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共同体传播：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新突破

作者：袁靖华

来源：《对外传播》2021年第02期

【内容提要】逆全球化症候揭示出全球化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精神文化交流失衡、价值观念沟通滞后、民心民意隔阂撕裂，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存在缺陷。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超级大国煽动种族撕裂与意识形态对立，肆意毁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的根基。针对大灾疫与大变局叠加的全球危机，人文共同体秉持和谐传播目标，珍爱生命价值的首要序列，倡导世界和宁为人类最大利益，反对“新冷战”与“文明冲突论”，以此为基完善可持续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以文明对话交往沟通东西方人文主义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共创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的共享通道，完备适应全球化可持续进程、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人文价值观与仁爱和谐的道德秩序，帮助人类从失控冲突走向和谐平衡，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关键词】国际传播 話语体系 上合组织 人文主义 文明对话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球大灾疫和百年大变局叠加交织，引发全球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危机，世界陷于不知前路何方的困境。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提出了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应对当前全球危机。人文共同体的倡导，在世界秩序分崩动乱的当下尤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管子》）人心不安、社会撕裂，需以人文精神之光为心灵灯塔、人文共同体建设为行动导引，珍爱生命价值的首要序列，倡导世界和宁为人类最大利益，以此为基完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底层价值逻辑，消除隔阂、互补鉴缺、民心相通，反对贸易战、科技战、脱钩战、影响力战等各色冷战，弥补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缺失，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一、人文共同体共创共享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弥补现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重大缺陷 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但精神文化的全球沟通严重失衡、停滞不前。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占据全球文化输出的主导地位，全球化主要是西方化，“且往往是商业化和消费主义的美国文化的扩张”，①广大发展中国家、东方世界普遍在国际上失语、失声，没有言说自我、对话沟通的平等地位。全球文化交流单极跛脚，严重撕裂了全球化可持续进程。逆全球化症候揭示出全球化结构性失衡的文化心理根源是精神文化交流失衡、价值观念沟通滞后、民心民意隔阂撕裂，暴露了霸权秩序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缺陷。建设人文共同体，消除隔阂、互补鉴缺、民心相通，全球化才有可持续的心理与文化根基。

人文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寄望以亚洲为始发地，增进国际社会合作。作为第一大洲，亚洲的和宁繁荣是世界和宁之锚。以“上海精神”为指引的上合组织

是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以“和谐地区”理念成为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②欧亚和平发展的“稳定之岛”。成立近20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成为维系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发展的重要纽带。”③在亚洲首倡人文共同体，能帮助命运与共意识在周边落地生根，全球化进程真正可持续推进、福泽各族各地。

亚洲国家主导和推动了多个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协议，如上合组织、“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带动世界过半人口的共同体建设，积累了不同文明类型国家间合作的经验。构建人文共同体既是文化、地缘亲近的现实呼应，也是历史记忆和未来愿景的共同启迪。

亚洲是古文明源地，也是人口、民族、信仰、语言、文化、传统等最丰富多样的地域。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自古中国与亚洲各地有着无数商贾、政要、文人、士僧往来沟通，丝绸之路开辟了人类文明交流史，生成了包容、开放、仁爱、平等的东方精神。人文交流互鉴、文明多元共融的传播过程最能表达古代东方的本质内涵：“仁”与“和”成为最大核心共识，对内和谐、对外和平素为一贯追求。

近代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破坏了这一和谐自洽的东方传统，造成了惨烈的对抗冲突，割断、阻碍和破坏了亚洲各国原本系统而连续的文明和文化传承，使亚洲56%的土地沦为殖民地，余下是半殖民地或附属国。当前超级大国又固守带给亚洲巨大痛苦记忆的战争思维，以印太战略不断强化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以意识形态敌我阵营划界制造对立，推行单极霸权排他性秩序、零和博弈冲突型国际关系，这是造成世界冲突不断、风险频仍的根源，不仅“增加了该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④“与经济一体化、文化包容化、政治多元化、利益共享化等时代诉求背道而驰”，⑤更是与亚洲文化精神相背离。

“亚洲人始终将和谐视作调和人类传播多变性和复杂性的天平。”⑥亚洲精神包含了“入世努力的生活态度、克勤克俭的工作精神、以义取利的商业理念、高度凝聚的团队精神”等。⑦韩国学者提出：“必须通过以价值共有和归属感为基础的韩中人文连带寻求能创造出应对长期世界秩序变化的新共同价值体系的方案。”⑧日本学者疾呼：“我们必须抱着重新审视人类传播本质、扩展人性概念的态度大力推进亚洲理论事业发展。”⑨亚洲各国都经历了殖民侵略和霸权奴役的苦难，通过广泛多样的人文对话唤醒和平共存的历史记忆，建设和谐安宁的亚洲，符合最大多数亚洲人的利益。

