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地区出土的战国货币

大连地区出土的战国货币

作者：郝洪熠 李宁宁

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05期

摘 要： 战国晚期，随着燕国对大连地区的开发，大量钱币流入当地。根据出土材料可知，大连地区出土的货币有刀币、布币、圆钱等三大类，数量较大，品种繁多。本文对出土的各类钱币加以归类，并分析其埋藏情况及特点，探讨据此反映出的钱币流通情况。 关键词： 大连地区 战国 燕国 钱币

大连地区在战国中期以前，主要居住着东胡少数民族，以及黄河下游与山东半岛等地浮海而来的少量流民或移民。到了燕昭王时期，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燕国所设的辽东郡，包括现在的大连市全境。这也是大连地区有确切记载的设治之始。

燕国对大连地区的开发，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大连的货币经济逐渐兴起。这几十年来，陆续出土了大量战国时期的货币，使我们对大连地区战国时期的货币构成与流通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据不完全统计，大连战国货币的出土地已达几十处：

旅顺口区有：铁山街道牧羊城、铁山街道南山里、三涧堡镇蒋家村、北海乡王家村等；市内四区有：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后牧、鞠家沟、辛寨子街道鞍子山村、沙河口区大连交大西侧、西岗区石道街等；金州区有：友谊乡八里村、杏树屯镇丁屯、董家沟镇、大李家乡大岭屯、亮甲店镇蚕厂屯、亮甲店镇小柳树村等；普兰店市有：普兰店市内、花儿山乡张店西海头、杨树房镇黄家亮子、碧流河乡高丽寨、碧流河乡棺材房、徐大屯乡侯家村、徐大屯乡北岚村、皮口镇老龙头、夹河镇栾家村、莲山镇于沟、夹河庙镇杨树底村、瓦窝镇卢屯、赞子河乡西孙屯、城子岭严屯等；瓦房店市有：市土城乡傅家村、炮台镇邢屯、炮台镇炮台村、许屯镇内、许屯镇东马屯、西杨乡二道岭村、西杨乡许家村、交流岛街道凤鸣岛大架山、长兴岛土城子、太阳升乡潘大村等；庄河市有：尖山乡宋屯、城山镇马庙村、桂云花乡桂云花村、仙人洞镇石堡村、大营镇四家子屯、明阳镇拉脖屯等；长海县有石城乡光明沟等。 根据现有材料，大连地区共出土有刀币、布币、圆钱三类钱币，现总结如下： 一、刀币

根据已公布的资料来看，大连地区的出土刀币几乎全为燕明刀。其大致可分为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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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式：背部圆折，曲刃，刀首略宽且较为平直，刀身较宽。郭稍矮，刀柄上的直线纹基本限于柄部，未延伸到刀身。面文“月”字书写较规整，最外一笔整体下垂，稍向内收。“日”字较圆。幕文有“八”字。刀币通长13.8厘米，刀首宽2厘米，重约14.8克。以旅顺蒋家村出土I式刀币为代表。

II式：背部圆折，曲刃，刀首略宽但较I式为窄，刀刃一侧上下两端方折，刀身较宽，刃部几乎不向内凹。郭较高，刀柄上的直线文延伸至刀身与刀柄的衔接处。面文中“月”字外笔圆折成半圆或椭圆形弧线，“日”字相对较圆。刀币通长13.8厘米左右，刀首宽1.8厘米～1.9厘米，刀身宽1.6厘米～1.7厘米，重量多在15克～16克间。幕文增多。以瓦房店凤鸣岛出土I式与旅顺蒋家村II式为代表。

III式：背部方折，直刃，刀首平直，刀首尾宽度基本相等，刀身较窄。刀柄直线文直深入刀身，内侧最长一线可至刀身1/4处。“明”字外笔已断，多变为扁“目”形，“日”字扁小，有的甚至近似于一点。幕文多与II式同，但也出现一些新字，如“外”等。刀币通长13.5厘米～13.7厘米，刀身宽度1.4—1.6厘米，重量多在14克～16.2克。以瓦房店凤鸣岛出土II式[1]、III式和旅顺蒋家村III式、IV式为代表[2]。II、III式幕文有“左”、“右”、“内”、“外”、“行”等单字及由这些字组成的“左一”、“左千”、“右日”、“右工”、“内一”、“内卅”、“外丑金”等几十种。关于这些幕文的含义，目前还没有一致的或较为令人信服的意见。

