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
李柳莹
【摘 要】Literature works can have physical and mental curative effects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e treatment to others--his readers ; on the other is the treatment to the author. When disappointed in their life circumstances, poets always express their emotion in the poetry and the creative process to let out their feelings and grievances and in this way, their unpleasant feeling have slowly been relieved, then, ultimately to the state of quiet mind, to their soul homes. This paper takes Zuo Si and his eight "Epics" for study to explore his mental process of his creations and to interpret the self-heallng in his mind through literary creation.%文学作品对人身心有治疗的功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治疗他人,即读者;另一方面,治疗作者本人。诗人作家们在人生不得志的情况下,总倾情于诗文,寄情于创作活动,将心中的所想所感抒发出来,把内心的牢骚喷发在纸笔上,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心灵慢慢得到调解,不快之感缓缓得到释然,于是,最终达到了恬静淡然的心理状态,回归到静谧的心灵家园。左思和他的《咏史》八首,折射出他在创作中的心路历程,折射出古代诗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心灵的自我治疗功效。
【期刊名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5
【总页数】4页(P107-110)
【关键词】关键词:左思;《咏史》;文学治疗;自我救赎;心灵回归 【作 者】李柳莹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漳州3630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227
社会为何需要文学,文学为何能够传承下去?要解答这两个问题,需从文学的特有功能谈起。文学能陶冶人的情操,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深刻思想性能教育人鼓舞人,而它的遣词造句结构又能带给人身心的愉悦,它集思想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为一体。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大千世界的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符号创造的世界,它作为文化动物——人的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对于调解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消解内心生活的障碍,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育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P277叶舒宪先生的这段话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文学对人有治疗的功能。古今中外,我们从历代诗歌散文作品中,均能在细品中舒缓身心的疲惫,收获心灵的快感。诗可以“兴观群怨”,诗作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对人有启发教育作用。柏拉图认为诗人创作时灵感的来源是一种“神赐的迷狂”,是诗人被神灵凭附的一种着魔状态。正因为如此,诗歌也传递着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弗洛伊德更是认为,“艺术家则如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所不满意的现象中退缩出来,钻进自己的想象力所能造的世界中。”[2](P269)并在创作中如痴如狂,“一切艺术都是精神病性质的。”[2](P269)可见,文学与生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是息
息相通的。
文学这一艺术家园既给予了诗人作家“迷狂”般的精神投入,同时也使创作者通过艺术创作这一途径疏泄了愤懑,使主体在客体环境的异质同构的融合中达到心灵主体释放的快感,超越世俗的压力,使身心缓和,起到心灵畅通豁达的疗效,这就是文学对人的疗效功能。
文学作品一方面治疗他人,另一方面也治疗作者自己,对于他人的治疗,在小说、散文、戏剧等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样式中十分明显。小说中塑造的人物角色能引起读者共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读者的思想,优美晓畅的散文则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陶冶读者的情操,激起读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戏剧更是用言语和动作等辅助方式,熏陶观赏者。
一、借咏史寄托入世的建功立业意念
与这些现代性较强的文学样式不同,古代以诗歌为文学样式的主流,由于诗人们创作诗歌,大都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出发点,描写的通常是诗人的生活感受或愿望志向。在创作过程中,诗人抒发自己的所想所感,以调和内心的不平,正如韩愈所说的“不平则鸣”。在“鸣”的过程中,心态慢慢得到调和平静。古代文人通常在被贬边塞之后,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抒发内心的愤懑,例如苏轼在谪居之后,写了大量的诗词,以寄情怀。
诗歌创作成了诗人缓解内心苦闷的一剂良药,在写诗的过程中,作者的心灵得到一步步地调节,甚至渐渐回归淡然恬静。
