今河南洛阳）主簿，恰巧前宰相钱惟演来洛阳担任西京留守，欧阳修担任留守推官，很快形成了西京文人圈。梅尧臣自然地加入其中，西京唱和成为一时盛事。相较于五古、七古等样式而言，五律的篇幅适中，能展示格律技巧，更适合酬唱，梅尧臣也就很自然地多用五律。 《邵氏闻见录》记载：“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自枢密留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遇之甚厚。”［3］81核心成员有钱惟演、谢绛、欧阳修、尹洙、梅尧臣、张汝士、杨俞，其中钱惟演年龄最长、官职最高，是 “西昆派”的领导者，也是西京文人圈的领袖。因此，梅尧臣初入洛阳诗坛的诗歌自然不能不受到钱惟演的影响。梅尧臣 《缑山子晋祠》题下自注：“以下陪太尉钱相公游嵩山七章。”［1］15未言是唱和诗，但肯定是应景之作。《缑山子晋祠》与 《少林寺》

《少姨庙》《天封观》《会善寺》《启母石》《辕道》，无一例外都是五言律诗。另一首 《留守相公新创双桂楼》是题钱家新居之作，也是一首五律，全诗如下： 藻栋起霄间，芳条俯可攀。晩云谈次改，高鸟坐中还。日映城边树，虹明雨外山。唯应谢池月，来照衮衣闲。［1］29－30

虽以写景为主，但高华富贵。他的 《太尉相公中伏日池亭宴会》是一首五言排律，风格与此相似。体裁与格调的选择，决非偶然，当与题诗对象直接相关。直到钱惟演去世后，梅尧臣的挽诗 《随州钱相公挽歌三首》仍然是五律。

其三，梅尧臣早期诗歌受到谢绛的影响最大。谢绛（994－1039）字希深，浙江富阳人。大中祥符八年 （1015）进士，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太常侍奉礼郎、河南府判官、权开封府判官、汝阴县令等职。梅尧臣与谢绛的特殊关系在于，天圣五年 （1027），梅尧臣娶谢绛之妹为妻。谢绛比梅尧臣年长九岁，“年十五起家，试秘书省校书郎”［2］715，阅历丰富，对梅尧臣照顾甚多，因此梅尧臣与谢绛的酬唱就很频繁。仅天圣九年至明道二年（1031－1033）年间，他们交往的诗歌就有以下诸篇：

和谢希深会圣宫 （五排）

寒食前一日陪希深远游大字院 （五律） 依韵和希深游大字院 （五排）

秋日同希深昆仲游龙门香山，晚泛伊川，觞咏久之，席上各赋古诗，以极一时之娱 （五古）

依韵和希深雨后见过小池 （五律） 依韵和希深游府学 （五律）

依韵和希深游乐园怀主人登封令 （七绝）

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 （五律）① 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二通判，其一当为谢希深，其一疑即孙祖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河南受代前一日希深示诗 （五古）

依韵和希深立春后祀风伯雨师毕过午桥庄（五律） 留题希深美桧亭 （五律） 和希深避暑香山寺 （五律） 和希深晩泛伊川 （五律）

希深所居官舍新得府相蔬圃以广西园 （五律）

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 （五古） 联句 （古木含清吹，五古）

希深洛中冬夕道话有怀善慧大士，因探得江字韵联句 （五排） 希深本约游西溪，信马不觉行过，据鞍联句（五律） 同希深马上口占，送九舅入京成亲联句 （五律） 玉尘尾寄傅尉越石联句 （五古） 依韵和希深新秋会东堂 （五排）

以上21首诗中，五律11首，五言排律5首，五古4首，七绝1首。五律比例最大，不仅说明梅尧臣与谢绛志趣相同，还能说明梅尧臣受到谢绛的影响。在9首 “依韵”及 “和”作中，有5首为五律。谢绛的原唱已经全部不存，但可以得知，是谢绛带动了梅尧臣的五律创作。

第四，五言律诗具有的体裁个性比较适合梅尧臣。如前人所说：“五言律规模简重，即家数小者，结构易工。”［4］81“五言律，文意简洁，才雄力富者不能尽其施展。”［5］3319五言律诗长短适中，结构相对简单，不适合大开大合、纵横驰骋，不适合才华横溢的诗人，却适合普通诗人，适合初学者，便于操作。在宋代诗人，梅尧臣的才华不及欧阳修、苏轼等人。景祐元年 （1034），比他年轻五岁的欧阳修作 《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将梅尧臣直接比喻为唐代的苦吟诗人贾岛，“圣俞善吟哦，共嘲为阆仙。”［2］1289而贾岛正是以五律见长的诗人。所以

