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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特的悲欢人生

2022-12-28 来源:意榕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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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特的悲欢人生

作者:张涵瑜

来源:《世界文化》2017年第02期

1948年,24岁的杜鲁门·卡波特为自己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拍摄了封面照,照片里他慵懒地半倚在沙发上,一双忧郁的眼睛注视着镜头,一副挑逗公众、挑衅世俗的姿态。这张照片一出来立刻引起社会上的轩然大波,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如此充满暧昧意味的封面照让公众感到有伤风化。卡波特自己也在公众场合表示此照损害了他作为严肃作家的名誉,但私下里谁都知道这些全是他的鬼话,卡波特用一辈子的时间印证了他在照片里传达的讯息:只要不被遗忘,任何举止怪异、自毁形象、处处树敌的事情,他都乐此不疲。 作为美国国家文学艺术学院成员之一,卡波特多次获得欧·亨利小说奖,其小说《蒂凡尼的早餐》改编的电影成为好莱姆影星奥黛丽·赫本的标签。卡波特一度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并不知道他写了什么小说,却都能对他的轶闻聊上几句。就像他在小说中随处泼洒激情一样,他的生活也堪称一出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喜剧。 “你现在成了偶像”

卡波特1924年出生于新奥尔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一段草率婚姻的附属品。母亲生下他的时候还不满18岁,他4岁的时候父母分道扬镳,一心追求上流社会生活的母亲独自去了纽约寻找“儿时的梦想”。卡波特被丢在了远方亲戚家里,直到6岁才被父亲接走。一直处在颠沛流离与孤独寂寞中的卡波特本以为自己终于被上帝找回来,但很快就发现父亲之所以接来自己,并不是出于良心发现,而是为了向那些供他吃喝的有钱老女人们炫耀。幼年的卡波特常常在父亲举办的派对上一个人躲在窗帘后,透过薄薄的纱看着那些衣香鬓影的老妇人亲昵地依偎在父亲怀里,心里暗暗作呕。这种昏昏沉沉、不知所措的日子也仅仅维持了3年,以父亲死于酗酒无度而告终。

卡波特以为自己又要回到乡下寄人篱下,不料父亲的死却令离家已久的母亲重来寻子。这个自卡波特幼年时就从他生命里消失的女人,在纽约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唯一让她遗憾的是,曾经的早孕让她今生无法再次生育。卡波特的母亲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接到了纽约,为了留住丈夫的心,她让自己的儿子随了他继父的姓氏。然而很快他的母亲因为抑郁而自杀。在母亲的葬礼上,卡波特看着这个自己童年一直渴望见到却又无比陌生的女人,被永久地埋葬在阴暗潮湿的土地里,竟没有掉一滴眼泪。他想起了几年之前他心爱的狗,还有父亲也是这么被埋葬的,一瞬间他甚至分不清到底是自己离开了他们,还是双亲执意要抛弃自己。终其一生,卡波特都在渴望爱与排斥爱的纠缠折磨中度过。

继父将卡波特送入了一所军事化寄宿学校。带着南方口音又性格内向的他被所有的同学排斥。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他经常支支吾吾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老师们私下里议论那个从南方来的小子一定是个白痴。但卡波特不在乎那些人的背后议论,因为当时他正忙于向报纸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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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文大赛投稿——《莫比尔新闻人报》每年定期举办一个儿童作文与绘画竞赛,获奖者将会得到一匹小马或一只小狗,并且有机会加入报纸旗下的光线俱乐部,享受每周六下午免费提供的聚会。年幼的卡波特发疯般地想得到奖品。他对住在自家隔壁惹是生非的邻居留心已久,便以韵文的形式写了一篇《老忙人》,隐去真名如实记录了一场家庭丑闻。故事的第一部分见诸报端后引发了当地人一时的热议,但很快有人发现这是本地的一桩丑闻,于是文章的第二部分便再也不见了踪影。

