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云淡

天高云淡，只待南飞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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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09-03-21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张强

高梁（图/张强）

顾准

顾准和母亲、妻子、儿女在一起，摄于上世纪50年代。前排左一为高梁。

吴敬琏

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顾准的儿子，却因为那段特殊的历史，而使用乳名“高梁”至今。他是吴敬

琏的学生，却因为自己与父亲如出一辙的“实事求是”以及“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精神，在人生道路上走出了 不同

于老师的独特轨迹。他是中国“大飞机项目”的提议人，可相比之下，他更关注“中国的改革往何处去”这个宏大的重要命

题。

这位朴素的花甲学者，正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延续着父亲顾准的风骨与思想事业。

从内蒙的冰天雪地到海南的炎暑烈日，从单纯的“市场经济信徒”到改革问题的密切关注者、研究者和探索者，历经

沧桑的高梁40年来经历了重大的思想变化，也正好印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变迁。

文/本报记者 张强

插队

曾不认同父亲思想

但敬佩父亲的品格

上周日下午，北京中关村一家幽静的茶馆，记者见到了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学者。他身材高大，却清瘦异常；穿着

老旧朴素，却干净大方。那额头的皱纹和深邃的双眼告诉记者：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思想者。交谈没多久，他的遗传基

因就开始显现：谦逊但很锐利，宽容但很直接。父亲“文革”时的境遇，以及整个家庭连带遭遇的打击，让高梁感慨良多，

不愿多谈。他认为自己的确遗传了父亲的气质：耿直，求真。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事实上，在那段狂热的岁月里，高梁打心眼儿里信奉学校灌输给他的那一套教条理论。父

亲偶尔会跟子女谈及自己“叛逆”的学术观点，高梁当时难以理解，毫不认同，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父亲品格的尊重。

父亲给他最大的触动就是“认真”二字

父亲给他最大的触动就是“认真”二字，不仅治学勤奋，而且一贯坚持“独立之思想”，从来不人云亦云。不仅如此，

他还敢于掏心窝，从不把那些与主流教条格格不入的思想闷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勇敢地说出来。对同事朋友如此，对思

想幼稚、尚未定型的子女也是如此，他迫切渴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

时过境迁，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父亲顾准给高梁的精神遗产并没有过时，高梁总结了两条：一，实事求是；

二，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1968年，跟许多同龄人一样，20岁的高梁“不很情愿”地到内蒙“插队”。为什么说“不很情愿”呢？一方面，学校教会

了他“服从”；另一方面，“右派”父亲让整个家庭惨遭“连坐”，上大学自然是没机会了，当兵也绝无可能，摆在他面前的

路，只此一条，别无选择。

在内蒙东部冰天雪地的田野上，高梁跟当地社员一起埋头苦干农活。在那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挣工分。

高梁离京前，家里几乎已被清理一空，他从父亲的书柜里偷偷拿了几本书，带到了内蒙。当地信息闭塞，充塞高梁

双耳和大脑的，依然是毫无新意的非理性教条，久而久之，高梁作为年轻人的逆反精神开始被激发，他的思想开始从单

纯的狂热转变为理性的反思。

关注

“8亿件衬衫换架波音

的历史必须尽快结束”

1998年，高梁回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他成功策划了50多场产业论坛，试图从国家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角度，

全面剖析“国退民进”的改革。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巨变：从早年单纯的吴敬琏式的“市场经济信徒”，转向更加

关注中国国家发展的最高利益，如：提出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产业。

在策划产业论坛的过程中，高梁无意中从一位老航空部的前辈那里听说了“运10”飞机的故事。

“我看见一个角落里，孤零零地停着一架外形独特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事实上，高梁此前在帮助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德诺兰调研中国大企业时，就已经对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自主

研发大飞机的往事有所耳闻。

这一次，高梁决定亲自去求证一番。他长途跋涉，找到了上海飞机制造厂，在那里，“我看见一个角落里，孤零零

地停着一架外形独特的大型喷气式客机。”那是仅存的一架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飞机。

想到“波音”、“空中客车”瓜分中国的蓝天，高梁悲从心生：在“勒紧裤腰带”的年代里，我们尚能研制出弹道火箭；

现在，中国把飞行器都送上太空了，怎么就造不出大飞机来呢？于是，他奋笔写下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从“运

10”的夭折谈起》等多篇万字长文，在航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后来，他又组织主题论坛，邀请参加过“运10”飞机设计的技术人员作讲座。就这样，他走进了航空界，并开始以经

济学学者的视角长期关注中国的大飞机产业。

“中国不能再只做衬衫和鞋给老外打工了”

在志同道合者们不懈的呼吁下，终于，2003年，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把大飞机列为重大专项。

同年，高梁回归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前身即中国体改研究所）任国有资产研究中心的主任，并担任

国家发改委大飞机项目协调小组负责人。

高梁不无忧虑地说：“中国不能再只做衬衫和鞋给老外打工了，8亿件衬衫换1架波音飞机的历史必须尽快结束。无

论是出于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前景，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大飞机这类战略产业，都已经刻不容缓。”

书斋

34岁考研

师从父亲好友吴敬琏

1978年，高梁回到了阔别10年的北京，家破人亡的他必须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经过了4年的彷徨与选择，他决