说，梅尧臣选择五律，是选择了正好适合自己才情的体裁。

梅尧臣携五言律诗成功进军诗坛之后，并没有放弃五言律诗。后期创作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仅次于五言古诗的体裁。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庆历八年 （1048）出现大幅增长，多达90首，几乎占全年诗歌的三分之一。庆历八年的诗作，得益三个方面：一是仕途向好。正月，梅尧臣在京授国子监博士，赐绯衣银鱼。喜悦之情，形之于五律 《赐绯鱼》，诗曰：“蹉跎四十七，腰间始悬鱼。茜袍虽可贵，发短齿已疏。儿女眼未识，竞来牵人裾。不知外朝众，君恩惭有余。”［1］429这期间写下了一些流连光景的五言律诗，如 《胧月》《泥》《未晴》《夜阴》《夜晴》等诗。尽管本年三月，出生才五个月的小女称称夭亡，令他一度陷入悲伤，但五月回乡，八月又得故人晏殊的赏识，辟为陈州 （河南淮阳）镇安军度判官，心情逐渐好转。二是得江山之助。该年五月，梅尧臣偕妻刁氏回宣城，往返乘船经汴水、淮河、运河、长江，中途停靠扬州、金陵等地，沿途风物激发其创作热情，写下了许多纪行诗，如 《长芦江口》《早发》《慈姥山石崖下竹鞭》《望夫石》等诗。三是得友人之助，往返宣城途中，都于扬州拜会欧阳修，与之唱和，抵达陈州之后，又与晏殊唱和，其实早在两年前，梅尧臣经颍州，拜见晏殊，就已经得到晏殊的称许① 梅尧臣有首次韵五律，题作 《以近诗贽尚书晏相公，忽有酬赠之什，称之甚过，不敢辄有所叙，谨依韵缀前日坐末教诲之言以和》。《梅尧臣诗集编年校注》，第369页。。在与欧、晏的唱和诗中，梅尧臣有些五律。另外，梅尧臣还与其他朋友唱和，也写下一些五律，如 《夜泊虹县，同施景仁太博河上纳凉书事》《施景仁邀咏泗州普照王寺古桧》《舟次山阳呈王宗说寺丞》等等。

梅尧臣的五言律诗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方回甚至将之推到宋人五律第一的位置。方回评梅尧臣 《闲居》曰： “若论宋人诗，除陈、黄绝高，以格律独鸣外，须还梅老五言律第一可也。虽唐人亦只如此，而唐人工者太工，圣俞平淡有味。”［6］

970在评价陈与义 《与大光同登封州小阁》诗时，方回再次有感而发：“若五言律诗，则唐之工者无数，宋人当以梅圣俞为第一，平淡而丰腴。”［6］42方回独具只眼，道出了梅尧臣五律获得成功的关键—— “平淡有味”“平淡而丰腴”，这也是其五律与五古相通之处。他的五律尽管有不少酬唱应景之作，但真正代表其水平和特点的还是那些写景之作，如他的名作 《鲁山山行》：

适与野兴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1］168

该诗写于康定元年 （1040），为其前期作品，直写途中所见，随意自得，安闲悠然，尾联借助鸡声引向杳远的人家，余味无穷。中间两联虽是工巧的对偶，却无勉强着力之态。方回将此诗与王安石比较，曰：“王介甫最工唐体，苦于对偶太精而不脱洒。圣俞此诗尾句自然，熊鹿一联，人皆称其工，然前联尤幽而有味。”［6］174他称赞梅诗对偶洒脱，幽而有味。后期所作的 《闲居》更臻平淡有味之境： 读易忘饥倦，东窗尽日开。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谩数过篱笋，遥窥隔叶梅。唯愁车马入，门外起尘埃。［1］727

该诗作于至和元年 （1054），诗人丁母忧居于宣城。写闲居时所见所闻所感，内容极其普通，却散淡有味。

可见，五律不仅是梅尧臣的入门诗体，而且在数量上、质量上保证和提高了梅尧臣的诗坛地位。

汉代以后，直到初唐，五言古诗都是最主流的诗歌体裁，所谓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7］2。人自觉创作，从汉乐府到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主体都是五言古诗。到了唐代，随着近体诗的兴起，五律、七古、七律创作的繁盛，五言古诗的重要性随之下降。尤其到了中唐以后，五言古诗不太受到诗人们的喜爱，正如赵翼所说：“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8］118这种下滑态势一直延续到北宋，直到“北宋

