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辈进来耗时月余，算是对梁漱溟先生这一着作有了粗略的了解。该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思想急剧碰撞的年代的背景出发，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精神及其产生的要素和发展的历程。其文笔通达、思路清晰、旁征博引，充分彰显了梁先生的才华横溢。文中最引人注目的对几千年来儒家思想的细致分析更让我们叹服先生真无愧于“中国最后的大儒”之名。接下来，容我以原文的思路总结我的收获和提出我的问题。
作者的思路紧扣社会现实，与我曾设想的阐释艺术文化不同，文本详细分析了中国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而弃艺术文化不谈，这必然联系到社会问题突出的时代背景。梁先生看来，解读中国文化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早熟”，先贤们没有稳定的哲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在先秦险恶的政治局势中，只有重人事关心社会的学派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化至成熟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即儒家思想。
可以说儒家思想是纵贯中国发展全局的关键要素，它的快速健全规范了中国的社会格局，在道德伦理和思想文化上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梁先生认为儒学启发了中国人早起的“理想思想”，突出表现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反宗教意识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点上，儒家崇尚的天地、家国、君王等都作为理性的化身，在价值选择上崇尚中庸的哲学，最终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除此以外，梁先生总结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突出特点并加以阐释，以展现中国文化的特殊之处。容我先列出至今略有存疑的几处地方以便探讨：
（一）梁先生“两千年来不复有任何改变与进步”一说恐嫌偏激，应是用词的不妥。
（二）说中国人的人生“几无宗教信仰”。虽然不及印欧的宗教格局，但是中国宗教的
存在并不可否认，并且值得做一些有益的探究，完全侧重于儒家思想而避开中国迷信体系会不会显得论据略显不足？
（三）讲到中国纪律欠佳的问题时梁先生认为不关乎教育而是集体生活与非集体生活的关系。对后者我虽然颇为赞同，但教育的问题理应同样的重要，没有教育作为重要的媒介，集体生活也会无纪律可言。
（四）谈到伦理社会的演进时，梁先生认为其乃“古圣人之安排”而非“宗法社会自然演成”，然而宗法关系何尝不是中国家庭伦理源头的关键所在？
（五）此外，梁先生在第十章提出中国人的奴性来自于相安而非压迫，来自中国人的“向内用力”、责乎自己。但是这与同章所引中国人“为志逊”之言有矛盾之嫌。虽然这个观点非常新颖有趣，但是可供支撑的证据亦然有限。
（六）文中用尚贤尚理而不从众的理论证明中国“超越民主”，似乎有为古代中国不民主的现实辩解的意味，至少比西方民主更高明的说法是不太现实的。
（七）梁先生引张东荪先生“科学自宗教来”一说似乎仅合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不具普遍性，难以用来论证中国的科技落后之因，人们难免要问为何伊斯兰世界同样科技落后的问题了。
（八）文中说到脱离奴隶制后的中国人是自由的甚至过于自由的，但是土地的经济束缚与户籍、徭役制度的政治束缚都客观存在为国民自由的障碍。
（九）文中认为中国阶层流动因科举而加强并且分化阶级矛盾，然而许多贫穷人家确实难以享受教育，世家贵族一直把持数量可观的名额。
（十）对于我的疑虑，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感到梁先生的伦理社会理论存在对官僚阶层的不小的忽视，若考虑到官僚阶层的因素，则许多观点皆会有所影响：众所周知，地主在区域内属于世代经营，竭泽而渔的现象并不易发生，而阶级矛盾确实如梁先生和其引述的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明显，但是官僚由于流官制的支撑而容易形成掠夺式的经营者，并会由此积压大官僚地主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该问题同样冲击梁先生道德层面的乱世理论。
以上我的问题或许自身就存在许多问题，有待我继续的学习和理解，有些问题或许存在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我还是斗胆把它们都罗列了出来。我觉得不提出问题不能算是我思考过了，虽然是个人观点，但是我也希望借此整合自己的思路，并且时刻提醒自己留意这些困惑我的问题。
然而，即使文本真的存在一些问题，也瑕不掩瑜，梁先生许多新奇犀利、富有洞见的观点令我受益匪浅：
（一）梁先生指出，中国以伦理代替了宗教，并且使儒家思想成为了民族信仰，“没有信仰的社会必然崩溃变形”，这对今天的人们是一种有力的警醒。
（二）在西方，同行间常组成行会等集体组织来攫取利益，但在中国同行则是冤家，梁先生总结为缺乏共同利害，乡党意识大于行业意识。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因好窝里斗而闻名，实须记作教训。
（三）梁先生论中国法律重义务而轻权利，这一问题事实上遗存至今，中国法律如今重刑法而轻民法的现象在社会上受着广泛的关注。
（四）梁先生对儒家的伦理体系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一方面认为其因顾恤对方而达到
平衡，铸就礼仪基础，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承认孔子对当时封建秩序作的修正功夫结果是白费，许多要求缺乏客观标准，后期更是趋于僵化和愚昧。我们今天学习传统思想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和学习这种态度。
（五）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教人向内用力，学习反省、克己、自责、让人、吃亏等，而非向外抗争，这其实也早已成为中国的民族性格，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却使每个个体陷于自己的视野，难以洞见自身之外的问题。
（六）第十一章论证中国的乱象是周期性的，虽然我在疑问的最后一条表达了我的态度，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依然需要保有一定的警惕：官僚承平日久会懈怠吗，人口的持续增长会导致土地和粮食危机、道德和社会危机吗，文人的堕落会扩散社会的懒散风气吗？这些至今依然值得我们警惕。
以上这些亮点在我阅读的时候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并使我做下了标记，而读完全书我却感受到更深刻的回味。鲁迅曾讽刺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在今天，国人在文化领域仍然极度的不自信，不敢正视自己的民族文化，每每要闹出全盘西化、反对国学等闹剧。然而梁先生，在那个新文化运动疯狂批判传统文化的时代，敢于为儒家文化正名，并告诫国人要恪守自己的信仰。正因为生为中国人，生来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我们更应该明白我们为何这样做，为何不能放弃传统，以及为何在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潮流的席卷下传统文化依然坚强地留存。因为那是我们的根，我们几千年来的生产和生活形成了适应的土壤，个体的脱离必然难以存活。所以如同梁先生告诫的那样，我们不能盲目地追崇西方的文化和宗教，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文化的理性所在，我们的特殊个性不一定不为世界所容，反而可能弥补其他文化缺少的内核，我十分感动于梁先生的执着，他让我们铭记不能失却自信力去做没有根的浮萍。
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梁先生又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更是早衰的，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生趣渐薄、机械僵固，部分地失去了本意，部分地落后了时代。因而我们越是重视传统文化越应该继承之并且发展之，而不是泥古不化拒绝外来文化和新式文化。《礼记》言：“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梁先生解释为：“其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我们应该看到书本与教条的局限所在，我们的文化是活的文化，是经过淘汰和选择，受到历史和人民检阅的文化，也只有这样的文化才经得起各式各样的冲击，才能包容各种各样的民族，顽强的存活至今并且依然迸发出强大的生机。
可以说，梁先生《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仅仅讲社会文化一部分就已经体现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的博大精深，在帮助我们去了解中国文化之余更激发我们继续求索的欲望，并且和那个时代的梁先生秉承同样的理想，振兴我们的文化、强大我们的国家、完善我们的社会，让世界看到我们自豪的理性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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