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趋势探究

我国网络直播平台的发展趋势探究

陈宇缇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00）

摘　要：在经历了早期的秀场和游戏直播后，网络直播开始迈入泛娱乐直播时代。在“互联网+”浪潮的影响下，众多直播平台营运而生。而如何实现直播平台的更好发展，成为我们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对网络直播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究，以期推动网络直播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网络直播；发展策略；发展趋势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网络直播在经过传统PC端的秀场直播和游戏直

播的过渡期后，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也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迈入泛娱乐化直播3.0时代。映客、花椒、一直播等一批新的移动直播平台异军突起，直播内容除了传统的表演、游戏外，还包括吃饭、逛街、购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前已经进入了全民直播的时代。

根据研究发现，从2015年开始，泛娱乐类直播平台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势态。六间房秀场、秀色秀场等传统秀场类直播优势已不再明显，而以映客、花椒、一直播等为主的泛娱乐类直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以斗鱼TV、虎牙直播等为主的游戏类直播依然占据较大优势。因此，如何从众多直播平台中突出重围，实现网络直播的更好发展，成了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新技术融入带动行业升级

新技术的产生将给网络直播带来新的机遇，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产业，仍然需要新技术的不断融入来弥补发展中的缺陷。

（一）AI识别降低运营成本一直以来，网络直播中的违规现象层出不穷，单纯依靠人工来对这些现象进行监管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还可能出现不少疏忽。因此，阿里巴巴安全部在直播管控中开始大量采用AI技术。该系统经过试验，在峰值期间成功处理5400路直播视频，以及共计25万场粉丝连连看游戏，对违规内容进行警告或阻断。这种新技术不仅能够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还能有效加大内容风险监测力度。

（二）VR技术升级用户体验

网络直播拥有较强的实时互动性，当前，VR技术也是一大发展热点。有了VR技术的支撑，网络直播能够很好地为用户提供沉浸式体验。但是，由于VR设备价格昂贵，普及度还不够高，因此VR直播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总之，AI、VR等新技术与网络直播的结合，带动了直播产业的升级，有效地降低了直播平台的运营成本的同时，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舒适的体验效果，甚至可以说，未来用户可以体验足不出户却可以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直播+”形式促进多元发展

如今的网络直播在经历了短暂的爆发式增长后，发展方式将更加多元化，直播可以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结合，如公益、政治、商业、短视频等，带来“1+1＞2”的效果。可以说，网络直播即将迎来“直播+”时代。（一）直播+公益：降低公益参与门槛

2016年的芭莎明星慈善夜因首次引入网络直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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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8883（2018）12-0076-02受到高度关注。活动前一个月，时尚芭莎就联合一直播平台邀请数百个明星参与公益直播，活动当晚直播视频观看量超过3600万次，通过直播间收到的打赏金额高达424.7万人民币。通过这些可观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直播与公益的结合大大降低了直播参与的门槛，也提升了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直播与公益的结合，重在“深度参与”。直播可以通过实时性与互动性，提高诈捐、骗捐的门槛；同时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对公益项目进行长期的监督与跟进，确保公益落到实处。（二）直播+政务：推动政务公开2016年春节期间，一直播与近千家交警和媒体合作，在“现场”频道发起“2016春运直播”活动。此次直播几乎覆盖全国大小春运渠道，包括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这次的“直播+春运”活动创新，充分体现了直播的工具和媒体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直播与政务部门的结合为以后政府部门利用新媒体进行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目前，网络直播大多是泛娱乐直播，但网络直播拥有巨大的潜力，通过直播与政务的结合，能够有效地带动民众参政议政。这种双向互动的直播模式大大改变了以往的单向传播方式，大大推动了政务公开。（三）直播+营销：制造宣传新爆点直播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能够与多种产业结合，如购物、娱乐、时尚等，因此，当直播与营销相结合也会擦出别样的火花。每年的苹果等科技领域的发布会总是备受关注，因此小米的雷军抓住机遇，在2016年首次利用小米直播平台举行无人机发布会。这种独特的发布方式让小米成功颠覆了传统的发布会形式，还借此捧红了小米直播平台，可谓受益良多。另外，美宝莲利用直播方式在纽约举行发布会，并邀请Angelababy及50名网红进行同步直播，短短2小时吸引超过500万人次的观看，转化实际销售额达到142万人民币。可见直播正在成为营销推广利器。

直播与营销的结合不仅能够为品牌造势，在较短时间内向受众传递品牌观念，让其对产品有更直观的了解，增进其购买欲，同时还能通过实时互动，培养其忠诚度。

（四）直播+短视频：带来长期曝光率2017年短视频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观看短视频，而目前短视频平台积极融合直播业务，并在直播领域表现突出，成为直播产业调整期快速发展的新势力。

优质的直播内容可以转化为短视频进行二次传播，而二次传播的视频能吸引更多的目光，受众在观看

第9卷第12期 2018年06月Vol.9 No.12June 2018短视频后，可能重新进入直播间观看回放。以一直播为例，其母公司一下科技旗下的秒拍、小咖秀都是短视频领域的领跑者，3个产品相互促进，互相弥补不足，形成了一条良好的产业链，有效提升了一下科技的竞争力。