诗文革新”之际，复古风起，诗人们才渐渐重视五言古诗。

在梅尧臣各体诗歌中，五言古诗数量最多，超过总数三分之一，成就也最高。宋荦 《漫堂说诗》有言：“五言古，汉、魏、晋、宋，名篇甚夥……余意历代五古，各有擅场，不第唐之王、孟、韦、柳，即宋之苏、黄、梅、陆，要是斐然。”［9］417宋代四位诗人中，梅尧臣是年代最早的诗人。钱锺书先生曾评价梅诗，“其古体优于近体，五言尤胜七言”［10］167，古诗足以自成一家。可以说五言古诗是梅尧臣得以安身立命的体裁。

梅尧臣为何如此喜欢五言古诗？为何能以五言古诗独树一帜、奠定北宋诗歌开山祖师的地位？

众所周知，五言古诗经过千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品格。反映民生疾苦、穷愁不遇是五言古诗一以贯之的主题。汉乐府、阮籍 《咏怀诗》、陈子昂 《感遇》、杜甫 “三吏” “三别”组诗，都是五言古诗史上的名作。某种程度上，五言古诗具有接近下层民众的性质，更适合表现日常生活。

梅尧臣早年科场不顺，后来长期沉沦州县，毕生穷愁潦倒，是被公认的 “穷士”。欧阳修曾对别人说，“近时苏、梅，二穷士耳”［11］22，梅尧臣也只得以贫贱自持，以文字来抒怀。“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1］368，穷士的身份和阅历，使得他与高华富贵的诗歌渐行渐远，让他日益亲近五言古诗。康定元年 （1040），梅尧臣任襄城县令，适逢天灾人祸。西夏反叛，大举入侵，河水泛滥，襄城受灾，官方还大肆征兵，“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上下愁怨”［1］164“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1］165，梅尧臣亲眼目睹这场巨大灾难，写下了感人肺腑的 《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诗，记录下层民众的心声。梅尧臣自觉地继承汉乐府至杜诗的传统，有意 “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1］164，有意运用五言古诗的形式，显然认识到五言古诗的传统优势。

五言古诗大量增加是在庆历四年，这一年是梅尧臣一生中极其艰难不幸的一年。年初，梅尧臣在湖州监税任上，生活已经相当窘迫，嗟叹“文章自是与时背，妻饿儿啼无一钱”［1］232；五月，解官回宣城；六月，渡江赴汴京；七月七日，妻子谢氏在舟中不幸病逝，年仅三十七岁，令他悲痛不已；同月之内，次子十十又去世，不啻雪上加霜。梅尧臣陆续写下许多悼妻伤子的诗歌，其 《悼亡三首》曰：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

每出身如梦，逢人强意多。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窗冷孤萤入，宵长一雁过。世间无最苦，精爽此销磨。

从来有修短，岂敢问苍天。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譬令愚者寿，何不假其年。忍此连城宝，沉埋向九泉。［1］245－246

在他看来，谢氏是世间最美丽最贤淑 （“美且贤”）之人，是他无价的 “连城宝”，丧妻是他人生中遭受的最沉重最痛苦 （“最苦”）的打击。这三首诗延用潘岳 《悼亡诗三首》（五古）的体式，而非元稹 《遣悲怀三首》的七律新样，也没有采用五律的样式。他一定最认同五古的抒情功能，也就自然而然地用五古来抒写心中的伤痛。接下来的 《泪》《秋日舟中有感》《书哀》，稍后所作的 《书谢师厚至》《新冬伤逝呈李殿丞》，次年所作的 《悼子》《怀悲》《师厚与胥氏归来奠其姑》等诗都是五言古诗。《怀悲》以平常的话语，向妻子哭诉其锥心泣血之痛：

自尔归我家，未尝厌贫窭。夜缝每至子，朝饭辄过午。十日九食齑，一日傥有脯。东西十八年，相与同甘苦。本期百岁恩，岂料一夕去。尚念临终时，拊我不能语。此身今虽存，竟当共为土。［1］287

