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行政决策理论与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研究

西蒙的行政决策理论与中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研究

作者：江文丽

来源：《经营管理者·中旬刊》2016年第04期

摘 要：西蒙的行政决策理论，在人性假设上独辟蹊径，整合“经济人”和“情感人”假设，提出有限理性的“行政人”，并在此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决策理论。本文通过分析西蒙决策理论的逻辑思路，来探析当前行政决策的新路径。 关键词：西蒙决策理论 行政决策 民众参与 信息共享 智库 一、西蒙行政决策理论的逻辑分析

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是决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提出的行政决策理论，既符合经济学家选择理论的合理方面， 又适应于心理学家和实际决策者所注意的人类决策的性质和局限性。他在有限理性的“行政人”假设上，提出他的决策理论，最终形成科学的组织机制。我们按照理性—决策—组织的逻辑论证思路进行分析。

1.有限理性。在西蒙之前的决策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之上，这种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有着一套完整而内在的社会价值体系偏好，认为决策者具有最大限度的理性，能为实现组织和个人的目标而做出最优的选择。其在决策上的表现是：决策前能全盘考虑一切行动，以及这些行动产生的影响；决策者根据自身的价值标准，选择最大价值的行动为对策。然而，西蒙认为这些理论只是假设人在客观理性下的决策，而不是在实际决策中的状态，从而他进一步对“有限理性”进行了研究。

1.1人类决策是具有理性的。虽然西蒙反对把人看作完全理性的“ 经济人” ， 但他并没有否定人类行为中理性的存在。在考察人类行为时， 他首先看到了理性的存在， 进而指出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西蒙认为人类的决策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1手段—目的的层级系统。西蒙认为组织的目的结构是层级式的：整个层级系统的每一层次，都可视为下一层次的目的和上一层次的手段，目的和手段之间相互转化。人类从理性出发，会通过这一层级系统进行行为整合，寻求综合价值尺度，从而使决策结果趋于最优。 1.1.2备选方案。西蒙在手段—目的的层级系统之上，又构建了“备选行为的可能性与后果”这一术语。人们在决策时总会面临大量可以替代的备选行为， 而选定并执行任何一项策略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所谓决策， 就是为完成某一任务， 从若干备选行为中挑选其一而付诸实施的过程。而“理性的决策，总是要求我们用方案所欲实现的目标去对比各个备选方案”。因为在这一决策过程中，由于受时间成本的限制，人们会存在理性去缩减备选方案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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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类理性决策的限制因素。环境的复杂性。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活动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政府事物也越来越繁杂，社会环境也是日新月异。而在此种大环境下，政府决策很难做到“完全理性”。

智力的有限性。除了环境、信息等客观因素，决策者的认知因素也极大的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由于决策者受到知识、经验、阅历与世界观等因素的限制，导致信息的充分使用受到限制，再加之个人价值的偏好，使得理性在决策过程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2.西蒙的决策理论。西蒙在其独辟蹊径的有限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关的决策理论：第一，决策是管理的中心。决策贯穿管理的全过程。而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有其决策的基本特征：西蒙认为，任何作业开始之前都要先做决策，制定计划就是决策，组织、领导和控制都离不开决策。第二，强调集体决策与组织决策的影响。西蒙指出，经理的职责不仅包括本人制定决策，也包括负责是他所领导的组织或组织的某个部门能有效的制定决策。第三，发展人工智能，逐步实现决策自动化。在他所著的《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用大量篇幅来总结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特别是在高层管理及组织结构中的应用。 3.组织机制。西蒙认为，在增加个人决策的合理程度方面，组织具有以下功能：第一，克服个人知识的局限，利用专业化和职能分工，帮助其成员整理、加工并提供与其决策直接相关的信息，排除不必要的信息，确定什么因素重要，什么因素不重要，形成决策的信息前提。第二，帮助组织成员了解其他人的行为趋向，以克服群体行为的不稳定性。换句话说，组织能使群体形成协作关系，每个人的目的都是共同目的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组织掌握他人将会采取何种行动，作为自己的决策依据。第三，组织可以形成稳定的目标体系和价值尺度，例如组织的使命等等，从而帮助每个成员能够采用共同的评判标准，获得行为的整合性和一致性。

按照这样的逻辑分析路径，可见西蒙的行政决策理论有其独树一帜的地方。而正是因为其有限理性的逻辑起点，相配套的决策程序和组织机制，对于我们今天的行政决策大有裨益。在当今的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我们面对的是“信息大爆炸”，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理性。而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的有限理性，做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应对的主题。

二、公共决策困境的成因分析

近年来，各地由于公共决策不当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一些政府的决策思维模式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弊端，其背后隐藏的政治风险是巨大的，如若任其发展，将会给国家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治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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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决策存在认知障碍，排斥公众参与。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思维定式下，政府组织存在公共决策认知障碍。源于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传统行政学认为，公共行政与政治本质上存在着差异，认为政治属于政治家的范畴，而行政则属于由技术官员负责处理的层次。“公共行政是政策执行的工具，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是民意所归，因此公共行政忠诚的执行政策，就是顺应民意的表现，也是良好行政行为的展现”。

2.决策过程中，信息融合机制受阻。我国学者胡伟认为，中国当前的决策模式是一种精英决策模式，政治决策的过程是“关起门”来进行的。主要表现在决策过程中，相关政策信息由政府各部门公务人员收集，然后直接向各部门的负责人提出政策建议。这里的信息融合机制受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缺乏互动。二是，政治系统封闭，公众对政府决策信息不了解。正是由于这两大方面的信息沟通障碍，最终导致公共决策的扭曲和失范。

三、政府公共决策模式亟待转换

1.激发公众的“积极自由”，促进民众参与。法国政治学家本杰明·贡斯当认为，人类社会的自由包括两种：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是指一国公民分享国家主权权利并积极参与国家决策与治理的自由；而消极自由则是指一国公民免于政府不正当的干预并追求自身利益与欲望的自由。美国的政府在其决策过程中，积极的促进民众参与，由于美国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度、知情度比较高，他们的权益和愿望受到政府的尊重，因此他们对政府的法令大多能够遵守。通过美国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2.加强政府信息数据融合，实现信息共享。根据西蒙的行政决策理论，信息获取的有限性是制约理性决策的主要原因。推进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部门内部的信息融合共享，已经成为当前国家战略的当务之急。如何实现政府信息融合：一是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将政府部门数字化、可机读的数据开放给其他政府部门和民众，使政府部门之间对其他部门的决策议程能够及时了解和参与，使民众能在法律允许的参与政府决策，并对政府决策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四、结语

理论是实践的眼睛，西蒙给予我们的是智慧，是科学民主决策的前进方向。西蒙对有限理性的论述，揭示了“完全理性的非现实性”。促使我们在现实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非理性的限制因素，减少决策失误。通过对西蒙行政决策理论的研究分析，去剖析在中国国情下，大数据时代下，政府决策困境的解决路径；去指导政府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公众利益，实现中国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进而不断推进我国行政管理的改革进程。 参考文献：

[1]（美）西蒙.管理决策的新科学[M ].商务印书馆，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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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功荣.西方公共行政学思想和流派[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胡伟.政府过程[M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