关于燕刀的分式与铸造时间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曾有过不同的推断。其中，黄锡全先生利用燕下都遗址等地与刀币范同出的陶器排比及燕下都陶器分期，最后推断出来的结论较诸家更可信。黄锡全先生将燕明刀分为甲、乙、丙三式，并得出其铸造时间甲式为战国中期前段（前372—前333），乙型为战国中期后段（前332—前279），丙型为战国晚期（前278—前222）[3]。大连地区的刀币所分的三式，大致可依次对应为甲、乙、丙三型。其中I式发现很少，II式有所增多，III式出土量最大。因此，大连地区的刀币基本是在战国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铸造的。

此外，在辛寨子鞍子山北坡还发现有极少的赵国“白匕”（或认为是“白人”的简写）刀[4]，钝首，刀背、刃略有弧意。正面柄部有两条直线文，柄背素面。幕文“●●”。 二、布币

大连地区出土的布币有尖足布和方足布两类，从国别上说，有燕、赵、魏、韩等国。分别总结如下；

尖足布：均为赵币，形制上平肩或翘肩，平裆或圆裆，出土量不大，且都与其他布币伴随出土。布首有直纹两道，布身下部有一道直纹。文有“武安”、“武平”、“大阴”、“●●”、“蔺”、“平州”、“晋阳”、“晋阳半”、“兹氏”、“中阳”、“榆半化”、“商城”等，皆光背。长5.5厘米～5.7厘米，宽约2.6厘米，重量在5.5克～6.5克。这些都是赵战国中期以后铸造的半釿布，出土较少，且都与其他方足布伴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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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足布：即平首方足布。目前出土有燕、赵、魏、韩四国，其中燕国布币占绝大多数。形制均为耸肩或平肩，方足，平档或深裆，布首中央有一道直纹。不同布币间的形制、铸造质量等略有差异。

1.燕国：币多耸肩、束腰、深裆。面文有“襄平”、“平阴”、“阳安”、“益昌”、“封化”等，有的背文有“左”、“右”字。其中“襄平”布最多，占出土布币的90%以上[5]。币长4.4厘米～4.5厘米，宽2.3厘米～2.5厘米，重4.8克～9.5克。

2.赵国：见有“蔺”、“马服邑”、“葛邑”、“彘”等。铸造精良，平肩，直腰。长4.5厘米左右，宽2.5厘米左右，重6.5克～7克。

3.魏国：见有“梁邑”、“皮氏”、“莘邑”、“高都”等。铸造精良，郭较明显，平肩，略束腰。长4.5厘米～4.7厘米，宽2.5厘米～2.6厘米，重5克—6.5克。

4.韩国：见有“平阳”、“宅阳”、“襄垣”、“氏”、“长子”等。铸造精良，平肩，直腰。长4.2厘米～4.7厘米，宽2.3厘米～2.6厘米，重5克～7克[6]。

这些方足布都是与早起大方足布相对应的小方足布。其始铸时间一般认为是战国中期，一直延续铸造至秦统一六国[7]。燕国造布币，显然是受三晋布币影响的，因此，燕国的这些布币的铸造应不早于战国中期后段。其中，占大连出土布币绝大多数的“襄平”布，是辽东郡治所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所铸的。据《史记》中的记载及后人分析，燕开拓辽东置襄平郡，应在燕昭王时期，故这些“襄平”布都是战国晚期所铸的。 三、圆钱

大连出土圆钱，只有明化（一说“明刀”）和一化（一说“一刀”）两种。 明化：仅在旅顺牧羊城遗址中出土3枚[8]。

一化：此币大量出土。面有郭，背平素，圆形方孔。铸造规整的径2厘米左右，重2克～3克。铸造粗糙的径1.7厘米左右，重只有1.3克左右。

一化钱从全国出土来看集中于辽阳、吉林南部、内蒙古赤峰和辽南地区，铜质较差，铸造粗糙，铸时燕国国力已严重下滑，从形制上看，应是受到了秦国圜钱的影响。故根据冯括先生的见解，基本可以认定一化钱广泛行用是在燕王喜迁居辽东以后，也就是前226年到燕灭的前222年[9]。

据之前的发掘材料，刀币、布币与圆钱显然都在大连地区流通过，三种钱币都有过单独或伴随出土，而只有同出于同一地层或窖藏的货币方可认定其曾共同流通[10]。而大连地区有两种以上战国货币出土的地点统计后可以看出，刀币布币、刀币圆钱、布币圆钱及刀、布、圆钱三者都曾共同出土，可直接认定，大连地区为刀币、布币、圆钱复合流通区。虽然多数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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窖藏中，三种货币因为形制有别，埋葬或储存时仍会分开，但三者间基本是可以按一定规则兑换通行的。具体来说，刀币、布币间可以按重量兑换[11]，刀币可以按一定比例兑换多枚一化钱。