意思与元稹 “诚知此恨人人事，贫贱夫妻百事哀”相似，但用五言古诗写来，细节更加日常化，情绪更低缓。

上述五古诗歌，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已经有所发展。还有些诗歌，在表现日常生活方面走得更远，如 《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稺子获雀雏》以及 《秀叔头虱》《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之类不宜为诗的内容，也出现在五言古诗中。 在五言古诗的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长于叙事的传统。相对于五律、七律的八句而言，相对于适合纵横铺叙的七言古诗而言，五言古诗具有长于叙事的优势。乐府诗 《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杜甫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都是五古名篇。宋人就已经指出，“圣俞诗长于叙事”［11］67，所以他的一些长篇几乎都是用五古写成。《伤白鸡》《潘歙州话庐山》《五月十三日大水》以及前文所论的 《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诗都是叙事强很强的诗歌。他还喜欢根据别人的叙述，写作诗歌，如 《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作于明道元年 （1032），则是将谢绛的书信改写成长达500字的五言古诗，类似的还有 《子聪惠书，备言行路及游王屋物趣，因以答》《寄题滁州醉翁亭》《韵语答永叔内翰》《武陵行》等等都是改写他人之作的五古长诗。［12］138－140这些诗叙事委曲周详，具有欧阳修所说的 “闲肆”之态。

在诗歌风格方面，五言古诗也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古澹浑融，自然平淡。由谢灵运、谢、陶渊明至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都体现了这一风格。梅尧臣自觉追求古淡之风，自然对五古情有独钟。庆历六年 （1046），他向晏殊报告自己的创作体会，说：“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辞未圆熟，刺口剧菱芡。”［1］368自信抒发真性情，接*淡的境界，但又承认尚还不够纯熟，有些生硬。嘉祐元年 （1056），他告诉杜挺之等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1］845这是他晚年纵览古今诗坛的深刻体识。无论对其“平淡”诗风作何理解，都不能否定与陶诗的渊源、与五言古诗传统的渊源。程杰指出，梅尧臣诗 “闲肆而时得隽永的内容多见于古体，主要是五古”［12］152。五言古诗是其平淡诗风的最佳载体，也是最主要载体。

五言古诗的上述题材、风格等传统，除了与梅尧臣的穷士身份、个人兴趣相一致外，还符合他的性格。同样是写作五言古诗，他的朋友苏舜钦的五言诗则不及他。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性格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五言古诗也有韩诗奇豪一格，但并不是主调。古澹高浑的品性，不太适合苏舜钦豪放激宕的性格。庆历四年，欧阳修作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对苏、梅二人作出形象生动的比较：

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霶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2］46

梅尧臣在 《偶书寄苏子美》诗中认同欧阳修的评价：“吾交有永叔，劲正语多要。尝评吾二人，放检不同调。”［1］251虽然表面上，欧阳修没有作出高下之分，但评价中暗含主次优劣之分的。梅尧臣的性格相对平和沉静中正，欧阳修 《梅圣俞墓志铭》给他的评价是：“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至其穷愁感愤，有所骂讥笑谑，一发于诗，然用以为欢，而不怨怼，可谓君子者也。”［2］

881“不戚其穷，不困其鸣，不踬于艰，不履于倾。养其和平，以发厥声。”［2］883梅尧臣的这种性格显然更适合五言古诗。

尽管五言古诗并不是北宋前期受人喜爱、被人看好的体裁，但适合梅尧臣的身份、才情、兴趣和个性。梅尧臣选择了五古，加以发展，赋予其新的个性，取得了超越同侪的成就，并且顺应了欧阳修的改革需求，从而推动了北宋诗歌的变革。 梅尧臣的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七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排律在内，共685首，数量不算很少，约占总量的24%。从 《分布表》来看，七言诗的分布却很有特点，略而言之，则是前期很少，后期显著增加。

从天圣九年至庆历七年（1031－1047）的17年间，梅尧臣的七言诗仅存七律13

首，七古40首、七绝52首、七排5首，共110首，仅占他现存七言诗总数的16%，约占17年诗歌总量（1019首）的11%，而且分布很不均衡，有11年无七律传世，7年无七古、七绝传世。梅尧臣所处的时代，七言诗绝对没有如此冷落。前期七言诗如此之少，与时代风尚无关，只能说明梅尧臣前期对七言诗无甚兴趣，有意疏离七言诗。庆历五年 （1045），梅尧臣在 《答裴送序意》中说：“我欲之许子有赠，为我为学勿所偏，诚知子心苦爱我，欲我文字无不全。”［1］300夏敬观认为“裴”字后脱一字，朱东润考订裴当是梅尧臣的友人裴煜，所论甚是。裴煜（1013－1067），字汝晦，庆历六年进士，后知扬州、苏州① 参见王秀云 《宋代裴煜生平事迹初考》，未刊稿。。从该诗来看，裴煜当时即提醒梅尧臣 “勿所偏”，建议他全面发展。裴煜是梅尧臣的至交，只有至交才能直言朋友的短处。裴序原文失传，所说之“偏”具体所指无从确考，但他指出了梅尧臣偏离了当时诗坛的主流，不排除包括偏离七言诗这一主流样式。