疫情暴发后，亚洲各国守望相助，在社会治理和个体防护上自觉自律；病毒面前国无大小、民无贫富，同病共命、同舟共济，真正爱护生命生存这一最基本最普遍的人权。中国率先复工复产为全球抗疫提供坚实及时的物资、人力、技术等诸方面支持，为稳定世界经济运转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引擎。开放包容、和宁仁爱的中国是全球化可持续的压舱石，亚洲与世界和宁繁荣的福音。

亚洲的历史和现实为人文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滋养，加强民心沟通，修复被帝国主义霸权破坏的地缘文化亲近，推进亚洲自古依赖的共享价值观念，促进多元文明互鉴，增进睦邻友好，构成了共同体的民意基础和建设支柱。

人文共同体秉持和谐传播目标，文明对话交往策略，开展全方位人文交流行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旅游、环保、体育、媒体等各领域、深层次、多渠道的广泛沟通；青少年、妇女、学者、艺术家、智库、企业、非政府组织、文化团体等多元参与主体在人文交往中唱主角；经济、社会、科技、传媒、生活、器物、政治、制度等所有领域的多样性精神与物质文化互动互联。各国政府应鼓励、支持、引导、协调、服务好各项人文交流传播，建立彼此文化要素融合对接、互补共进的人文纽带，让人文共同体成为共创共享更丰富多元的人类精神文化公共品的主要通道。

二、人文共同体传播沟通人文主义价值共识，是人类文明共渡困厄的伦理罗盘

新冠肺炎疫情以前所未有的自然力挑战人类文明应对力。西方政客却以群体免疫、甩锅嫁祸为手段逃避防疫责任；公然抢夺他国他地防疫物资堕为“国际海盗”；肆意践踏科学防疫措施，罔顾民众生死；空喊人权却放任疫情失控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病症的集中发作，自私自利的个人自由主义、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病毒政治化的民粹主义、族群污名化的种族主义等，本质上都是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缺乏平等尊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缺乏反省敬畏。这充分说明，面对重大危机，精神和物质准备同等重要，唤醒人文精神之人的价值共识尤为根本。人文共同体力图完备适应可持续发展与命运共同体同舟共济的人文价值观及道德秩序，以更具解释力的人文主义思想工具帮助人类文明从冲突失控走向和谐平衡。它是人类顺利渡过历史险滩的伦理罗盘，是人类文明存续前行的根本要求。

西方人文主义滥觞于古希腊，文艺复兴时发展为哲学思潮和文艺运动。当时罗马帝国崩溃，饥荒、战乱、黑死病暴发，天主教禁锢思想，科技生产力停滞不前。人文主义开启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的价值理性，反对迷信愚昧，唤醒人类追求真善美，走出中世纪“黑暗时代”。人文主义视人为万事尺度，关注人的价值尊严，反对暴力、歧视与蒙昧，关怀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思想均建基于此。

“亚洲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有一定差异，……须全面看待人文主义。” 10中国人云“人命关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充分体认关爱人的生命价值。推己及人，以人文和谐为目的归宿是儒家关于社会的整体思维框架 。11墨家以“兼爱”进一步发展“仁爱”：“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2020年初中国率先遭受新冠病毒攻击，本着对生命健康权的最大维护，在最短时间内举国调集人、财、物驰援湖北、封城武汉，倾尽全国资源最大限度狙击瘟疫，为世界赢得抗疫时间。支撑中国社会制度发挥优势、有效抗疫的深层文化心理正是中华文化的“仁爱”精神。

东方人文主义由人与人的仁爱进而追求整个社会“以和为贵”的人文关怀，厚德载物“天下一家”的人文博爱，顺应天人和合之律的人与人、社会、自然的生态和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视和谐为宇宙人生准则。“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参照宇宙秩序建立社会秩序，因循自然法则保持人间和谐 ，以和谐大道反对一切有违天人和合的霸道。 当代日本哲学家广松涉指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交互主体性的协同体，这恰是人类存在与自然界动物生命存在的根本异质性。”12佛曰：“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爱真善美是人性共识。“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13“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和宁，礼之用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由“人和”追求世间万物和谐安宁是东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精神与价值追求。 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本质精神的重要标志，是“人类不断走向未来的力量源泉和指路明灯”，“是开启并协调人类现代化进程的钥匙，14良知托举的人文之道是人类发展自我、增进福祉最强有力的支撑，15“人文精神造就灵魂……启示方向”，16素为东西历代文艺创作旨归，“文学家可称为职业的博爱者和人道主义生产者”，“我们之所以生，所以有同情、希望和精力，是为了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17“个体与个体、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往行为是调整各种力量间平衡关系、赋予人类生活与生命意义的重要媒介”，18文艺创作、媒体报道、人文交往等各种文化生产传播活动，应以融通东西人文主义价值共识为旨归，全面、深入、持久地关注人的生命尊严、生存价值，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和谐，纠偏工具理性“以用为本”的价值观异化，倡导价值理性“以人为本”的人文生态价值观，寻求平衡经济增长与价值关怀，协调文明对话多元并存的人类幸福希望之路，携手共建人文共同体。