当社会越黑暗,越受到权贵的压抑排挤,不被知遇的诗人们就越有感叹之词,左思的八首《咏史》诗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西晋时,门阀制度黑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出身于寒门的有志之士渴望出人头地,但却往往被埋没,英雄无用武之地。诗人就是这众多郁郁不得志之士中的一位,为了表达建功立业为国效劳的政治理想,抨击这种不合理的门阀制度,诗人以
笔为武器,借历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才干和志向。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的这八首《咏诗》诗,这一系列作品,折射出诗人的心路历程变化。 其一: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3](P6-7) 诗人由社会现实的不可能,转向笔纸之中的可能,全诗酣畅淋漓,豪迈进取,志气凛然,借用汉代班超的话“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自谦虽然自己才华粗浅却渴望报效祖国。 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3]P9
这首诗通过对比“涧底松”和“山上苗”地势不同,而高下颠倒,左思抒发的是不平之志。借金、张两家世代显贵和冯唐的不得重用加以对比,表达自己的心声,对西晋门阀制度的黑暗强烈不满。诗人在牢骚不平的愤懑中传递了文人最为强烈的抵抗,冯唐的不公亦是时代社会对自己的不公,诗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给予当政者势力,不任贤才的最尖锐的批判,在批判中鸣发自己的骚怨,在愤泄中获得心灵的快感。 其三: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緤,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3](P10)
以段干木和鲁仲连的史事,左思重在表达自己也是只建功而不会受爵受禄的,将显
贵利禄比之如浮云。到第三首诗句末,可以看到诗人的心理略为有了一点变化,最初强烈地渴望建功立业,渴望站在社会的高层,富贵满堂,功成名就。左思曾攀附骄横一时的贾谧,他在实际行动上是追求大富大贵的,后来贾谧被处死,而左思的仕途追求更不可能待以实现,纵然满腔热血期待重用,也略为有了浮云的意识。 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那样,“法语词汇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药典”。[4](P268)由词语句子构成的文学是可以给人疗伤的,左思壮志难酬,他为何写这些诗,来抒发自己的抑郁不得志,显然,在抒发的过程中,诗人的心理和这些诗沟通了起来,心灵在诗成过程中有了些许慰藉,诗歌也成了文人不得志的寄托方式。 二、认知模式开始转变
诗人在前几首诗中再三表达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认为自己的才干足以为国家为人民作一翻贡献,渴望得到重用,他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唯有入世走入仕途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向往被朝廷重用。可是,无奈的是,始终得不到权贵的赏识和提拔,于是诗人的认知模式开始有所变化,开始劝诫自己功名只是一时,不要太在意,但毕竟诗人内心还不甘心,所以第四首到第六首诗歌的写作历程,亦是诗人认知模式转变的心路历程。 其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5](P100)
这首诗将富贵功名与杨雄宅作对比,意在规劝自己富贵只是一时,不过是昙花一现,诗人已知此生立功无望,已有了放弃的念头,暗示他将选择写诗作文的道路。这是诗人认知模式转变的开始,强烈地渴望建功渴望官路亨通,到现在准备妥协于现实了。在写这些咏史诗的过程中,诗人的认知模式,即对世道的看法已潜移默化发生了改变,既然彼路行不通,那就此路了。
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6]P15
王侯子弟生活奢华,自己也不是追求功利之人,不愿攀附权贵,也不愿久留于这样的大都市,要去追随许由的行迹,过隐遁的隔世生活。古代诗人作家常常在“出”与“入”之间徘徊,一方面想要“治家治国平天下”,想要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世俗的社会往往不能如愿,底层的布衣很难冲破世俗布设的牢网,因而,诗人也往往在内心不情愿下转向了向世俗的屈服,走上了向往自然寄情山水的悠闲之路。自此,诗人完成了自我救赎:心灵主体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在寄情山水,吟诗作赋中实现了理想中乌托邦似的夙愿。 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6](P15)
借荆轲的豪迈气魄,来表达自己鄙视富贵王侯的心境,“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他这时已经觉得功名利禄不过是尘埃了,诗人苦苦追求的建功立业,无奈在现实的挫败之后,他规劝自己,“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左思这些诗不在于写给他人看,而是自己的感受借咏史表达出来。
正如诗人在诗中传递的,诗人在追求功利而不得其道时转向了自我安慰劝解,渴望远离这尘世的污染给自己心灵带来的痛感。至此,我们也仿佛窥探到诗人像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所给予人的轻松闲适。正如布迪厄所说,“我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实现了某种自我治疗。”[7](P276)诗人作这些诗可以看成是宣泄与调节的方式。
三、辗转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
在写诗宣泄与调节的过程中,诗人已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急迫建功立业,慢慢舒缓了自己的心情,郁结有了打开的希望,诗人想通了一点,身心也相对愉快了,他明白利禄是尘埃而已。
