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之历史

中国书院的历史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从地方志 中看，它最早出现于开国的唐太宗时代，如大将军李靖在山东读书和研习兵法的书院。从官方的文献记载看，它则始于中期唐玄宗时代开设的东西二都丽正、集贤书院。唐代有57所书院，分布在东西二都与全国各风景名胜之地。唐代书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读书人自己藏书读书之所，它类似以往的书斋，但同时又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或把酒吟诗、以文会友，或讲学论文、切磋学术，更有僧俗知识分子期会书院，讨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以致有“寒窗未卧共思量”者。二是中央的丽正、集贤书院，它由中央管理图书典籍的乾元殿演变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可见，它有国家智囊团的作用。三是教学授受的教育机构，如福建尤溪县的松洲书院，为当时的县级“乡校”，教授儒家经典与礼仪。

书院的出现，是隋唐推行新的印刷技术使书籍大量流传于社会之后，中国士人围绕着书，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进行文化研究、积累、创造、传播等活动的必然结果，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新的文化组织。

五代之际，人称“天地闭，贤人隐”的离乱黑暗时代，但书院仍在兵荒马乱之中戚戚于民族文化的传承，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一批知识分子在战火难及的深山绝水处讲学，以维斯文于不坠。故钱穆先生在其《五代时之书院》中，盛赞书院承前启后的文化功效。他说，“五代虽黑暗，社会文化传统未绝，潜德幽光，尚属少见，宜乎不久而遂有宋世之复兴也。”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全国创建书院711所。北宋立国之初，一方面扩大科举名额，一方面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教育之职而运行。曾列入宋代“天下四大书院”的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为其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教育教学功能得到了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与此不同，“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所办的泰山书院、徂徕书院，是以研究、讲求学术并培养学派传人为主的书院。而庆历年间，湖南巴陵士人在青草湖中建石鼓书院，则以游宴吟诗、讲学会文为事。这些又代表着书院的另一种追求。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是公认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完全确立。这个时期，书院与理学互为表里，隐显同时，盛衰共命，书院成为各学派的基地。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因为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的主持，号为“南宋四大书院”，实际上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学术中心。在制度上，它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从而完成了制度的确立工作。从此，我国教育即呈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体制。需要指出的是，书院制度是一种文化制度，它是儒道释三家文化融合的结果，又为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其教书育人功能为这种“服务”所派生，属于传播文化的功能之一。

当宋理宗为朱熹平反，颁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天下，扶植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元朝统治者也于窝阔台十一二年间（1239－1240），创办太极书院于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在元朝统一全国的前后，忽必烈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因此，元代书院十分发达。《日下旧闻》讲，“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

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据统计，元代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就建复各类书院408所。因此，民族文化之不绝于金戈铁马的元代，理学之传于北方，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书院。

明代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故明初近百年间，虽有若干书院创建修复事例可举，但从整体上说，书院处在一个发展的低谷，而这时也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于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形成鼎盛之势。据统计，明代共建有书院1699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学术思想与书院一体化的情形及其显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万历之际，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中国书院传播文化的功效由此可见一斑。

与程朱之学相比，王学注重人的悟性，当初它为打破教条解放思想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但走得过远，必失之空疏、无根等弊端。事实上，到万历末年，它即步人末流。故有识之士如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邹元标等以东林、首善书院为根据地，重倡理学，图以救弊。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使本已腐败的朝纲更加腐败。书院讲学诸人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关心学术转而关注政治，裁量人物，评议朝政，从而招致大祸，天下书院皆遭禁毁。遭此一劫，明代书院再未振起。

清初书院承袭明朝遗风，常有千里期会、百人聚讲的事情发生，被统治者视为大忌。

故顺治皇帝下令“不许别建书院”。康熙皇帝虽以文韬武略著称，但也始终不肯撤销禁令，而仅仅以颁额、赐书给书院来引导其发展方向。雍正时代，经过一阵犹疑之后，终于在十一年（1733）诏令各省创建书院。此后，禁令虽已解除，但仍多次下诏以科举功名规范书院师生。尤其是乾隆时代，连招生择师、课业考核、奖惩办法等都在诏令中有明确规定。这种从禁止到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迫使书院改变了学术追求，一种与现实政治较远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究经典的学风终于形成，此即所谓乾嘉考据之学。禁令既开，书院得到长足发展，有清一代，全国建有书院3868所，基本普及城乡。虽然，众多的书院以科举为业，对学术发展无多裨益，但藉其遍布城乡之势而产生的普及文化的巨大作用则不可忽视。

雍正七年（1729），印度尼西亚华侨创建的明诚书院为海外第一所华人书院，其后又有明德等书院创立的。新加坡华侨也在咸丰四年（1854）建有萃英书院，而美国旧金山亦在光绪十年（1884）建有大清书院。虽然这些海外华人书院与朝鲜等仿照中国制度建立的书院有别，但其传播中华文化于域外，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之功则一，且不可磨灭。

具有同样意义的是近代中国教会书院的出现。教会书院的始祖是1818年建于南洋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43年迁至香港。它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牧师马礼逊（rev．robert morrison）倡议开办的，第一任院长是米怜牧师（rev．william mime）。除了招生讲学、刊印报纸之外，书院的主要工作是将《圣经》译成中文，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译成英文，然后刊印出售。鸦片战争以后，英、美、法、德、瑞士等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相继建立了70余所书院。它们分布于各通商口岸，其中以上海、苏州的中西书院，南京、北京的汇文书院，福州的鹤龄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等最为有名。教会书院是殖民侵略的产物，以服务传教为主要目的，但它对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传入中国有积极贡献。同治以后，又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传教士合办的不以传教为目的的书院，如徐寿与傅兰雅（fryer john）合作的上海格致书

院，就以融通中西、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为宗旨，开创了古老的书院融会“新学”的风气。另外，日本在上海设立东亚同文书院，招收日本本土学生，日本台湾总督府在厦门、福州等地设置一些从事“籍民”教育的书院，此则皆是中国殖民化加深的标志与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不协之音。

光绪年间，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由于与“新学”、“西学”的结合，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显示了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信心与能力；另一方面，这种过渡尚未完成，它就被宣布改制。先是，戊戌变法中诏令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复令改学堂为书院。二十七年（1901），在“新政”的浪潮中，清政府再次宣布将全国所有的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至此，书院的历史被人为地划上了句号。然而，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次改制，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