虽然这最初的尝试并未让卡波特得到心仪的奖品,却开启了他对写作的兴趣之门。从11岁起,他便每天坚持写作。据他自己说,那时心里怀着可怕的热情写起了东西,每天晚上脑子里都嗡嗡作响,恨不得将所有的事情一口气都倾诸笔尖,这让他通宵不得安宁,以致一连几年都无法安睡。直到15岁时,他偷偷喝了一杯白兰地酒,这种情况才得以好转。从此他便拜托身边年龄大的伙伴买酒,当他将写好的东西投出去,拿到稿费的第一天,便换成满满一箱子酒。

因为未成年酗酒被学校监察长发现,加上他在校常年怪异,卡波特被校方送去一所大学的心理研究所接受智商测验,如果被鉴定为白痴就会被开除。但结果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测试结果显示,卡波特智商超群,是个天才。从研究所回来的那天晚上,卡波特站在房间的镜子前,凝望着镜中的自己,一个劲儿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你和福楼拜,或者莫泊桑、曼斯费尔德、普鲁斯特、契诃夫、伍尔夫,不管是谁吧,现在都成了偶像。”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这样说道。很快这句话就成为现实。 “我并不是像你一样刚出道的新手”

17岁时卡波特厌倦了在学校的日子,悄悄退了学,拿着自己几篇练笔的文章,敲响了《纽约客》杂志的大门。当时卡波特只有1.61米,穿着标新立异,说话间带着女孩子般的阴柔。《纽约客》创始人哈罗德·罗斯第一次在走廊上看见他时忍不住惊呼:“我的上帝啊,那是什么东西?”因此,卡波特第一次应聘还没轮到他开口,便被主编拒之门外。但或许是童年里经历了太多的冷眼与抛弃,卡波特对于罗斯的冷淡态度,只耸了耸肩便转头走向隔壁财务办公室。

在《纽约客》的第一年,他就在财务部打杂,偶尔去帮助文艺部剪辑卡通片,裁剪报纸。周末的时间从事自由演职员的工作,在台下给演员提示台词,读读电影脚本。在社会上混的日子,并不比在学校好多少。人们依旧嘲笑他的身高、他古怪的性格。但这一切在卡波特眼里似乎也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并没有放在心上。多年来唯一不变的是夜里坚持他的小说创作,就像11岁的某一天开始时一样。

一天下班后,卡波特照例去酒吧买酒,路过大桥时他注意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孩儿正在向过路人乞讨,“寒风里和她灰色裙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那一头火红色的头发,飘散在空中,以奇特的姿势延伸着。”回到公寓的卡波特望着晶莹剔透的酒杯,又一次想起了那个风中的少女和她不羁的头发,脑袋里熟悉的嗡嗡声响起。他很快在纸张上记录下自己一瞬间的感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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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个追梦少女在纽约最终沉湎于梦的故事,一直写到深夜。两个月后,他的短篇小说《米利亚姆》同一天在三家杂志上刊登,并获得了当年的欧·亨利文学奖。当卡波特再一次站在哈罗德·罗斯的办公桌前,看着主编从自己的小说中惊讶地抬起头来时,用卡波特式半阴半阳的嗓音说道:“是的,先生,我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在《纽约客》杂志干了两年之后,卡波特离开了那里。后来很多人向他询问为什么要在蒸蒸日上之时离职,卡波特耸着肩给了不同的提问人不同的答案。当人们为了他到底是与主编闹翻而愤然离去,还是获奖后签约兰登书屋另寻高就而争论不休时,卡波特早已叼着雪茄烟回到了童年住过的阿拉巴马。

