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事业与文化传承创新

作者：高金祥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高金祥

（赤峰学院 党办，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孔子的教育事业，包括兴办私学和整理文献两个方面。其中包含着许多文化传承与创新因素。各行各业包括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师生，应该发扬孔子创办私学的开拓进取精神，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原则、方法，仿效孔子的教育精神、风格、态度，参考孔子的教学标准、目的、效果，完善孔子创立的文体、文风等，搞好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

关键词：教育事业；兴办私学；整理文献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252-05

孔子的教育事业，包括兴办私学和整理文献两个方面。兴办私学的目标是传播知识、培养人才；整理文献实际上就是修订教材，初衷是为弟子提供课本。

兴办私学与文化传承创新

我国教育事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仅就教育的专门机构学校来看，它的演变历史也是非常微妙的。了解其演变历史，也就了解了孔子兴办私学的背景，了解了他兴办私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

五帝末期，学校徒具其名，并无其实。延及三代，已经累积起许多名称，如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右学、左学、东胶、虞庠等。最迟到了西周时期，学校初步定型化。如有天子设立的五学：东学、南学、西学、北学、太学，或曰东序、成钧、瞽宗、上庠、辟雍；诸侯开设的泮宫（一面临水）。从行政区域划分，有座落于王都的国学，包括大学、小学；有地方创办的乡学，包括校、序、庠、塾等。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官方无暇顾及办学事宜，国学等随之衰落。然而，社会在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各诸侯国需要更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才，广大民众掌握文化知识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为孔子兴办私学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针对学校的职能、演变历史或来历，《孟子?滕文公上》概括指出：“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校者，教也。最初“教”什么？《说文解字》说：“校，木囚也。”原来，所谓“校”是用木料制作的围墙，其用途是关押罪人。所谓“教”，就是教其悔过自新。由此可见，学校由教诲训导罪人的场所逐步演化而来。序者，射也。《周礼·地官》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即以礼会集民众，春祭社以祈膏雨，秋祭社以报丰年。于此同时，仍以一州所设学堂为场所，演练骑射等科目。看来，当初学堂开展的活动项目有祭祀、祈祷、骑射等。

庠者，养也。“养”的对象是什么？《说文解字》说：“礼官养老。”《礼记·王制》作出详细解释：“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孔颖达疏：“此谓子孙为国死难，而王养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养于乡学；六十渐衰，养礼弥厚，故养之于小学；

七十大衰，养礼转重，故养于大学。此养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达于诸侯。”据此而言，最初的各级各类学校，是兼顾赡养老人的地方。

综合说来，夏、商、周的校、序、庠，其共同职能是实施人伦教育。学校由教诲罪人的场所演化而来，后来兼顾习射、祭祀、祈祷、养老等活动项目。

不容置疑，孔子对学校的来历、功能等了如指掌。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对学校的改造是多方面的，诸如保留其实施人伦教育的功能，摒弃一些功能，增加其他功能，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等。从孔子时代开始，学校，才成为相对独立、面貌一新的教育部门，才真正走上健康、正常的发展轨道。

孔子兴办私学，创造了当时的一些最高记录，引领了教育发展的方向。这正是他对我国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他培养的普通还是顶尖人才，其数量都是空前的；其办学规模，是超越往古的。在此之前，私学先生也许已经出现，然而，没有谁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教育成就。孔门弟子，大者与孔子年龄相差无几，小者比孔子少五十多岁。从青年到晚年，孔子都在招收弟子。即使在鲁国从政期间，他也兼顾教学活动。以一己之力，能够不间断地坚持接近半个世纪的办学时间，也打破了当时的最高纪录。孔子的学堂，不择名号，不量招牌，他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气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加强学堂的内涵建设。他不求教育资源的丰盈、经费的充足、环境的舒适、条件的完备，而是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因陋就简地创办私学。甚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称扬弟子颜回的做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孔子培育的艰苦办学精神，注重教育内涵建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精神与思想，引领着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众所周知，孔子把毕生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他热爱的教育事业，以横空出世的姿态，稳稳地占领教育阵地，彻底打破从前教师由官员兼差的政教合一的格局，使教师逐步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在招生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宣布：“自行束修（十条肉干）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从人人有接受教育权力的原则立场出发，他招收的弟子，来自不同阶层、行业、国度，许多都是平民子弟。这就打破贵族子弟垄断文化教育的一统天下，加速了中国教育平民化的历史进程。

