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综述

一、区域史研究概述区域史，又称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谓区域史研究，就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正如我国闻名地方史专家隗瀛涛先生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的《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西方史学家在近代早期就开始对区域史进行研究：14～16世纪意大利学者对佛罗伦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世纪法国圣摩耳学派制定了编写该国省区史的庞大计划，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先后完成了《郎格多克史》、《布列塔尼史》、《勃艮第史》等；再如法国车鉴学派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美国史学家对日本长洲地区的分析，也都是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中国古代纪述地方社会实情的著作比较多。宋代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中国现存地方志八千多种，而各类族谱则数量更多。此外，尚有不少纪述水利和边疆的著述，如清代成书的《湘湖水利志》、《东南水利》、《钦定满洲源流考》、《台湾纪略》、《秦边纪略》等。这些古籍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各地的社会习俗、经济资源和市场结构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关注热情。他们实际上是以侵略者的身份从事中国区域史的研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侵略需要。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东北、华北的城镇、乡村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而且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部分省份，例如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就包括中国十余个省区。此外，俄、美、英等国人士亦对中国东北、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进行过专门研究。

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纪录地方实情的成果出现了不少，有些带有地方史研究的性质，诸如梁廷楠《夷氛闻记》、《粤海关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缪荃孙《秦淮广纪》，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陶成章《浙案纪略》、湘路危言社《湘路危言》，黄钺《陇右光复记》、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等等。民国时期，严格意义的地方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成了史学工表现爱国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连横《台湾通史》、彭子明《台湾近世史》，傅斯年《东北史纲》、金毓黻《东北通史》、贺岳僧《西北史纲》、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等，这些都是区域性通史，有的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亦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还有一些区域史料专辑，像《上海研究资料》、《上海研究资料续集》、《湖南文献汇编》等。

二、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概况

建国以后，区域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反映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各地实情的历史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料中，有反映地方人民反抗侵略和革命斗争的，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选编》、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杨奕青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康立之等编《山东教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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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在各地史料选辑。有反映地方工商各业发展状况的，如陈旭麓等主编《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汉冶萍公司》、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胡光明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杜受祜等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何泉达编《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史料》、江苏省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李华编《明清北京工商碑刻资料集》、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山西财经大学经济系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亦有综合纪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王刚编《清实录四川史料选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唐力行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专史资料，如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编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地方史学会、历史研究所、文史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联及其他政治和学术机构在挖掘、整理地方史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湖南考古历史所于1958年创办《湖南历史资料》；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1957～1959年间编辑了《山东历史资料》、《山东历史资料选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在60年代初合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共出5辑，80年代初又编辑出版《重庆工商史料》4辑；80年代，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化志办公室先后编辑发行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和《武汉文化史料》，《长江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发行了《武汉新闻史料》；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创刊《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办发行了《天津历史资料》。各省市和部分县区政协编印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在中心文史研究馆的主持下，全国32家省级文史研究馆于90年代初汇编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容以反映本乡本土历史为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已出版4辑，计48册。各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在80年代初创办的方志期刊，在辑录地方史料方面亦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一些主要地方刊，如上海《申》、天津《大公》、《益世》、长沙《湘》、《大公》、北京《晨》、沈阳《盛京》等，先后被影印出版。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和江苏古籍等出版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合印行《中国地方志集成》，已再版四川、江苏、安徽等省清代和民国时期各类地方志数百部。从80年代开始，各地新修方志亦源源不断地问世。所有这些史学基础工作的进行，为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不过，在五六十年代，地方史研究的成果以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为主。如戚其章《1899年威海人民抗英斗争》、章回《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汤志钧《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等。同时，亦不乏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地方史专题论著，如景升、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性质》、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徐兆奎《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等。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成就之一就是各省区通史或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大量问世，诸如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常城《现代东北史》、常城主编《东北近现代史纲》、潘喜迁《东北近代史研究》、陈碧笙《台湾地方史》、周春元等主编《贵州古代史》和《贵州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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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文典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蒋祖缘等主编《简明广东史》、陈慧生《民国新疆史》、吴万善等《西北近代史》、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编《安徽现代史》、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谢本书主编《云南近代史》、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林增平等主编《湖南近代史》、刘泱泱等主编《湖南通史》等。在专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方面的成果较多，如在总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洪焕春等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王鹤鸣等《安徽近代经济轨迹》、范金民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南京市人民政府编《南京经济史》、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关于区域工业化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张学君等《四川近代工业史》、单强《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关于区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心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与佃仆制》、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贾大泉《四川茶业史》、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秦晖等《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熟悉》、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杨新才《宁夏农业史》、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等。关于地域商帮与商业的论著主要有：张海鹏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史若民《票商兴衰史》、黄鉴晖《山西票号史》、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等。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经济和资源掠夺的论著主要有：王守中《德国侵占山东史》、苏崇民《满铁史》、居之芬等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等。关于区域社会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杨国桢等编《明清中国沿海社会及海外移民》、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以及上海学人关于该埠黑社会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区域文化史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杨念群《儒学近代化的地域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石琪《吴文化与苏州》、刘圣宜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丁平一《湖湘文化与湖南维新运动》、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等。