在阿拉巴马的小镇里,卡波特酝酿着自己的新小说。在纽约时他已开始写《夏日十字路口》,但很快就对它感到不满意。冬日的一天,当他在小河附近的丛林里散步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只本该冬眠的蛇迅速钻进丛林里,这使他想起童年时曾被一只像长了口疮似的花蛇袭击过的事情,当时表姐哈帕·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还在一旁救助自己。童年的记忆一个接着一个涌现于脑海……回到农舍后,他将原先的手稿付之一炬,开始了新的小说写作,纸张的第一页写着:《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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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新立异的卡波特

卡波特在离开新奥尔良之后一路北上,途径北卡罗来纳、萨拉托加、纽约时,遇到了一个与姐姐居住的退休船长,还有一个胖乎乎长着金发、喜欢坐在咖啡馆角落里的男子,这些人都成了他小说人物的原型。最后他在南塔克特完成了小说的手稿,立马投寄出去。几乎一夜之间,他一举成名。多家出版社争相签约,不少摄影公司也抢着为他拍摄封面。虽然小说的同性恋题材遭到不少出版商的抵制,但无法阻挡读者们对它的喜爱,人们议论着封面上的男人,无法理解他深邃眼光中所流露出的阴柔与忧郁,却又对他的文字爱不释手。一次采访中,有一名记者很不客气地问卡波特,是否因为小说封面上印有他自己的照片才如此畅销,卡波特十分不屑地说了一句:“该书出版前我已经写了10多年,我并不是像你一样刚出道的新手。” “做真实的自己非常重要”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给卡波特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他不断和名人、记者会晤,结识好莱坞的影星、编剧,与马龙·白兰度、玛丽莲·梦露称兄道弟,引为知己,并在报纸杂志上刊登自己一张张生活照和工作照,像个明星般极大地利用公共传媒提高着自己的知名度。 之后他又不停歇地创作了《黑夜之树和别的故事》《圣诞节的回忆》《草竖琴》以及家喻户晓的《蒂凡尼的早餐》。当初听说奥黛丽·赫本将要出演影片《蒂凡尼的早餐》的女主角霍莉时,卡波特一时间还觉得很失望,在他心里玛丽莲·梦露才是自己心中真正属意的霍莉。两人曾经相似的经历,让卡波特与梦露彼此惺惺相惜,“外表闪闪发亮,可内心却令人痛惜的一片黑暗”,这句话既像是说梦露,也像是说卡波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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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颇具争议的封面

1959年11月的一天清晨,卡波特正在早餐桌上浏览《纽约时报》,一条大字标题闯入了他的视线:“一户富裕农民全家四口遇害”。读完这条新闻,卡波特大为震惊,立马扔下早餐开始搜集调查资料,下意识中他觉得似乎可以用这个题材写成一部书。他找到兰登书屋的社长贝纳特·塞夫,请他帮助自己安排采访遇害者所在的堪萨斯当地人。贝纳特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便给堪萨斯州大学校长詹姆斯·麦凯恩博士打了电话,博士答应了卡波特的要求,但希望他能够为堪萨斯州大学英文文学系做一个座谈会。卡波特收到消息后,耸着肩说:“出名还真是一个既方便又麻烦的事情。”

卡波特邀请了哈帕·李一起调查,在调查中他访问了大量的市民,并和其中一些人成了朋友。为了避免谈话过程中的紧张和尴尬,卡波特在会见受访者时一般都不做笔记也不用磁带录音,而是事后凭借他与李两个人的回忆补充材料。在6年的时间里,卡波特走访了上百个市民以及在押的杀人犯,还亲自与凶手希科克与史密斯进行谈话,研究信件与绘画。一天夜里,当他躺在自己的沙发上,咬着铅笔梳理思路时,发现随着调查的深入,自己和凶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在当天的记录手册中写道:“我们就像同一间房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我从前门出来,他走了后门。”卡波特着手写小说之前,手边已积累了多达6000页的笔记,厚厚一册文献资料,其中包括研究调查的报告、一手信件、报纸剪贴以及法庭审问记录。