梅尧臣为何有所偏？在 《答裴送序意》中给出的解答是：“我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辞虽浅陋颇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1］300其中表现了三层意思：一是他的诗歌是有感而发；二是崇尚二雅之风；三是反对唐末诗人摹写物象之风。此处没有涉及到诗歌体裁，但 “唐季二三子”或许包括了长于七律的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人。这一观点在随后所作的 《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中有了进一步的阐发： 圣人于诗言，曾不专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谓国风。雅章及颂篇，刺美亦道同。不独识鸟兽，而为文字工。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以巧比戏弈，以声喻鸣桐。嗟嗟一何陋，甘用无言终。然古有登歌，缘辞合征宫。辞由士大夫，不出于瞽蒙。予言与时辈，难用犹笃癃。虽唱谁能听，所遇辄瘖聋。

诸君前有赠，爱我言过丰。君家好兄弟，响合如笙丛。虽欲一一报，强说恐非衷。［1］336－337

这段文字言辞激烈，主张继承雅颂传统，反对描摹物象、互相奉承、驰骋雄辩、讲究对偶等等，承认自己的观念不切时宜，不为别人所重。所论虽然没有涉及到诗歌体裁，但暗含体裁倾向。“谀谄”之类最易见于酬唱类诗歌，而最常用的酬唱体裁就是七律；“经营唯切偶”，当然包括五律与七律，而七律更甚，因为对偶难度大于五律；“引古称辨雄”，最适宜它的是七言古诗。

令人意外的是，庆历八年之后，梅尧臣的七言诗创作大有改观。从庆历八年至嘉祐五年的13年间，七言诗数量明显增加，达575首，其中七律218首，七古202首，七绝144首，七排11首，占其七言诗总数（685首）的84%，占13年诗歌总数（1859）的31%。可见他后期的七言诗创作数量大幅提高。而且，这13年中，除皇祐元年至皇祐三年在宣城守孝之外，分布相对均衡，年年都有七律、七古存世，仅有两年无七绝，其中有两个高峰，一是庆历八年，二是嘉祐元年至嘉祐四年。梅尧臣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欧阳修一语道破天机：“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2］881因为随着诗坛名声的扩大，诗歌应酬的需要增加，导致其体裁、风格的多样化。

在前期，梅尧臣的诗歌应酬相对较少，应酬的体裁主要是五律，也有少量七律，如 《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谢》《依韵和武平别后见寄》。随着后期诗名的兴盛，交游圈的扩大，诗歌应酬自然增多。后期，梅诗的主导体裁五言古诗也承担着应酬的功能，如嘉祐四年，在61篇五言古诗中，以送友人赴任和唱和为内容的诗歌达50首，如 《次韵和永叔试诸葛高笔戏书》《送李信臣尉节县先归湖州》《寄题刘仲叟泽州园亭》等。尽管五言古诗的应酬性显著增加，但还不足以满足多方面的应酬需要。以七言诗大增的庆历八年为例，他先后多次欧阳修、晏殊唱和。一位是诗坛名流，扬州太守；一位是前宰相，现任上司。与他们的交往酬

