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的现代诗学价值

张保宁

【摘 要】“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由重志到重情，再到情志并举，体现了古代“诗言志”思想发展的过程。“诗言志”在今天仍有积极的诗学价值：首先写诗要解决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其次要清楚诗歌以什么来言志抒情，诗作者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再次要懂得诗是神圣的，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最原初的质素，因此对诗歌要有敬畏感。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s:The thought ambition in poems i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rich poetry composition practice in ancient ages and is also a reasoned conclusion of the poetry at that time.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at thought is developing and enriching,from valuing ambitions to valuing emotion,and then to valuing both of them.Such a process just shows how the ancient thought ambition in poems has been developed.Until now,the thought still owns positive poetics value:first of all,what ambi-tions to state and what emotion to express must be cleared up before poetry composition.That’s the basis to judge whether the poetry composition is meaningful and

valuable.Then,how to state ambi-tions and express emotion in poetry composition need to be clarified.The poets are expected to have rich accumulation in life experience,profound artistic,life and quality

cultivation.Besides,that the poetry is sacred should be known.The rhythmicity and musicality are the symbol remains of ancient poetry’s holiness,and they are also the original quality of poetry.So the sense of awe to poetry is necessary.The thought of ambition in poems should suits both common and elegant literary works and use other forms of art for reference.

【期刊名称】《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36)005 【总页数】3页(P80-82)

【关键词】诗言志;诗学价值;神圣性;敬畏感;能俗能雅 【作 者】张保宁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

“诗言志”,语出上古典籍《尚书·尧典》。朱自清称之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1](P90)。我国是诗歌的王国，如果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算起，诗歌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尚书·尧典》的产生时代虽有争论，最晚也应在秦汉以前，距今亦有两千余年。由此说来，“诗言志”的思想，是在上古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诗歌的理性总结。说它是“开山的纲领”，依笔者的理解，第一，它对诗歌的认识在我国诗学史上是最早的，又因为那个时候的诗歌就等于是文学，所以它也就是对文学最早的认识；第二，它揭示并概括了诗歌的本质，

即诗歌是言志抒情的。因此，学界一般都认为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与文学批评的奠基之石。

说“诗言志”概括了诗歌的本质，是因为我国的诗歌一开始就是言志抒情的。这只要读一读上古时候的《诗三百》，即后来的《诗经》就不难明白。《诗经》三百篇，绝大多数都是抒情的诗，不多的叙事诗也都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如《卫风·氓》，就是一首弃妇的诗，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女主人公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所叙的故事算不上完整细致，抒情性却是很强烈的。同时，《诗经》在春秋时代具有实用的功能，大臣们要在朝堂之上向天子献诗陈志，诸侯之间盟会要相互赋诗言志，老师和门徒之间要教诗明志，得志与未得志的文人士子还要作诗言志。可见诗歌在那个时代的作用是很大的，也许正因为作用大，凡有点文化的人，都会赋诗或用诗，所赋或所用之诗，也都是诗三百篇里的成诗，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

“诗言志”，“言”的明明只有“志”，怎么又多了个“情”字呢？《诗经》是抒情的，那么在“诗三百”广被征引的风尚影响下提出的“诗言志”，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解释为诗歌是用来抒发情志的。当然，诗学史上对“诗言志”理论的理解，也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尧典》文本：“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百兽率舞。”从这段记载看，诗歌一开始就是和音乐、舞蹈相伴而生的，这说明在我国上古，诗乐舞是一体的，三者合起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不能没有情感，“诗言志”的“志”，可以说就是“情志”，也可以说“志”是对思想和情感高度凝炼概括的一个词。春秋末期的孔子论诗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P11)这里强调的是诗歌思想的不偏不倚，即要雅正。可见，孔子看重的是诗歌的思想价值，要求诗歌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对人进行道德规范。汉代的《诗大序》用“温柔敦厚”的思想来解诗，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即诗是有情感的，但情感必须合乎礼义道德。后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宋代的朱熹等，也都强调诗

歌的思想性。到了魏晋时期，随着思想文化多元局面的出现，开始强调诗歌抒发个体情感的作用，西晋的陆机在《文赋》里便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南朝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也主张要“以情纬文”，梁代萧刚的《答张赞谢示集书》则说“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更重视诗歌内心情感和外物的融合。上述两种情况，前者在诗学史上被称之为重志派，后者为重情派。梁朝的文论大家刘勰和钟嵘开始既重志，也强调情。唐代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则将两者合而为一，明确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这种情志并举的理论主张，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已趋于成熟，它既强调了诗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重视了文学本身的抒情性特点，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诗言志”诗学思想的影响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诗言志”作为上古典籍的诗学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又有怎样的诗学价值呢？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现代新诗诞生至今将近百年，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和几千年的古典诗歌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当下，诗歌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上，写诗的人很多，读诗的人却很少，产出的诗歌数量很大，能够赏心悦目、感人心者少之又少。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与今天的诗学思想过于贫乏不无关系。新诗发展以来，对外来文艺思想借鉴得多，传统诗学思想吸收的少，有时甚至完全被遗忘了。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今天的诗歌如何摆脱尴尬的处境，走出一条新路，不能不令所有关心诗歌的人深刻反思。笔者以为，从传统诗学中寻找思想的营养，对于丰富今天的诗歌创作，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子。就“诗言志”的诗学价值而言，起码可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诗言志要明白言什么样的志，抒什么样的情。这是写诗的立场问题，也是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根本问题。诗歌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好的诗歌，总是能够抓住时代的脉搏，代表着时代的精神，体现着时代的品格，发出的是时代的声音。当然，每一个时代有各自不同的风貌，在每