大多数燕国钱币常常质量很差，锈蚀严重，外表粗糙，容易断裂变形。根据前人的研究，主要是因为钱币的含铅量过高。有数据表明，燕国货币的铜含量的平均值甚至要低于铅。此外，过低的锡含量影响了钱币的强度、光度和抗蚀性能[12]。另外，铸造的设备条件，包括范模的质量、熔炉的温度及浇注过程的温度控制水平等，都影响了燕币的质量[13]。大连地区所出的不少燕币都锈蚀成坨，文字漫漶不清，丧失了研究价值，是一件憾事。

大连地区的战国货币基本都出土于城址、墓葬和窖藏这三类地点。其中，窖藏货币出土次数最多，出土量也最大。而窖藏又可分为一般性贮藏和战乱窖藏[14]。一般窖藏多为富商一类人为安全起见将暂时不用的货币藏于地下。这类窖藏的特点是钱币排列规整，保存有序，一般发现于城址或生活聚居区周围。战乱窖藏即为避战乱而暂时埋入地下，待他日取回的窖藏。这类窖藏往往发现于地广人稀，高山深谷之处，埋藏较为仓促、简单[15]。如瓦房店凤鸣岛出土的窖藏，窖坑极浅，藏者甚至根本没有挖掘窖坑，而只是将货币放入砾石中，之后盖一大石板，再用砾石堆砌周围[16]。大连地区的窖藏，以战乱窖藏为绝大多数。原因即战国末期，秦大举伐燕，大连地区也是两国间的战场（庄河等地出土的启封戈[17]、春平侯剑等遗物可证明此点）。人们为避乱而将货币大量藏于地下，只因最后燕国国灭，这些钱就无法取回了。 根据以往考古资料，战国时期辽东半岛南部到今辽阳一带，已经形成了两条通道，即在沿千山余脉向北两侧的两条平坦地带上。从北部的钱币出土地点来看，除少数应属于战乱窖藏的外，基本可以与这一线路相印证。而南部的大连市区与旅则是另一个出土集中区。大连地区尚未出土任何钱范，也未有史籍记载或考古发现的铜矿址，因此，可以明确，目前所出的这些钱币都是经由这一线路逐渐流入的。其中，辽东郡治所同时是铸币中心的襄平距半岛最南端的旅顺不过三百公里，因此流入的襄平布最多。如此多的货币出土，自然是经济发展的反映。然而，从秦伐燕，燕王喜退守辽东，再到秦进攻辽东，这段时间内，势必会有不少辽西燕国旧地的富商等迁往辽东，再来到辽南，他们很可能带来许多金属铸币。在燕灭的最后时期，将这些钱币大量埋入地下。因此，大连这些钱币的出土是与当地经济体量不成正比的，当时货币保有量应当是远高于社会所需货币的流通量的。

虽然燕国统治大连地区只有战国末期的几十年，但正是这一时期，使大连社会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货币经济，刀币与布币混同流通，使货币本身及其各自流通区域的统一趋势不断发展[18]，更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原的关系。在经历了秦燕战争后的萧条后，大连终于在汉代走向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潮。 参考文献：

[1][16]王嗣洲.辽宁瓦房店市凤鸣岛出土战国货币[J].北方文物，19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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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王嗣洲.大连市三处战国货币窖藏[J].考古，1990（02）. [3][7]黄锡全.先秦货币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4][8][14]许明纲.大连市出土战国货币综述[J].辽宁金融·钱币专辑，1991（07）. [5]刘俊勇.大连通史（古代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王嗣洲，孙德源，赵华.辽宁庄河市近年出土的战国货币[J].文物，1994（06）. [9][18]冯括：燕国圜钱考辨[J].中国钱币，2014（04）.

[10]陈隆文.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高婉瑜.布币流通的历史解释[J].中国钱币，2003（02）.

[12]樊祥熹，戴志强，周卫荣.燕国货币合金成分研究[J].中国钱币，1997（02）. [13]周卫荣.燕下都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7]王珍仁.启封戈[J].社会科学辑刊，1979（05）.

辽宁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战国时期燕国境内钱币的流通情况研究（项目编号201610165048）。

辽宁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辽海考古实践教育基地（基地编号101652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