孔子大约从二十几岁开始到晚年为止，在近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归纳出许多教育思想、原则、方法，倡导、形成许多教育精神、风格、态度等。孔子的这些教育成果，相去两千五百年之久，可是，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我们重温一次，就会获得一次新的认识。传承这些成果，为的是有所创新，使我们的工作包括教育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环境，提出“里仁为美”（《里仁》）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等重大命题。后来，墨子叹染丝之变、孟母三迁之事、荀子居必择乡之论、芝兰室的典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名言、风俗移人的观点，都与之一脉相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坚持孔子的命题，承认客观环境对人的成长有重大影响，积极推行对青少年施加良好教育的方针。从大的范围讲，党和政府一再主张：必须净化社会环境。最近，有识之士甚至提案或呼吁：把网络信息的传播，也纳入法律的轨道上，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与舆论氛围。

孔子首倡启发式教学法。他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在“心求通而未得”与“口欲言而未能”之际，“开其意”而“达其辞”。举一个角落使之推知三个角落。《礼记·学记》得出同样的观点：“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毛泽东创立的“十大教授法”，第一条就是启发式。我们一如既往地运用启发式教学法，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性思维，

尽量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使他们像当年的孔门弟子那样：告往知来，闻一知十。像古人所要求的那样：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总之，培养造就文化传承与创新所需要的人才，离不开启发式教学法。

孔子一面讲求“温良恭俭让”（《学而》）的获得信息的方法，一面强调“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的原则。他以中庸之道为出发点，辅之“无可无不可”（《微子》）的灵活手段，正确对待“让”与“不让”等矛盾。教学领域如此，社会各个领域无不如此，可让，可不让，可有为，可无为，此一时，彼一时。孔子的这些教学思想或处世哲学，经过我们的消化、改造，早已落实在行动上。如我们不遗余力地处理好各种事物的辩证关系，包括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教与学的关系，进与退、顺与逆、内与外、近与远等关系，不走极端，争取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恰到好处。

孔子与弟子达成共识：切磋琢磨，不费学问之功。孔子承认与弟子讨论问题，常常受到启发，教与学相互促进。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看，千百年来，孔子的认识不断被深化与发展。从荀子《天论》提出“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妇夫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的论调，到《礼记·学记》倡导“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观点，人们不仅在学问上，与切磋琢磨之功联系起来，而是把这种功夫，视为大到制订国策，小到布置任务的必然步骤。从《礼记·学记》宣扬“教学相长”和“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等观点，到韩愈《师说》揭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事实，人们超越教与学、师与徒等范围，打破任何界线，已经以互学互补，互勉互帮，兼善众长为无上荣耀了。

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大家，又是“循循然善诱人”的师长。他把“因材施教”与“循循善诱”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甚至运用多种方法，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不只是推崇孔子的这些方法，而是使之为我所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更为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造就更具竞争力的人才，描绘宏伟蓝图，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孔子为弟子做出榜样：“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即不凭空测度，不妄下断言，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尊。孔子不只是对弟子，对所有人都起到表率作用。在历代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人们效法孔子，自觉地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择善而从。尤其是不断涌现的杰出领导者，深深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兼听的基础上，才能独断，也才能增强独断的准确性。他们集众人之智，倾听不同意见，上可测天，下可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及时做出相应的正确决策。

孔子深情地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主张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他指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要求在温习旧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的见解。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用）为？”（《子路》）提倡学以致用的原则；还说：“学而不思则罔（迷罔），思而不学则殆