一个时代风貌里，社会状况、经济状况、自然状况、人们的生活状况等等，总是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特点。进步与落后，繁荣与衰败，幸福与苦难等总是相伴而生，此涨彼伏。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物质条件，科技水平，甚至一个偶然的事件等等，都对诗歌写作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快速扩张，科技变革的日新月异，种族矛盾和地域冲突的频繁发生，思想文化的多元与流变等等，更是给诗歌写作带来诸多的困难。在这样复杂的写作场域里，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素材，以什么样的眼光选择素材，用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技巧写作诗歌，都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情。如果没有一种严肃的态度，像吃快餐一样随意而写，像穿时装一样任意乱写，甚至像街头叫卖一样想咋写就咋写，就不会有好的诗歌，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诗歌。好的诗歌发现人类进步的思想，表现人生真实的情感，批判假丑恶的东西，赞扬真善美的事情。好的诗歌，一定是生命本真的闪现，是心灵情愫的颤动，是生活赐予的感喟，是对人生酸甜苦辣各种况味的悉心体验。因此，好的诗歌需要敏锐的思想，需要悲悯的情结，需要犀利的眼光，更需要宽阔的人生大情怀。言时代之志，抒时代之情，就不怕没有好的诗歌出现。

其次，诗言志要清楚以什么来言志，用什么来抒情。诗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诗作者要在品格修养、生活修养和艺术修养三个方面下功夫。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2](P146)，《韩诗外传》卷七亦载有孔子的话说“君子登高必赋”。前一句是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善言，后一句讲君子登高见广，能赋诗述其感受。这两句都是从写作主体的品格修养来谈的。诗作者为什么要有品格修养？这是诗歌的本质所决定的。诗歌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不是用来吃、穿的，也不是当物件来使用的，是要传播给他人看的，是会影响读者的。一个诗人没有好的品格修养，写出来的东西格调不高，别人看了，接受了，就会有不好的影响；如果看的人多了，不好的影响就会扩大，甚至

整个社会都会变得低级趣味了。这样的诗对读者无益，对社会有害，也就变成精神垃圾了。可见，品格修养对作者来说有多么重要！同时，诗歌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精神劳动既需要有生活源泉的灌溉，也需要艺术营养的滋润。没有生活源泉的灌溉和艺术营养的滋润，精神劳动就会疲弱，就会乏力，就产不出健康的果实。那么诗作者怎样才能既有德行，又有生活的矿泉和艺术的才能呢？一方面要像古圣贤说的登高见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善于向生活学习；另一方面要修身养性，“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3](P131)，积极向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精神品格的人，有生活积累的人，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写作者有了美好的精神品格、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就不怕写不出好的诗歌，更不怕成不了真正的诗人。

再次，诗言志要懂得诗是神圣的，对诗歌要有敬畏感。《尧典》所载 “诗言志”是在“神人以和。……百兽率舞。”的景况中相伴而生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也有相近的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古代部落，这段文献真实描述了他们的宗教及娱乐活动：三个人拿着牛尾巴，边跳舞，边唱歌，歌辞有八段，可惜歌辞没有流传下来。但从同书所记的《玄鸟》、《遂草木》、《奋五谷》等篇目推断，内容大约是有关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和农业生产的。这些歌辞即是原始的诗歌，它们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可见诗歌是古代先民们劳动的产物，同时也与原始祭祀活动紧密相关，一开始就具有神圣性。笔者总以为诗歌的节奏性和音乐性，就是远古诗歌产生之初神圣性的符号遗存，它们是诗歌成为文学的桂冠的最原初的质素。可惜诗歌发展到今天，节奏和音乐的特性越来越模糊了，诗歌的神圣性似乎要被我们忘却了，对诗的敬畏感也荡然无存。这也许是现在任谁都可以写诗，任谁都想以诗的名义乱涂乱写的祸因吧，这实在是诗歌的悲哀。今天重温“诗言志”的诗学内涵，不能不重塑我们对诗歌的神圣感，要怀着虔诚之心、敬畏之感去对待诗歌。我们如果能有这样的

境界，就不怕写不出好的诗歌，诗歌就一定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重新成为文学的桂冠。

另外，诗言志既要学会能俗能雅，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诗言志”这一诗学理论提出的时代，正是我国诗歌由初创走向成熟的时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亦载：“《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其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尽管后世不断有学者依据各种史实否定这种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诗》三百篇一定是在上古大量的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筛选编订而成的。至于是谁编定的姑且不论，但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一种诗学理论的诞生，一定是在大量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诗言志”即是如此。第二，诗歌从初创走向成熟，也一定是经历了由俗到雅的过程。没有俗，就不可能有雅，俗和雅是诗歌的两种品格。当然这里所说的俗，绝不是低俗和庸俗，更不是媚俗。诗歌的俗，是指诗的素材是原生态的，艺术表现的手法也是稚嫩的和本色的，这样的诗歌往往带着生活的本真面貌，有着泥土的芳香和鲜活的生命气息，充满了人性的天真和诗性的意趣。它使诗歌永远保持新鲜的活水，促使诗歌走向高雅的殿堂。因此，诗歌写作应该由俗到雅，雅俗兼具。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向生活学习，善于向民歌学习，善于发现生活中本真的东西，还要善于向其它艺术学习，吸收其中的有益营养，提升诗歌写作的内涵，不断创新诗歌的结构形式，丰富诗歌写作的表现手法，努力提炼诗歌的语言，由俗到雅，雅俗相互促进，长此以往，当下诗坛那种粗鄙化和低俗化现象就会大为改观，诗歌就一定会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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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周振甫.文心雕龙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