诗人志在建功立业,渴望显赫,可此路不通,于是他安慰自己不要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可是诗人毕竟一时还是放不下这内心的向往与重负,一方面,他劝慰自己放下,另一方面,又感叹这一生的不达。想起自己怀才不遇,并不是自己没有这个才干,而是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出身寒门的人没有这个机会。在第七首诗里,诗人辗转徘徊,到底是要坚持自己一如既往的追求,还是要淡泊名利,总是有些不心甘情愿,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地强烈追逐,心境虽有缓和,但总难平静,到底是要入世还是出世,诗人不太确定,但很明显的是诗人把功名利禄看得已不像最初那样重要,他只是有些不舍,这体现在他的《咏诗》诗第七首里面。 其七: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采樵,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屯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6]P15-16
即使是流传千古的大人物,在人生历程中也难免会有挫折,自己虽然也是有文有略的人才,但却因为世道制度的不合理,不能成就事业。诗人写这些诗时,略微有些伤感,因此寄这种伤感于古人,以安慰自己只是生不逢时。当第四、第五、第六首诗歌创作的阶段,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建功立业的打算,甚至有些做隐士的想法。无奈,现在在第七首诗里又想起了怀才不遇的自己,仍不甘心。只是不再像最开始那样强烈地渴望被知遇。这说明诗人骨子里其实还是向往飞黄腾达的,只是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退一步。然后他写出那些追逐许由的诗句,继而,此刻又想起自己一生的志向,不免有些悲怜:古人不得志的时候,照样过着穷苦的生活,后来得志,
只是因为有了机遇,自己不过是没机遇而已,一旦有人赏识,何患不是旷世奇才? 四、回归心灵的家园 其八: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俛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馀。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3](p17)
诗人终于想通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富贵荣华的生活并不值得向往,祸福相辅相成,苏秦、李斯的例子,只能说明一时的炙手可热,后面暗藏杀机,最后落得凄惨的下场。自己还是安天守命,甘于贫贱卑微吧,这种出世、归隐思想终于战胜了之前的入世当官思想。
左思在创作这八首咏史诗的过程中,借古人古事,寄托自己的壮志难酬,不断地通过写诗来减压排遣,借古人消解自己的忧愁,最后沉寂于心灵的回归,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家园。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文艺是表现情感的,就是帮助人得到舒畅而免除抑郁的一种方剂。”[8](P181)歌德23岁时想自杀,忽然听到一个少年自杀的消息,于是他据此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文艺发泄情感的功用在这个例子中最易见出了。”[8](P181)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文艺发泄情感的功用,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创作的自我治疗作用。
左思郁郁不得志,把心中的郁抑和不平全都以诗的方式倾泻了出来,从最初的愤懑不满到希望功成隐退,再到感叹生不逢时,只能面对现实的遗憾,最后终于醒悟似地找到了心灵的家园,隐退闭门读书,即使有齐王冏的征召,他也再不出山,以见他彻底的归隐之情。
西晋时期,继承建安风骨的诗人,唯有左思和刘琨。左思在借咏史以咏怀时,展现出的心态虽然愤懑不平,但并不悲观,他再三表达自己有经天纬地的韬略,渴望得
到权贵的赏识,无奈现实的挫败使他放弃入世的途径。他也曾感叹没有机遇,在郁郁不得志之时却已悄然换了一种认知模式,这个认知模式已经变成了不是非得要显贵不可,有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味,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在这期间对其身心治疗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诗人心中的郁结打开了,他的所想,通过诗歌创作来表现,而就在他创作的同时,心灵得到了慰藉,心中的不痛快在作诗过程中排解释放了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入世思想虽有缓和,但骨子里仍有建功立业的念头,所以他还是去追随权倾一时的贾谧,可后来贾谧被处死,他终于从中领悟到祸福相依的道理,在诗作中借苏秦和李斯的最后下场表现了出来,最后,在《咏史》第八首里面,透露出彻底隐退的信息,这一次,诗人终于坚定了自己的归隐打算,因为他的心灵在反反复复中已经淡然了,他已经放下了尘世的牵绊。
“文学除了传统认定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治疗功能。”[9](P110)文学治疗分为“创作主体的自我治疗与欣赏主体的文本治疗。”[9](P111)“创作主体的自我治疗大都肇始于挥之不去的挫折感。并且这种挫折在他看来已经具有现实的不可逾越性。结果,害怕承认失败的心理与已经失败的现实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缝。这种只能返回内心的精神折磨,迫使他寻找发泄通道。我们在不少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身上可以追踪到类似的心路历程。”[9](P111)左思的例子正好属于孙绍先学者所说的诗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自我治疗。古代文人为何在仕途不得意的时候能够创造出大量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往往都造诣非浅,这绝非是偶然的现象。不受重用,受排挤的诗人作家总倾情于诗文,把内心的牢骚喷发在纸笔上,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而在这一创作过程中,他们的心灵慢慢得到调解,不快之感缓缓得到释然,于是,最终达到了恬静淡然的心理状态,如佛家的大彻大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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