（疲殆）。”（《为政》）主张学思结合；孔子做到“每事问”，（《八佾》）“不耻下问”，（《公冶长》）主张学与问相结合；颜回赞扬孔子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得当：“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说明孔子善于处理“博”与“约”、“文”与“礼”等辩证关系，包括多与少、粗与精等辩证关系。概括起来，孔子在创办私学的实践中，充分注意事物的两个方面，透彻领悟事物由矛盾组成的真理，抛弃一点论，坚持两点论，推行两两结合的教育思想，正确处理教育方面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对此，我们并非在乎孔子想到多少问题，处理了多少矛盾，摆正了多少关系，而是看重他指示给我们的门经和方向。在担当文化传承与创新任务的时候，我们会按照他指示的门径和方向，争取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教与学、学与思、学与用、学与问、博与约、才与德、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孔子教导弟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自己也从来不做不懂装懂的事，而是不懂就学，不懂就问。孔子带头树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良好教学风气。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他身教重于言教，修己以敬，薄责于人。孔子的这种榜样的力量，超越时空，是没有穷尽的，影响着当时的弟子、社会的各个阶层，影响着现在，也将影响着未来。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人参与文化传承与创新，大家同样没有低估榜样的力量，不仅教师为学生作表率，而且领导为群众作表率，上级为下级作表率，家长为家庭成员作表率，大人为孩子作表率，先进带动落后，老帮新，大家努力立建和谐关系，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孔子要求弟子具备“文质彬彬”的素质，其实，文化传承与创新也要求我们必备这种素质。孔子要求弟子学习技能、技艺达到“登堂入室”的境界，其实，文化传承与创新同样要求我们进入这样的境界。

孔子创立的一整套教育学说，是最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传承这份遗产，搞好文化创新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整理古籍与文化传承创新

孔子是我国古代教育家兼文献研究整理专家，他参考以往的教学科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搜集整理古代典籍，修订我国第一批具备系统性的整套教材，为我国早期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重大成果。

按照《周礼·地官》的说法，夏、商、西周三代的普通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六德、六行、六艺三个方面：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其教学目标分别是：锻炼智慧以摆脱愚昧；爱人并泽及于物；述圣人之道；因时制宜；忠诚无欺；做到刚柔并蓄或宽猛相济。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其教学目标分别是：孝顺父母；兄弟友爱；和睦九族；亲于外亲；赢得朋友信任；恤弱济贫。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习礼作乐，用于提高综合素质。《礼记·文王世子》指出：“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内外兼修，使受教育者“恭敬而温文”。射箭御车，属于作战技能训练，也包括培养忠君卫国精神。习文算术，代表学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

显然，当时的教学科目，既有综合性又有实用性，其教育方针，兼顾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行为规范、技能训练、素质提高等，注重其在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发展。其教育目的，就是培养造就各个领域所需要的德艺双馨、文武兼备并具有普及性、实用性的人才。

到了春秋末期，在三代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孔子整理修订古代典籍《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作为自己的教材。它们被后世通称为六经。孔子编订这六部教材，自然分别有大体的教学标准。对此，《礼记·经解》只是从宏观上给予解释：“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简易良善），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以往的教学标准，主要根据教育的普及阶段，即小学阶段提出来的；孔子的六种教学标准，主要根据教育的提高阶段，大学阶段制订的。小学阶段，一般培养普通人才；大学阶段，培养治国安邦的高级人才。

孔子破天荒地修订教材，使弟子学有所本，使自己创办的私学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在此之前，不管教育内容如何丰富，教学科目多么实用，可是，并没有谁像孔子这样，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独具慧眼地编订出一套比较系统的教材。应该确认，孔子时代，教育标准大体确立，小学与大学等教育体制初步完备，教材建设取得旷古未有的成就，我国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无不与孔子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密切关联。

孔子喜欢评论自己修订的教材，借此表达他的教学标准、目的、作用、效果等。孔子的教学成绩，凝聚着他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识。

孔子编订的《诗》，就是如今流传的《诗经》。孔子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认为《诗经》包含的思想感情是天真无邪的。毫无疑问，他的《诗经》教学，就是要培养弟子这方面的思想感情。孔子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八字，作为《诗经》第一篇《关睢》的评语。他主张，表达思想感情，就要符合这八字标准，一定要体现中和之美。孔子的这种审美观点，恰恰是以他的中庸之道为理论基础的。他要求人们包括弟子，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中正守常，恰到好处。由此可见，孔子把中庸之道贯穿于《诗经》教学当中。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从侧面透露他的《诗经》教学标准之一，是培养弟子通达政务、使于四方并对答如流的能力。孔子断言：“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他把《诗经》教学视为丰富弟子语言的必由之路。孔子把某一典籍作为标准语言的范本，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后世，人们仍然津津乐道“学会《诗经》会说话。”孔子曾谆谆告诫弟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他全方位地总结《诗经》的教学作用：可以培养想象能力与创新思维；可以培养观察能力、提高认识水平；可以增强合群意识和交流思想的本领；可以调适怨怒、欢乐等情感，把握美刺的分寸；可以强化事君事父的忠孝观念；可以获得许多科学知识。孔子告诫儿子：“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他认为，学习《诗经》的《周南》和《召南》，可以矫正人生初始之道。