关于区域政治、地方军阀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景琪《义和团在山东》、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云南省历史学会等编《云南辛亥革命史》、冯茂《宁夏现代政区沿革》、匡珊吉等《四川军阀史》、顾大全等《西南军阀史》等。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在个案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的相关论著尤其多见，既有通论性的，亦多专题性的。通论性著作如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于醒民《上海，1862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在专题论著方面，关于近代上海经济变迁的著作较多，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秦绍德《上海近代刊史论》、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市公用事业治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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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城市的近代史论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和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李淑兰《北京史稿》、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史明正《走进近代的北京城》、傅崇兰主撰《拉萨史》、周峰主编《民国时期杭州》、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此外，秦皇岛、青岛、烟台、鞍山、本溪、开封、包头、自贡、成都、济南、宁波、温州、广州、景德镇等城市亦都已有各自的专史论著问世。90年代陆续推出的各种“老城市”著作，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道路。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老上海丛书》，包括“建筑寻梦”、“交通揽胜”、“行业写真”、“体坛回眸”、“外侨辨踪”各卷。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北京旧闻丛书》，1999年又推出《老北京丛书》，囊括老北京的穿戴、出行、商市、吃喝、玩乐等专题。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则推出了《老成都》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了“老北京”、“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老广州”、“老昆明”、“老杭州”、“老武汉”等十几种老城市史书，均配有名家解说，可谓图文并茂。在9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临近，关于这两个城市的著作大量出版，其中有不少史学论著，如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刘蜀永《香港的历史》、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高添强等《香港日占时期》、黄鸿钊《澳门史》、黄启臣《澳门通史》、邓开颂等《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梁渭雄《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等。在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主要论著有：傅春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王守中等《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等。关于前近代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亦值得一提，主要成果有：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等。

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亦有不少成果。在70年代，台湾中心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就制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的庞大计划，将全国分成17个区域，分两个阶段进行区域现代化的专门考察。第一阶段先研究沿海沿江的直隶、山东、闽浙台、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广东、江苏10个地区，第二阶段再研究内陆的陕西、山西、江西、安徽、河南、云贵、广西7个地区。至目前已见5个地区的研究成果问世，即苏云峰的《湖北省》、张玉法的《山东省》、李国祁的《闽浙台地区》、张朋园的《湖南省》、王树槐的《江苏省》、谢国兴的《安徽省》。

此外，台湾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区域研究的成果还有：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陆宝千《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经营》、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林能士《清季湖南新政运动》、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研究》、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探会文集》等。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已译成中文的有：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魏斐德《大门口的生疏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在美国原文著作中，关于近代中国省、县区域研究的新著主要有：玛丽－兰金《中国的精英运动与政治发展：浙江省，1865-1911》、伯恩哈特，K.《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与农民的反抗，1840-1950》、基南，B.C.《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1864-1911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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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下游地区社会变迁》、马登赛《中国福建省的戒烟运动，1906-1917》、许元英《客居异乡：广东台山县的移民与跨国主义意识，1904-1939》、霍尼布鲁克，J.H.《机械化采煤与地方上的政治冲突，以19-20世纪江西萍乡为例》、基廷，P.B.《两种革命：陕西的乡村建设与合作化运动，1934-1945》、陈红《1920-1940年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分析》等。在城市研究方面，美国出版的有关论著主要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如韩起澜《姐妹与生疏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佩里，E.J.《上海工潮：中国劳工政治》、韩起澜《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约翰逊，L.C.《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古德曼，B.《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魏斐德《警戒上海》、马丁，B.C.《上海青帮：1919-1937年的政治与有组织犯罪》、赫沙特，G.《危险的娱乐：20世纪上海的卖淫业与现代性》、迈斯纳，D.《上海的成功：1900-1910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研究》、黑德，C.A.《活字印刷术在上海：机械印刷、近代出版及其对上海的影响，1876-1937》等。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其它著作尚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包德威《中国的都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卡蒂尔，C.L.《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约翰逊，L.C.《中国帝制晚期的江南城市》、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796-1895》、盖尔，H.《天津的工人，1900-1949》、关满屯《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大卫－斯特兰德《人力车的北京：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史明正《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省区和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形成与人们的经营》、“横滨与上海”共同编辑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市野政子《上海平民生活》等。