唱，诗歌体裁的选择性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永叔郡斋闻百舌》（七绝）、《依韵和欧阳永叔中秋邀许发运》（七律）、《和永叔中秋夜会不见月酬王舍人》（七律）等是欧诗的次韵之作，《咏欧阳永叔文石砚屏二首》（五古、七古）、《观永叔集古录》（七绝）、《观舞》（七绝）、《观永叔画真》（七绝）、《画真来嵩》 （七律）等都具有与欧阳修交往性质。到陈州之后，晏殊召集大家，或饮酒赏花，或投壶赛诗，现存 《郡合阅书投壶和呈相国晏公》（七律）就是记录，另外还有 《和十一月八日圃人献小桃花二絶》（七绝）、《和梅花》《和新晴》（七律）、《和腊前》（七律）、《和十二月十七日雪》（七律）、《和岁除日》（七律）等唱和对象不明的诗歌，当是与晏殊及其他同僚的唱和之作。 梅尧臣七言诗创作的最高峰是在其晚年，即嘉祐元年至嘉祐四年间（1056－1059）。次年四月梅尧臣即去世，否则这一高峰状态还将延续。这四年间存世的七言诗274首，其中七律132首，七古76首，七绝57首，七排9首。特别是四年间七律的数量，占了七律总数的比例高达57%。其直接原因是这四年是梅尧臣最顺心的时期。至和二年 （1055）秋，梅尧臣结束丁忧，从宣城出发赴京城，所到之地，都与诸友酬唱。嘉祐元年五月抵达汴京，八月，在翰林学士赵概、欧阳修等十数人推荐下，梅尧臣出任国子监直讲，次年由太常博士迁屯田员外郎。欧阳修知贡举，推荐梅尧臣为礼部试官，嘉祐三年欧阳修又推荐他担任 《唐书》编修官，次年底，进都官员外郎。这一切顺遂之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得力于欧阳修等人的提携，因此，他与欧阳修等人的交往、唱酬则格外密切。一方面，是出于真心实感，另一方面，也是交游的需要。刚到京城时，已是翰林学士的欧阳修踏着泥泞主动登门拜访，让梅尧臣大为感动，写下七言长篇 《高车再过谢永叔内翰》。后来，欧阳修赠送他绢布二十匹，梅尧臣作七言长诗 《永叔赠绢二十匹》，称赞他的高情厚谊。秋社之日，欧阳修邀请他喝酒，他写下两首七古 《依韵奉和永叔社日》《社日饮永叔家》。欧阳修作 《白兔》诗 （七古），梅尧臣作《永叔白兔》《重赋白兔》。

次年正月至三月，梅尧臣在试院五十日，与欧阳修、韩子华、梅挚、王禹玉、范景仁等人唱和，欧阳修 《归田录》卷下详细记载其唱和盛况：“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13］26－27诗歌唱和，是其试院生活的重要内容，梅尧臣积极投身于这场诗歌唱和月中。今检《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十七，自 《上元从主人登尚书省东楼》起，至 《上马和公仪》止，共40首诗，超过了六人唱和的平均数。《二月五日雪》末句自注：“闻永叔谓子华曰：明日圣俞若无诗，修输一杯酒。”梅尧臣作诗与否，居然成了欧阳修等人闲谈赌酒之资，由此可见梅尧臣的活跃程度。在这40首诗中，五言诗仅6首，七言诗多达34首，足以证明七言诗是集体酬唱的主要样式。

从试院酬唱来看，梅尧臣那些具有应酬性质的诗歌，包括次韵诗，不完全是被动的写作，其创作时，仍然具有很高的热情。他往返宣城沿途所作的许多应酬性质的诗歌，也是如此。这种创作状态，有利于提高酬唱类诗歌的水平。

在七言酬唱类诗歌中，尽管古朴、平淡、隽永的个性特征有所弱化，但没有完全失去平淡的本色，如 《和刘原甫复雨寄永叔》：

阶下青苔欲染衣，晴光才漏又霏微。冲风燕子衔泥去，隔树鹁鸪嗔妇归。乍冷乍阴将禁火，自开自掩不关扉。浑身酸削懒能出，莫怪与公还往稀。［1］1141 该诗作于嘉祐五年，从 “浑身酸削”来看，他已身染疾病。前三联全是写景，从容淡定，自具生机、活力和乐趣，毫无生病时的窘困不安之状。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七言诗并非都是应酬诗。七律大增的庆历八年，途中有 《小村》诗：

淮阔州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嗟哉生计一如此，谬入王民版籍论。［1］475

此诗关心民瘼，将生活琐事、贫寒之状、衰败之景写入七律，深得杜诗七律的精髓。

另如著名的 《东溪》：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1］772－773 车马劳顿之后，小坐溪畔，将目见之景拾掇入诗，安闲自得，加之写景如在目前，对偶工整自然，所以这首诗被胡仔视为梅诗 “工于平淡，自成一家”［14］175的代表。由此可见，包括七律在内的七言诗，也起到映衬梅诗特色的作用。 在梅尧臣各种体裁诗歌中，七言诗的地位类似于他成名之后的配套体裁，多用于酬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七言诗的创作有利于纠正前期的体裁偏向，使得他真正融入诗坛主流队伍之中，成为诗坛主将，从而更好地引导宋诗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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