大量而充实的记录,让卡波特在写作过程中游刃有余,整部小说一气呵成,“就像在自己铺平的调查之路上又走了一次”。小说《冷血》在1966年1月问世,轰动了整个文坛,加之前前后后的炒作与助推,这本书在发行的头4个月中,每周的销量都高达5万册,整整一年盘踞全美畅销书榜首。仅从经济收益上,就为卡波特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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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特与梦露

卡波特再次掀起了一阵狂潮,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对象。他在《冷血》出版之时,举办了一个“黑白派对”,并让媒体大加报道。为了将派对搞成《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的盛况,卡波特花重金租用了曼哈顿老牌的豪华广场酒店。在邀请的客人当中,包括亨利·福特二世夫妇,杜鲁门总统的女儿,《华盛顿邮报》的女出版人凯瑟琳·格林厄姆,作家诺曼·梅勒,以及好莱坞一众当红影星,可谓名流云集,繁花烈焰。而很多没有被邀请的人却满心不爽,卡波特曾很得意地说:“我宴请了500个朋友,却结交了15000个敌人,这是任何一个政客都做不到的。”

派对的设计灵感来自电影《窈窕淑女》,所有来宾的服装都被要求黑白两色,并戴着面具。派对间卡波特穿梭于美国上流社会各色人之中,觥筹换盏之间满眼都是珠光宝气与笑脸相迎。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沉迷其中忘却现实时,卡波特叼着卷烟说:“这些轻浮或深沉的方式不过是来对抗日常生活那无法消逝的乏味成分。我很诚实,做真实的自己非常重要。” “让我走,我想走了”

《冷血》写作期间,卡波特为了缓解写作带来的紧张感与压力,开始大量服用镇定剂,随着小说的成功,他服用药物的用量不断加大,喝酒也愈加无度。药品与酒精的过量摄入开始阻挠他的写作顺利进行,《冷血》发表后的7年时间,卡波特几乎再无新的作品发表,本来他向公众宣布出版的《回答祈祷者》也未见踪影。直到1975年,他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了4个中篇,文章采用真人真事的写作方式,抖露了很多公众人物的秘闻,其中不乏卡波特昔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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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这些中篇小说并未引起大众的认可,反而使文中涉及的人物跟卡波特翻了脸,甚至连他最看重、最珍惜的好友也不再搭理他。

作为同性恋,卡波特长期与作家杰克·邓弗同居,但其间也常与其他情人来往,这遭到了美国社会长期的诟病。但卡波特似乎并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为杂志拍摄照片时永远是轻蔑不屑或轻浮挑逗的眼神,仿佛只要高调进入公众视野,他永远不介意成为他人的笑柄。 卡波特在人生最后的阶段闭门谢客,投入到了写作中,但却再无真正好的作品问世。随着“越战”的深入,大众也无心再关注他的消息。律师艾伦·施瓦茨曾劝说他放弃酗酒与服用精神药物,否则他将过早死去。卡波特从酒杯旁抬起头,眼里噙着泪水,将手搭在律师的手臂上说:“求你了,艾伦,让我走,我想走了。”

1984年8月25日晚,卡波特因用药过度死于友人家中,终年59岁。死后他的律师按照他的吩咐,将大部分遗产留给了杰克·邓弗。剩下的钱财艾伦·施瓦茨在斯坦福、艾奥瓦、泽维尔和阿巴拉契亚州立等高等院校都设立了卡波特奖学金,资助那些表达独特、文笔生动、有望成为新的卡波特的人。

杜鲁门·卡波特

在长岛布里奇汉普顿卡波特纪念碑上刻着他成名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的一句话:“头脑可以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没学地理学,所以不识边界。”卡波特一生便如这句话,他相信爱,却总是在爱的边缘徘徊;他渴望爱,却总是被爱遗忘;他的作品中处处充满爱,而他却在爱的尽头走向黑暗。但不论如何,卡波特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文坛,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中,燃亮了属于自己的灿烂烟火。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活嘛,总得有点你自己不同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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