孔子编订的《书》就是《尚书》，它与《诗经》并称“诗书”，后人就有“诗书千载经纶志”等说法。许多学者认为，“诗书一揆”，一诗一文，千古一理。孔子常常把它们的教学放在一起，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即孔子所讲的最流行的语言，包括《诗经》、《尚书》里的话，行礼时说的话。这条材料至少说明：孔子的《尚书》与《诗经》教学一样，其目的之一，就是用以规范弟子的语言，使之熟练掌握并运用官方话。

孔子一般将自己编订的《礼》、《乐》两部教材相提并论，以礼乐教学融为一体为主，以各自的单独教学为辅。他向弟子灌输“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的思想，为他们确立“富而好礼”（《学而》）的高标准。要求他们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不折不扣地遵循孝道。孔子质问：“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他的礼乐教学主题，就是培养弟子“仁”的品质，把最高的做人标准

“仁”作为他们努力的方向。孔子曾用“尽善尽美”（《八佾》）一词评论舜时的乐曲《韶》，从中反映出他的音乐教学准则是：歌词内容健康纯正，曲调悠扬动听，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三月不知肉味。”（《述而》）这就侧面说明：他有高超的音乐鉴赏能力，其音乐教学注重培养弟子的鉴赏能力。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透露他的教学三大步骤：以学诗为修身的起点，以习礼为立身的根基，以音乐教育铸就弟子的品性，使之最终完成学业。孔子又说：“恭而无礼则劳（劳倦），慎而无礼则葸（畏惧），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尖刻乖刺）。”（《泰伯》）看来，即使弟子各自具备恭、慎、勇、直等美好品质，他也要在教学实践中，约之以礼，成之以礼。孔子曾结合礼乐教学，提出用人标准：“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他把人才分成四等：先进于礼乐的君子、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后进于礼乐的君子、后进于礼乐的野人。他认定：缺乏一等人才，就降而求其次，选用二等人才；接受礼乐教育之日，才是迈上成材轨道之时；出身的尊卑，资质的高低并不重要。其中，也无不反映出他对礼乐教学的重视程度。孔子规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在他看来，礼是法度、准则、正道、规矩，遵循礼，是每个人的义务。必须通过礼乐教育，培养弟子承担这种义务的自觉性。孔子还指出：“乐节礼乐。”（《季氏》）即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快乐。推而论之。他的礼乐教学效果，自然是调适情感，调整各种关系。子游曾在武城开展礼乐活动，其依据就是他的教导：“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阳货》）孔子充分肯定子游的活动，说明他的礼乐教学的功效，恰恰在于调整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反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他在礼乐教学中，教诲弟子：礼，不单纯指玉帛等礼物；乐，也不单纯指钟鼓等乐器。一定要重视礼乐的内容，不要只看到礼乐的形式。

孔子编订的《易》，被列为《十三经》之首。后世学者认为：“易”，就是变化、改换之意，或者说包含易简（容易知晓遵从）、变易、不易三种含义。通读《易》，我们得知，《易》的研究对象相当广泛，包括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包括人事、物类等项。由此可见，孔子《易》的教学的根本要求是：让弟子领悟《易》的研究对象当中包含的容易知晓遵从的常理、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规律等。现在看来，孔子《易》的教学，已经包含着天文、地理、哲学、生物等现代学科成分。进一步说来，孔子通过这一教学，要求弟子既放眼于宇宙空间，又面向人类社会，同时探索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的奥秘，深入研究天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总之，孔子通过这一教学，打开弟子获得自然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大门，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

