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

2020-05-31 来源：意榕旅游网

第16卷第1期Vol.16　No.1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DaxianTeachersCollege(SocialScienceEdition)

2006年01月Jan.2006

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

李桂芳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71)

【摘　要】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综观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虽也有贪污腐败现象,但总的来说还较清明,大批良吏在澄清吏治、发展经济、传播文教、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用人策略密不可分。【关键词】两汉;西南地区;吏治;用人策略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886(2006)01-0104-04

　　吏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主题。吏治清明,国家繁荣昌盛;吏治腐败,国家衰败没落。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虽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但大部分官吏在其任内还是较为清明的。本文试从两汉西南边吏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吏治及其与汉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用人策略之关系。

行纠正限制,对安定地方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又如光武帝时,蔡茂迁广汉太守“,有政绩称。时阴氏宾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辄纠案,无所回避”;[5]陈宠未到广汉任太守前,郡中豪强、属吏仗势欺压百姓,所谓“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以至百姓“诉讼日百数”,陈宠到任后“,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6]政绩显著,一时威名大振。

可见,对地方不法势力的整顿,澄清吏治,大受地方百姓欢迎,对安定民心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发西南地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推广技术,奖励农耕一

西南边吏作为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地方长官,具体实施汉王朝对西南的管理政策,他们必须因地制宜地将汉王朝的政策与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对该地进行有效的治理,以稳定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其吏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地方豪强

一些边吏在其任内,大力推广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农田水利技术为例,汉王朝委派的地方官吏在西南地区水利灌溉的推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景帝末年,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

[7]

繁田千七百顷”。另据《隶释》卷十五《广汉太守沈子琚绵

惩处贪官污吏、打击地方豪强是西南边吏吏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些地方官吏不畏强暴,刚正不阿,检举不法官吏,对整顿吏治起了重要作用。如孙宝为益州刺史,不畏权势,劾奏当时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姊子———广汉太守扈商“软弱不任职”,致使当地盗贼群起;[1]种　为益州刺史,无畏权贵,纠举“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以献(大将军)梁冀”;[2]冯颢为成都令“,太守京兆刘宣不奉法,颢

[3]

奏免之”。他们这种不畏权势之举,整肃了地方吏治,并

竹江堰碑》记载,东汉末年,广汉太守沈子琚组织当地人引绵水开渠建陂池堰塘,造福一方,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一些官吏则是“劝课农桑,垦殖土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成绩斐然。如廉范为蜀郡太守,重视农业生产,治内经济有所发展“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来时我

[8]

单衣,去时重五　’”。“永建中,泰山吴资元约为(巴郡)

在当时受到了高度赞扬。

针对地方豪强的横暴,一些边吏敢于与其作斗争,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如刘宠为成都令“,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濮阳太守赵子真父子强横,宠治其罪,莫不震肃。郫民杨伯侯奢侈,大起冢营,因宠为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宠复为成都,豪右敬服”,[4]对豪族的不法行为强

郡守,屡获丰年。民歌之曰‘:……我后恤时务,我民以优

[9]饶。’”后,即太守。正因为郡守关心和忧念农事,百姓

“屡获丰年”。所以“,及资迁去,民人思慕,又曰‘:……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10]表达了人民对他的怀念。冯颢为成都县令,注重发展生产,以至该县“实户口万八千,

[收稿日期]2005—10—09

),女,四川广安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西南区域史。[作者简介]李桂芳(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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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芳: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2006年第1期

[11]

开稻田百顷”。蜀,( 柯郡)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郡,闻汉世祖在河北,乃远使使由番禺江出,奉贡汉朝,世祖嘉之,号

]

为‘义郎’”;[25“文齐为益州郡守,公孙述时,据郡不服,光[26]武称帝,以南中有义”。

在西南夷地区,发展生产最突出的是文齐。他大力推广中原的农田水利技术“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12]后又“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13]大力推广陂池建设,对益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兴办教育,注重礼教

4、协调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地区,处理好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保持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这也是评判吏治的另一重要指标。

在委派到西南地区的官吏中,有部分官员能妥善处理当地的民族关系,推广德政,极大地密切了内地汉族和西南各民族间的关系,扩大了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政治影响。如王尊为益州刺史“,居部二岁,怀来徼外,蛮夷归附

[27]其威信”。明帝时,益州西部都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风俗与内地迥异,文化也相对落后。为巩固统治,汉王朝需要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教化,用汉文化去影响少数民族,使其社会经济文化能向汉族社会靠拢。同时,地方各级军政机构的正常运转及对当地有效的治理,都需要文化,因此它也是衡量吏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些卓有见识的官吏主张通过兴办教育来感化诸夷,以巩固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如景帝时,文翁出任蜀郡太守,见蜀郡“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