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末议

通过对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的大致浏览，可以发现这一史学分支学科不仅已有了为数众多的成果，而且正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一些倾向和问题。首先，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位选择方面不平衡。在省区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地方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内陆省份的相关研究则很薄弱。在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天津、北京、重庆、武汉等区域性大城市的研究相对深入，关于一些沿海沿江的区域中心城市，如宁波、福州、厦门、南京、苏州、长沙、成都等的近代史研究，亦已初步展开，而对一区域性次中心城市、市镇，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中等城市和市镇，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其次，在研究区域范围的选取方面，存在十分明显的重大轻小倾向；在研究时段选取方面，则存在重长轻短的普遍现象。相关著作所选地域小则一省一市，大则数省数市，在时间范围方面，或以“近代”、“现代”为断，或以数十年为限。而关于小区域、小时段的微观研究则十分缺乏。再次，研究选题的失衡现象也值得注重，除通论性著作外，相关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史、政治史，而对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众心态等专题则着力不多。第四，理论建树较为薄弱，研究方法有待改进。既有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多采取惯用的阶级分析理论模式和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虽然有些著作，尤其是有关城市史的论著，在研究理论构建和运用多学科方法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第五，大多数区域史论著在资料发掘方面没有体现出地方特色，使研究成果的学术深度和理论价值受到限制。

针对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上述倾向和问题，笔者就其改进和发展斗胆提几点想法。首先，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史学求真精神的支配下，提倡对区域史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探索。在地域区位选择方面，应加强对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研究，这也是史学研究适应和服务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去年4月公布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国民政府时期的西部开发、近代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与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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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课题，说明关于西部地区近现代史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地域范围方面，应多倾力于市镇、乡村和小城市。例如费孝通先生关于江村社会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河北高阳、定县等的考察，都是小区域研究的成功范例。国外盛行过社区史学，国内也有学者开始把视点转向城市里弄，为区域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研究专题方面，应对较为薄弱的区域文化、区域社会生活、区域治理方式等内容投入较多的精力。其次，应广泛开展关于区域史研究理论的探讨。区域史研究应成为以历史学为主干，融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而形成的综合性课题，只有得到多种学科方法的支撑，区域史研究才能不断深入。在分析、总结本区域历史变迁成败得失的同时，应多着眼于外部世界的近代化进程，加强比较。同时，应注重区域内外各种因素的互动关系，使研究对象得到较为完满的诠释。史学的基础就是史料，区域史研究应充分挖掘地方史料，这是开展相关研究的首要工作。前面提到，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地方性史料；而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文史研究馆、博物馆等均收藏着大量的地方文献，足供利用。此外，开展区域史研究尚需进行社会调查与田野考察，此举一方面可以扩大史料范围，另一方面有助于文字与非文字史料的相互验证。 吕伟俊 研究领域：民国史、山东区域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表过《略论山东区域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模式选择》（《文史哲》2002.3）等论文50余篇。出版过《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8）、《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齐鲁书社2002）等著作。吕伟俊著《山东民国史》

王林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灾荒史、中国近代妇女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等，出版有《山东近代灾荒 史》一书，在近代史领域有较大影响。另外在近代文化史、黄河问题等领域也都有相关论文发表。

李伟主要从事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及中国近现代区域文化变迁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翻译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山东教育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山东书院史话》（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齐鲁文化通史·近现代卷》（合著，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西文化关系史》（副主编，泰山出版社1997年版）等。

山东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和山东区域史的研究

著名学者吕伟俊教授的民国军阀政治的研究和山东民国社会史，孔令仁教授的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青年学者刘培平教授对中国现代社会主要政治矛盾问题的研究，徐畅、李平生、赵兴胜教授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董宝训教授对宋代中国史的研究等都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

司马迁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读书与实践是他的治学准则，按照现在的话语系统来说，就是文献材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

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献、辨证考据，如果没有正史、实录、档案、笔记、方志、家谱等等的文献材料，史学研究简直是寸步难行。社会史研究虽然拓展了研究内容，也扩宽了史料运用的范围，然而社会史研究并未对传统史学产生真正的冲击，甚至我们可以说，从研究手段上讲社会史仍未脱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因为社会史研究同传统史学一样基本以文献材料为主，注重历时性研究。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去后，才使历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总之，人类学的方法要求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与传统史学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类学有可能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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