三、人文共同体传播倡导文明对话观，构建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超级大国未有效施措狙击疫情，反而推波助澜种族撕裂与意识形态对抗，肆意破坏国际合作与世界和平，毁坏人类和谐相处的文化心理根基：《华尔街日报》公然宣扬“亚洲病夫论”，亚裔频遭歧视攻击；北美、西欧分别爆发了白人与黑人、穆斯林的族群大冲突；“美国优先”口号的民粹主义话语，自恃其人种文明高人一等，奉行一国一族一群之私利“优先”，执意改造和取代其他文明；斯金纳、金里奇、蓬佩奥等鼓噪文明冲突论、对抗性国际关系、大国零和博弈、国际霸权主义，意欲将世界拖入新冷战泥潭。

如何看待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对抗、冲突、征服还是尊重、交流、互鉴？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文明对话观，19与所谓“文明冲突论”高下立见。后者从思想根源反映了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论，与人类族群及文明的多元事实构成无法调和的矛盾。这种固守二元对立的狭隘思维，恋槽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却不能宽容兼爱文明作为人类生活根基具有的最普遍通约性。这也是单极霸权秩序及其逆全球化症候共同的思想病根，导致“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到了互相吞噬的地步”。20“现在已到了不能不面对基本原

则的时候：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人类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 …… 这一挑战要求他从聪明的灵长类转化为明智的人类”。21反对“文明冲突论”的话语陷阱，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冲突，加强文明对话的自觉力、自省力、胜任力，要务是共建人文共同体，开启文明对话觉醒的国际传播新时代。

和平安宁是全人类最大利益，文明对话的人文共同体是人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各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传统、信仰不分优劣高下，文明绵延千年的奥秘是交流互鉴、开放包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進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22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行动再次激活了这条文明对话的人文大动脉。

尊重多样、平等包容、相互参照，是人文共同体文明对话的起点。中华文化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学习型文明，“反对排他性、优越性与中心性，不追求文化共同性或均质化”，23以“和而不同”原则、谦卑开放心态与多元文明交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相互借鉴并不危及文明，只会滋养文明走得更长远；同化、征服与改造异文明不仅消耗世界和平，更导致文明生机枯竭。 人文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是人类文明共渡困厄的伦理罗盘，从更宏阔长远的视野，本着“了解之同情”以“我和你”平等对话，不视对方为“他者”异类，反对“我与他”的对抗冲突。这是中华文化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登高望远、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中华文化精神气度，在当前尤其具有全球示范和启迪意义。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研究”（19BXW050）、2021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21ZJQN04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运河青年学者 「注释」

①[美]门罗·E普莱斯：《媒介与主权：全球信息革命及其对国家权力的挑战》，麻争旗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②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906/15/t20190615_32369155.shtml ，2019年6月14日。 ③曾向红、陈亚州：《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一项研究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④胡志勇：《美國积极塑造“印太”战略格局及其地缘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1期。

⑤吴敏文：《“印太战略”将何去何从》，《中国青年报》2018年2月22日第5版。 ⑥Chen. G. M. & Starosta， W. J.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A dialogu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3（4）， pp.1-15.

⑦韩炯、孟凡东：《亚洲与东方学概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⑧[韩]田寅甲：《韩中“人文纽带”的政治学——韩国的视角》，《当代韩国》2013年第3期。

⑨Yoshitake Miike. “Rethinking Humanity，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Asiacentric Critique and Contributions”， Human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the Pacific and Asian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4（7）， pp.67-82.

⑩Wimal Dissanayake，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In G.M. Chen & Y. Miike，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3（4）， pp. 17-37.

11杜、赵金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伦与人文》，《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12张一兵：《历史世界的主体间性与四肢结构——〈世界交互主体的存在结构〉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13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 29 号，1919年7月6日。

14于文杰：《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文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95、401、6页。

15张宝明：《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人文关怀》，《社会科学论坛》2018年第4期。

16涂又光：《论人文精神》，《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17[苏]高尔基：《论文学》，林焕平编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

18[德]J.哈贝马斯：《生产力与交往——答 H.P.克鲁格》，李黎译，《世界哲学》1992年第6期。

19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 05/15/c_1124497022.htm，2019年5月15日。 20许倬云：《现代文明的成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81页。 2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22[英]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

23Georgette， W， Kuo， E. Y. “The Asian communication debate： culturespecificity， culture-generality， and beyond”，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2）， pp.152-165.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