[14]

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经过文翁

夷貊”“,夷汉歌咏,表荐无数,上自三司,下及卿士,莫不叹

[28]

赏”。他能尊重、团结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使汉王朝的影

响越来越大,以至一部分昆明族哀牢人及鸠僚、闽璞等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美德”,[29]主动归附汉朝,使边疆地域得以扩大,人口增加。又如和帝时“,(越　)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其后“天子以张翕有遗爱,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

[30]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

数年努力,郡内“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系

[15]

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章帝时巴郡人杨

仁为蜀郡什邡县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立就学。

[16]……由是义学大兴”。顺、桓帝时,冯颢为成都县令“,立

文学,学徒八百余人”。在西南夷地区,东汉时官学之风也开始兴起。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

[18]……始兴文学,渐迁其俗”。这种教育兴边的治边思想,

[17]

又如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今白狼王唐　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曰‘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31]朱辅用宣扬王朝恩德和威信的方式,使得一百多个部落“举种奉献,称为臣仆”,并作诗歌颂汉德,成为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东汉末年,董和为益州太守,史称“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

[32]

之”。这种种事迹表明,西南边吏在增进各民族之间的

不仅为汉王朝的边疆治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而且对于内地先进文化的传播及西南地区文化的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兴办教育,西南边吏还通过对本地义节士女的表彰来宣扬儒家礼教思想。如“巴郡严王思为扬州刺史,惠爱在民……卒,百姓若丧考妣。义送者赍钱百万,欲以赡王思家。其子徐州刺史不受。送吏义崇不忍持还,乃散以

[19]

为食,食行客。”巴郡太守应承作诗进行表彰。符县人先

团结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上所述,一些边吏在其任内廉洁自律,为百姓所景仰,并受到朝廷嘉奖。如蜀郡太守张堪,不仅在政治上“仁以惠下,威能讨奸”“,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之为用”,而且在堆积如山的珍宝面前,廉洁自守,丝毫不取,故光武帝“下

[33]

诏褒扬,赐帛百匹”。刘宠为　柯太守“,初乘一马之官,

尼和溺死,其女络自沉寻父尸,犍为太守“萧登高之,上尚

[20]

节,遣户曹掾为之立碑”。

随着儒家观念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渗透,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史书云巴郡“自时厥后,五教雍和……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

[21]

蜀

郡“自汉兴,至乎哀、平,皇德陵熙,牧守仁明,宣德文教,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

[23]述”;[22]犍为郡“士多仁孝,女性贞专”。这些文化措施对

布衣疏食,俭以为教。居郡九年,乘之而还,吏人为之立

[34]

铭”。另一些西南边吏在其任内举贤荐能,乐于向朝廷

举荐优秀人才。如第五伦、王堂等,多次向朝廷推荐本郡人才,被荐者多位至高官,被视为识才,留名青史。

当然,我们在肯定西南边吏在促进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同时,也应看到一些边吏在其任内贪财受贿,巧取豪夺,搞得民不聊生,对当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一些史料中不难看出,一些边吏在其任内还是劣迹昭彰的。“孝桓帝时,河南李盛仲和为(巴郡)郡守,贪财重赋。

加强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产生了积极作用。两汉时期西南诸郡出现的一些忠于朝廷的人士,就是其典型代表。如“公孙述有蜀,(犍为)郡据守,述伐之。郡功曹朱遵逆战,众寡不敌,遵绊马死战,……而任君业闭户,费贻素

]

隐。光武帝嘉之,曰:‘士大夫之郡也’”;[24“公孙述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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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1期李桂芳: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

国人刺之曰‘: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从邻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

[35]憔悴。’”揭露了贪官污吏夜晚上门逼钱,巧取豪夺之

此科在诏举中最为常见,贤良取士以儒术为标准。

如众所知,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便下令罢黜百家之言,规定以儒术作为察举的标准。随着这一制度的实行,各地的儒者通过察举孝廉或诏举贤良进入汉王朝官吏的行列,使汉室官吏队伍逐步儒学化。同时在这一制度刺激下,读书人竞相讲求孝行、廉洁,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注重名节的风气,这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对振励末俗自然有着积极意义。总之,孝廉之科以及诏举贤良的设置,为儒生以“经明行修”入仕开启了大门,它使汉代官吏们不仅重儒术,更重德行、德治,使整个社会“轨德立化”,风俗为之一变。除上述选拔人才的原则外,汉代至光武帝,又下诏书为察举制度增加了“务受试以职”的规定,即州郡长官对将加以察举的茂才(西汉称秀才)、孝廉们,先委之一定的官职,合格者方能举至中央。如《后汉书・左雄传》载“: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辟举。”又据《后汉书・桓帝纪》载“: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其今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