相传，《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修订而成的。孔子评论《春秋》的话，几乎没有真实的记载。司马迁则把自己的《史记》，看成是与《春秋》前后相续的作品。因此，他对《春秋》的评论最多。其《太史公自序》既说明孔子修订《春秋》的意图，也间接透露孔子《春秋》教学的目的等。如认为《春秋》这部教材，首先申明三王之道；其次提出处理人事的纲领；再次提供解除疑虑的方法、判断是非的标准；第四，贯穿惩恶扬善的主题；第五，包含存亡继绝、补敝起废的用意；第六，反映万物之散聚过程，即揭示治乱兴亡规律；第七，以宣扬礼义为宗旨。其实，也依次侧面说明孔子《春秋》教学的七个目标：要求弟子推行夏禹、商汤、文武之道；尽人事以听天命；决嫌疑，定犹豫，明是非，识大体；激浊扬清，爱憎分明；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认识掌握兴亡治乱规律，以史为鉴，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讲求人伦纲常、礼义廉耻。照此说来，孔子的《春秋》教学，内容丰富，意义深远。

此外，依据《史记·滑稽列传》的记载，孔子对“六经”的总评语是：“《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事，《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等于高度概括了他的“六经”教学的重大作用，即《礼》在于节制欲望，《乐》在于发展和谐关系；《书》在于警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诗》有助于表情达意；《春秋》凭借微言大义，纯正风俗。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委曲论述孔子“六经”教学的重大意义，与孔子对“六经”的总评语，有相得益彰之妙。其论点是：“《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等于说明孔子《易》的教学目标是：让弟子用变化的眼光，观察、认识一切，形成一切在变的哲学观点。“《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即孔子《礼》的教学目标之一：使弟子遵循人伦之常理，行为规范。“《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即孔子《书》的教学目标之一：使弟子熟悉先王之事，从中吸取从政经验。“《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即孔子《诗》的教学目标之一：增加弟子的自然、地理、动物学、植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使之善于歌咏人、事、物。“《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即孔子《乐》的教学，在于使弟子修身立命，平和心态。“《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即孔子《春秋》教学的意义是：要求弟子明辨是非，坚持原则，掌握治理百姓的方法。

不容赘述，孔子“六经”教学的经验与教训，是最值得我们记取的。

汉代以来，人们不再列出《乐》，孔子修订的六部教材，变为五部，也就是所谓的“五经”。《文心雕龙·宗经》从文体方面，阐述孔子修订的“五经”所具有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该文指出：“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誄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移檄，则《春秋》为根。”就是说，孔子修

订的“五经”，是后世各类文体创作的源头。该文还从文风方面，阐述孔子修订的“五经”所具备的文化传承与创新意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即孔子修订的“五经”，为后世作品创作提供了范本。

《文心雕龙·原道》高度概括孔子所修订的“六经”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赞扬孔子对我国文化传承与创新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即孔子继古代圣贤之后，其业绩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整理修订“六经”，类似集金钟玉磬等音乐之大成。他表达思想情感，飞扬文思与辞藻，像施教化的木铎振动，千里之外响应。又如席上的佳肴，供人品味，他的道义文章，万世有口皆碑。他写下天地之间最辉煌的人之文，用以启迪后人的才智，使之耳目一新。当然，其中神化孔子与“六经”的成分，我们可以剔除之。

简短的结论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开创的教育事业也包含着更多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因素。我们的各行各业包括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是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师生，应该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获取养料，搞好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越发认识到：教育领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改革将涉及许多深水区，如高考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等。如何深入搞好教育改革？像孔子创办私学、与官学形成对垒那样，我们应该具备孔子这种开拓进取精神，积极开创教育领域新局面，取得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成果。像孔子恰如其分地取舍学校功能，勇于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那样，我们必须实施具有深度与广度的教育改革。像孔子创造当时教育的最高记录、引领教育的发展方向那样，我们应该继续创造教育新纪录，继续引领教育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原则、方法，总结、探索出一整套更具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原则、方法等。仿效孔子的教育精神、风格、态度，形成、完善自己的具有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的教育精神、风格、态度等。像孔子破天荒地修订教材那样，我们更应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教材，以适应培养高规格人才的需要。参考孔子的教学目标、目的，弄清孔子如何发挥教学作用、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道理，吸收孔子六经教学的经验与教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标准，矫正自己的教学目的，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教学作用，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继续完善孔子创立的文体、文风等。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