定重走父亲生前的道路：学问。

1982年。在翻看了朋友借给他的几本高中教科书后，34岁高龄的高梁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生，导师正

是与他父亲私交甚深的吴敬琏。

对吴敬琏而言，高梁绝对是个特殊的学生。但他对学生一视同仁，从未给过高梁格外的关照。除了每周例行的导师

见面日和论文指导，高梁并未从吴敬琏那里获得“开小灶”的待遇。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异常活跃。经过广泛的涉猎和对“文革”深入的反思，

高梁终于开始理解父亲的思想：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这也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共识，只是关于改革的办法众说纷纭

罢了。

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汇聚了当时国内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各种“千奇百怪”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层出不穷，如：

价格双轨制。

曾经参与这次会议的张维迎日后宣称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第一个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高梁等共赴该会的学者随即

“笔伐”张维迎胡编乱造、“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是题外话。

1985年至1992年间，高梁一直在中国体改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与老师吴敬琏联系颇为频繁，他说，师徒两人

交往的人格基础是“实事求是”和“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下海

海南六年

得罪多人 黯然离开

上世纪90年代初，“下海风”劲吹。高梁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研究生，而且在中央部委的研究所工作多年，

自然成了“猎头”捕捉的对象。

1992年，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的领导邀请他南下担任该开发区的国资管理中心主任，高梁欣然接受，在北京闷久了，

他想出去走走。

那年的3月份，高梁经深圳入海南，在深圳，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文字记录给他看。高梁看

后大喜：沉寂了两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又要启动了。但他当时根本无法预见到，中国此后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介书生，高梁是幸运的，因为他所领导的，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没有历史瓜葛。即便如此，他仍免不了困

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身为领导，下属要求他为大家“谋利益”。有位同事对高梁说：“你从中央来的，可以回

去；可是我们要在这儿继续干下去。”

高梁感觉自己很孤独，他不得不设身处地地为“大家”着想，而不能照搬原则性极强的自我要求去要求同事。他能做

的，只是因势利导，“大问题不出格，小问题可以宽容”。

6年下来，高梁“经过一定程度妥协的原则性”还是得罪了不少人，他不得不黯然离开。

1998年，高梁辞职回京，他在北上的火车上开始总结自己的“海南6年”：尽管以前在研究所跟地方接触不少，但那

毕竟是隔岸观火。眼下，从政界到商界、民间，改革中出现的不少丑恶现象，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设想南辕北辙。按照设

想，市场经济，各就各位，政府廉洁高效，商人合法经营。但实际情况大为不同。长此以往，公共利益何从保障？由此，

高梁开始系统反思自己过去16年的思想。

在高梁回归学术界以后，同行们突然发现，经过“海南6年”锤炼与反思的他，在思想上开始走出自己的独特轨迹。

论争

支持郎咸平

痛批主流经济学家

那几年，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的“郎旋风”狂吹不止，高梁公开表示支持，这让学术界大跌眼镜。

高梁说：“郎咸平的文章，我都看过。他对国企改革的论述，我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国退民进‟的确没错，但要„有

进有退‟，不能„只退不进‟。问题的确不少，变相的外资MBO的确存在，不可不防！在总体思想上，郎咸平的观点代表

了最多数中国人的最大利益。”

不少与高梁同时期崭露头角的经济学青年如今已被冠上“主流经济学家”的头衔，高梁对这个群体的批判态度展露无

遗：“在思想方法上，他们是教条主义的。拿着国外的理论（确切地说，是美国的理论），奉为圣旨。还不如上世纪八

十年代。现在，美国就是唯一标准。他们的分析水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毫无进步，顶多是在原

地踏步。”

“我一贯支持改革，关键在于怎么个改法”

“而且，他们容不得不同意见。郎咸平一介学者而已，他对内地的了解可能的确不够，但他至少讲出了一套道理。

他们动不动就给郎咸平扣帽子，说什么„郎咸平要回到计划经济‟，这不是学术讨论应有的态度。我要奉劝他们：极左年

代，他们的确受到了压抑——我也受到了压抑；今天，他们翻身了，千万不要反过来压抑别人。目前看来，他们„唯我独

大、独此一家‟的倾向十分明显。”

说到这里，高梁的眼中燃起了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愤怒：“我一贯支持改革，关键在于怎么个改法。我们正面临一

系列重大难题：„三农‟，贫富差距，外资侵占中国市场，环境污染……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了很多。拜托主流

经济学家们不要再用一句简单的苍白无力的„改革不彻底‟或„进一步私有化‟来应付这些实实在在的重大难题。难道按他们

说的，任由外资侵占中国市场，就能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了？”

“国企老总的年薪可以加到6000万。说什么国企老板工资太低，不利于企业发展，应该向欧美看齐，视效益而定。

效益好的时候，定得高高的；效益不好的时候，天价年薪却下不来。高管的工资翻了几十倍，基层员工的工资却几乎没

涨。这种改革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企的竞争力？我们的银行还要学美国，拿着老百姓的储蓄搞什么投资银行、混

业经营。连美国人自己都在反思了，我们有没有反思？”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高梁的反思层层展开。他说，“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是他终身信奉的治学

为人之道。刚退休的他将沿着父亲的精神轨迹，继续在“实事求是”和“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思想之路上一步一

步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