态。侯参为益州刺史,在地方横行霸道“,民有丰富者,辄

]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36《后汉书・

杨震传》谓侯参是“累有臧罪,暴虐一州”。

另外,一些地方官吏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并对其进行横征暴敛,也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如“孝昭始元元年(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37]安帝元初五年(118年),越　郡因郡县赋敛烦数“,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38]等等。

综上所述,尽管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存在一些问题,但据史籍所载材料以及西南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来看,大部分边吏在吏治上还是比较清明的,确对稳定西南地方政局起了积极作用。

二

治民必先治吏,而治官始于选官,选拔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管理阶层,既是治吏的基础工作,也是实现治吏目的、提高统治效能的根本任务。两汉时期,西南边吏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吏治比较清明,这与汉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卓有成效的用人策略紧密相关。

一是从选官制度上看。察举是汉代一项重要的选官制度,它也应是选拔边吏的重要制度。察举制度虽在高帝晚期已萌芽,但在武帝时才制度完备并得以真正确立。

[39]

选。”可见“受试以职”之法,目的是通过任职功绩来检验其行政能力。察举有功有能者,罢黜无功无能者,贪官污吏受惩,廉政忠孝者执事,对汉代官吏更加勤政廉政、大兴汉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笔者据史料所载的西南官吏的事迹统计,政绩显著者多为举荐的现任官员,如在地方办学之第一人———文翁,即“以郡县吏察举”,[40]出为蜀郡太守。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争端的陈立,则由大将军王凤所举荐,担任　柯太守,并

[41]

因其才能后转任为巴郡太守。另外还有政绩突出者如

汉代以孝治天下,故特制孝廉科,以品行作为选官的标准。孝廉之称,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实际上就是人们常说的孝子廉吏,尤其是“孝”,更为古人所推崇。因此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重要科目,实行每年定期举荐。确立孝廉之选的基本标准,据应劭《汉官仪》载“: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高;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可见,四科是衡量人才的四项标准,具体内容包括品德、学问、法令、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受荐者综合素质的普遍提高有利于保障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治理。

盛行于两汉的察举选官制度,除了一年一度定期举荐孝廉外,还有不定期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颁诏察举各种特殊人才的特科,这种特科统称为诏举。诏举的具体科目有明经、明法、有道、治剧、贤良等。其中明经指通晓儒家经典;明法指熟谙朝廷法令;有道指品德高尚,有时也指擅长天文、历法、医术、占卜等道术;治剧指能胜任对繁杂棘手、积重难返郡县的治理;贤良意即德才兼备,出类拔萃,

王堂、张堪、黄昌等皆为举荐官吏。在吏治中取得卓越成绩的官员,除举荐外,另一重要的途径则是因功升迁,如第五伦在举荐人才方面成绩突出,由宕渠令迁为蜀郡太守;郑纯则在发展民族关系方面卓有成效,由西部都尉迁为益州太守,等等。

二是从官员的任用情况看。在西南地区,由于经历了自战国末期以来的数百年开发,两汉王朝逐渐积累、总结出一套特征鲜明而又适合西南的用人政策。首先,任用外籍人士担任益州刺史。据笔者统计,两汉时期出任益州刺史的官员共计28人,可考其籍贯者17人,皆非西南本土人士,而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究其原因,从汉武帝设置刺史的目的便知,是为了监察地方的郡县长吏。监察是治吏的利器,有利于防止地方割据,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汉书・何武传》说“: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刺史的职务是监察地方郡国,所监察的对象主要是二千石长吏,其次是强宗豪右。刺史秩本六百石,而监临二千石官,并可升迁为守相,所谓秩卑权重而赏厚,正如顾炎武所说“,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遇事敢言;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甚,而得行其志”。即任此职者,多能自励,竭终尽力,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整饬吏治,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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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芳: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2006年第1期

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两汉时期西南益州刺史为整顿地方吏治而名留史册者不少,如孙宝、种　等。

其次,大量任用西南本土籍人士担任西南诸郡的郡县长吏,特别是大量起用巴蜀二郡人士。两汉王朝治理西南八郡(巴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越　郡、　爿可郡、益州郡、永昌郡)实施了不同的治理方略:对于开发较早的蜀郡、巴郡、广汉郡的官吏,主要任用中原人士;对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夷”诸郡主要依靠巴蜀人治理。据笔者统计,两汉时期西南本地人士担任郡县长吏的人数不断增多,如就郡守一职西汉可考籍贯的官员仅3人是西南本土人,到东汉时西南本土人增加到38人;而西汉时担任县令(长)的可考籍贯的西南本土人仅1人,到东汉时增加到38人,且多出自巴蜀二郡。可见,在整个西南夷地区的用人政策主要依靠的是西南本地人,特别是巴蜀二郡人士,其中不乏任用地方大姓势力为郡县长吏,如成都赵温、张肃,妻阝县王堂、王商,郫县何宗,梓潼景毅,广都朱辰等都曾任西南地区的郡太守。