总之，“直播+”模式将是网络直播平台的一次新的探索，直播的实时互动性为相关领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直播平台也能借此提升用户黏性，是一种双向互利的形态，可以说未来的“直播+”模式将有无限可能。

三、行业聚合巨头独大，中小直播平台生存困难从目前的行业格局来看，BAT企业及其他互联网大流量平台纷纷通过上线新产品或投资直播公司的方式来布局直播领域，使直播成为资本市场又一个受青睐的对象。

总的来说，这些大平台一方面担心自己因跟不上直播时代的步伐而在视频、社交领域落后一步，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将自有平台流量不断注入直播产品，来抢占直播市场。通过对目前一些互联网大流量平台投资的直播产品进行整理，可以发现，BAT企业积极投资直播行业，阿里巴巴、腾讯在直播领域布局较广，而较早入局的欢聚时代、天鸽互动也在积极抢占直播市场，全方位布局直播平台。这些企业除了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外，还拥有更加丰富的内容资源和较大的流量，有利于网络直播的可持续发展。

而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笔者对比大小平台的优劣势，发现大型直播平台具有牌照齐全，资质优良、实力雄厚，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内容丰富，流量大，质量有保障的特

点；但相比之下小型直播平台由于时间紧迫、实力薄弱

的原因，具有牌照申请困难、资源不够充足、内容单一、流量小、打伦理边界的擦边球等特点。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发现，从长远来看，大平台对进入市场的资质、内容审核技术等方面均拥有优势，小平台生存堪忧，因此，总体来说，整个直播行业将随着政策的不断收紧进行聚合，行业巨头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小直播平台将面临被收购或倒闭的危机。

四、结语目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而AI、VR等新技术的融入将带动产业升级，网络直播即将迎来“直播+”的时代。但是在网络直播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行业巨头聚合独大，中小型直播平台也将面临新的生存困境。参考文献：

［1］ 刘山山.对当前直播现象的探析［J］.科技传播，2018，

10（02）：113-114.［2］ 周红.网络直播乱象的伦理思考与监管建议［J］.视听，

2018（01）：102-103.［3］ 张大卫.我国网络直播行业现状分析［J］.电视研究，

2017（12）：43-45.［4］ 薛雨潇，徐青青.网络直播乱象及原因分析［J］.今传

媒，2017，25（11）：44-46.［5］ 鲜宁，张静.浅析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直播乱象［J］.今

传媒，2017，25（11）：54-55.作者简介：陈宇缇（1995—），女，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2017级研究生，从事新媒体研究。

（上接第75页）体的“范式”，新闻史亦然。然而新世

纪以来，随着知识社会学、新闻文化史等观念的流行，以及学界将新闻史作为社会史进行研究，力图打破窠臼的尝试，我国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虽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在具体的价值观和历史观上，我国对外国新闻史的研究一直缺乏明确的定位。

新世纪之交，国际国内的学术思想前沿都发生了一个不期而然的变化：一度风行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江河日下，直至宣告破产。国内学者也纷纷开始对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史观进行反思和质疑。而对于究竟应当以怎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去进行外国新闻史的研究，国内学者们表现出了迷茫，正如李彬在“外国新闻传播史2014年年会”的主题报告中所言：“究竟应该以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新闻观统摄外国新闻史研究及其著述，笔者自己又不是特别明确，与其以其昏昏，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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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昭，不如明哲保身，急流而退。”

（三）历史分期上的模糊如上所述，当下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缺乏一种适宜的历史观，而这一弊病也导致外国新闻史研究上历史分期的模糊，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历史分期标准。比如在郭亚夫和殷俊所著的《外国新闻传播史纲》中，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分界点，将人类新闻传播事业史大致划分为“近代新闻事业阶段”与“现代新闻

［6］

事业阶段”两个阶段。而刘笑盈的《中外新闻传播

史》根据国际新闻史的发展线索，将国际新闻史从15世

［7］

纪中期至今划分为4个大的发展时期。

历史分期根据社会历时性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宏观的社会背景为我们建立起相应的理解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更准确、更系统地去理解历史事件。历史分期对于我们外国新闻史研究具有相同的效应，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我们进行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前提，是我们外国新闻史研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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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学刊，2016（3）：24-27.［2］ 秦琼，彭涛.世界新闻史研究的范式创新——《再读外

国新闻传播史》［J］.新闻界，2017（1）：102-108.［3］ 方汉奇.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我国外国新闻史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9（1）：91-92.［4］ 程曼丽.时代变迁下的外国新闻史研究［J］.中国社

会科学报（新闻与传播学），2017（5）：1-2.［5］ 李彬，张珂.历史与价值：我对外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点

反思［J］.现代传播，2005（1）：150-151.［6］ 郭亚夫，殷俊.外国新闻传播史纲［M］.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2004：5-8.［7］ 刘笑盈.中外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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