汉中央王朝大量任用巴蜀人士治理西南诸郡,与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达密不可分。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开始了对巴蜀地区的开发。秦孝文王时,以李冰为蜀守,在蜀地大兴水利,整修都江堰灌溉工程“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天下谓之‘天

[42]府’也”。武帝时,据《汉书・食货志》载,山东河灾出现严

族人民进行物资交换。从关中地区(今陕西)经巴蜀而达

[46]

于滇中“,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种交流使相互都比

较了解,易于沟通而采取适当的治理措施。前述事例证明,西南本土籍人士对少数民族的情况比较熟悉,一般能较好地处理民族纠纷,缓和民族矛盾。

事实证明,两汉王朝在西南地区实施的上述人才政策是切实可行的。这些官员各有所长,共同推动了西南地区的发展。中原籍官员的吏绩突出表现在传播文教和发展农业生产上,如前述文翁、廉范等人;而西南本土籍官员的政绩则主要表现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如前述的郑纯、张翕等人。综上所述,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而西南地区的政局安定与否,确与西南地方长吏的吏治密切相关。汉中央王朝正是通过适时调整西南地区的人才与管理策略,通过改良吏治对当地社会矛盾进行有效调控,为西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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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饥荒,朝廷“下巴蜀粟以振焉”,可知当时巴蜀已成全国有名的产粮区。到东汉初班固写《两都赋》,谓关中“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汉代关中,为全国富饶之区,而蜀中之富已超越关中,故常璩说蜀地是“汉家食货,以为称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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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焉”。距文翁倡学仅二三十年,蜀地便出现一批对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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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有造诣的蜀士。《汉书・地理志》说“: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于蜀地人才辈出,汉朝征聘的文书接踵而至,据《华阳国志》云“:汉征八士,蜀有四焉”。文化的发达,为汉王朝开发治理西南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管理人才。

另外,西南的地域特点也是中央王朝大量任用西南本土人士的重要原因。西南地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外来的中原人士很难适应和进行有效治理。而巴蜀则与西南地区保持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汉初,内地中央王朝采取“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策,曾一度“关蜀故徼”,封锁大渡河以南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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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119页)

输出。但这种禁令不能割断内地汉族人民和“西南夷”各民族的经济关系“,巴蜀民或窃出商贾”,

[45]

与西南少数民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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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唐华生]

From“theWholeTangPoetry”toSeethe

ScholarsofTang’sNon-traditionalDocumentCarrier

HUAHai-yan

(CollegeofLiteratureandNew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ThewholeTangpoetry”collectsmorethan48,900poemsaltogether,900volumes,forstudyingthehistoryandcultureandlit2

eratureoftheTangDynastyofourcountry,undoubtedlyhaveverygreatreferencevalue.ScholarsofTangmostlywroteatease,notmerelyhadprintedtheirfootprintintheplaceofarrival,andbutalslhadlefttheeternalpoemofspreading.Justfromtheseworks,wecanfindoutthedocumentcarrierthatscholar’swritingwasusedintheTangDynasty:Onethatisexcepttraditionalwoodentabletorslipforwriting,paper,stone,walletc.,non-traditionaldocumentcarrieroccupysizableproportiontoo,forinstanceleaf,screen,fan,etc..

　Keywords:”thewholeTangpoetry”;documentcarrier;bananaleaf;screenfan

(上接第107页)

[34]常　璩著1刘　琳校注.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M].成都:巴蜀书社,198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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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潘良帜]

书局,1962:3843,3845.

DiscussingtheManagementofSouthwestChinaintheHanDynasty

LIGui-fang

(HistoryResearchInstitute,SichuanAcademyofSocialScience,ChengduSichuan610071,China)

　Abstract:Thequalityofthemanagementisdirectlyrelatedtotheriseandfallofthenation.SeenFromthemanagementofthesouthwest

region,ithadshortcomings,butmainpartsweregood.Agreatdealofofficialsmadegreatcontributiontopolitics,developingeconomy,spread2ingadvancedure,coordinatingtherelationships.TheacquisitionoftheseachievementsisrelatedtothepersonneltacticsinsouthwestregionintheHandynasty.

　KeyWords:theHanDynasty;southwesternfrontier;management;personnel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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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吏治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