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梳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文学院0801陈天华

女性文学自诞生之始就与女性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在我国，从古代至近代,虽然时有女作家和女性作品出现,却并未形成关注女性意识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中国文学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开始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并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一同发展。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在这一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特殊历史际遇中成长起来。

一

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中国人性别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中国第一代醉心于表现中国知识女性精神觉醒、个性解放的现代女作家，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得以诞生。她们是在“五四”时期以群体的面貌登上中国文学舞台的，积极地体现出了急于挣脱封建礼教束缚、寻求解放道路的自由意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主要女作家有陈衡哲、谢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陆晶清、陈学昭、白薇、苏雪林、凌叔华、袁昌英等。“在当时的刊物上,以女士署名的作者不下二十人,而且文章或小说都以带‘女’字为荣,形成了一种推崇女性作品的风尚。”

1918年，陈衡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近千字对话体小说《老夫妻》，揭开了现代中国女性小说的历史帷幕。之后，她发表的十余篇中有六篇写的是妇女问题。这些作品关于女性内心世界的展现，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求索精神，超越和突破了男性作家的局限，第一次从真正意义上打破了文学垄断,在中国文学史上醒目地树起了女性文学的旗帜。

二

“五四”高潮过后,女作家们的创作多表现为她们对社会、人生、婚姻、家庭等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影响最大的女作家当推冰心。出身于大家闺秀的冰心，用其特有的“爱的哲学”的表达方式，传达出希望改变社会不公平、争取自由自立的女性意识。冰心以创作问题小说步入文坛。首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就提出了改造旧家庭,解放妇女和建立新生活的观点。之后的《斯人独憔悴》等都属这一类。冰心世界里的女人往往都不是那种与男性相对应的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角色,而是与丈夫、儿子相对应的家庭意义上的妻子、母亲角色。她承袭了男性中心文化意识下女性的母性、妻性传统,但她又加入了一些现代新的元素:女性由原有的从父从子的俗套中解脱出来,而获得了以爱为精神支点的新鲜内容。妇女新生的舞台,冰心把它安置在家庭场所,让女人通过家庭完成自我实现的途径:相夫教子。她以询问启蒙者的身份把妇女问题作为社会问题解决,有意识地规避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别争执,从“人”这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张扬“爱的哲学”,强调的是女性与男性同等地位的“人”的意识。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冰心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做了前期的准备,因为女性只要在“人”的位置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追求“女人”的位置,在人的意识确立的前提下,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才有可能。

还有，冯沅君的小说《隔绝》和《隔绝之后》。作品叙述了女主人公不从包办婚姻，被母亲幽禁后因逃跑不成，和恋人先后服毒而死的悲剧。白薇的小说《悲剧生涯》描写了一个“从封建势力脱走后的娜拉”的奋斗史和毁灭史。这群知识女性在文学创作中对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主权的、苦难深重的妇女生活现状的叙说，是对妇女的地位进行全面的审视和诘问，真实地表现出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的创作着力表现出为维护妇女的人格尊严勇于抗争的精神，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不能再容忍这种野蛮、黑暗、愚昧的制度存在下去的呼声。至此，无声地流淌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群体的主体意识终于逐渐清醒起来。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女作家们又为求得婚姻自主、个性解放、追求人的自身价值的新女性们吹起了嘹亮的号角。她们从自己最深切的感受出发，以女性独特的视角从抒写社会转向表现自我。“女性的解放，首先更为主要的是自身的解放，没有女性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女性的解放也无从谈起”。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作家们虽然冲出了深闺绣楼，在思想和行动上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她们所经历的生活空间仍是很有限的，与外界交流在程度上仍受到有形无形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写自身经历就显得驾轻就熟。这表明她们的创作正在逐步走向女性文学更深层次的觉醒与自省。在写作方式上，这些女作家的视角、情感行为往往与作品中的主人公相重合,而作品主人公的经历又往往映现着作者本人的人生步履。所以，

其作品也就不同程度地带有自传色彩。

庐隐的《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非常真切地反映了站在享乐主义边缘的青年女子苦闷彷徨的心理。《海滨故人》恰是庐隐情感遭遇的写照。谢冰莹的《从军日记》，是女性情绪世界另一生动的长篇记录。比起同时代的男作家,女作家们重笔挥洒的已经不是人物的活动史，而是“心史”，作品倾向以此为创作的精神源泉。

应该说，“五四”女性文学为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领域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与生命力。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制约，政治、经济未曾经历根本性的改革，女性的经济独立远未达到支撑她们人格独立的程度。于是，我国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在“五四”退潮时期也由兴盛走向沉寂。

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置身于血与火的时代的女作家们已难以保持静观的超然心态，她们以文坛斗士的姿态向读者走来。在战争背景下的女性文学，几乎都是描写满腔热情的革命女性与女性的革命，对革命的投入与对自身命运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女性群体特征。因此，大多数女作家“忘记了自己是女人”，“再也不愿为着什么自身的婚姻而流泪叹息了”。丁玲率先完成了从个性主义向工农大众的革命之路的转变，1930年写下了表现革命与爱情纠葛的《韦护》和《一九三O年春上海》，表现了为革命不惜牺牲恋爱的思想。冯铿最初以《月下》等小说抒发自我意识，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考验后，创作出被鲁迅赞誉的《红的日记》，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红军形象。庐隐的《亡命》、《壮志长埋》，激动地宣泄了女性投身革命死也值得的政治情绪。丁玲《韦护》中的丽嘉，以“我们好好做点事业”的新的精神支柱取代了以往的爱情追求。庐隐的《情妇日记》中的美娟毅然摆脱“爱情至上”的生活牢笼，到东北前线去作一名救护队员。沉樱的《泪雨》写了普通女性怎样走出爱的圈子追随革命，《爱网》中受尽爱的痛苦与折磨的女性又告诉读者，决心从事解放人类工作的政治与社会理想对女性的命运有着怎样的意义。

总体观之，这些创作不再印有十分清晰的性别色彩,不再为个体的女性情感所左右,她们不再仅仅以女性

的眼光观照女性内部世界，不再仅仅浸透着凄苦感伤，而是从整体上淡化了以自我体验为中心的女性。她们以粗犷的笔触，在由革命女性和劳动妇女为主角演出的种种正剧和悲剧中，描绘出一幅现代中国社会的壮阔画面，显示了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的豪放品格。她们不约而同地认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强调的主张“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认为女性作家应引导女性小我迈向社会大我，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为此不宜在作品中强调女性的特质。这一女性文学题材视野拓展的倾向，其实是女作家们以女性的视角探讨现实社会中女性精神的深度、女性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彰显，呈现出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她们对妇女命运、妇女解放的认识，主要是从社会方面去寻找女性不幸与痛苦的根源，而较少从女性深层心理结构上去挖掘女性自身的痼疾及其文化根源。

四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这是中国历史上苦难的战争岁月,作为民众精神和爱国良知代表的作家,绝大多数考虑的是国家的命运。抗战以后至建国前夕，丁玲、张爱玲、梅娘、苏青、吴瑛、蓝苓、郁如、陈敬容、郑敏等陆续汇入现代女性文学创作大潮之中,成为中国现代第三个女作家群。她们分散在一度被日寇占领的不同地区,她们的创作也必然会在这个大时代的使命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行为方式，形成解放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双向发展的女性文学的主流态势，丰富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内涵，共同创造了40年代令人惊叹的女性创作的独异景观，表现出女性文学良好的艺术素质及向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40年代的丁玲，在经历了多年的磨练后，已由“昨日文小姐”变为“今日武将军”。她的创作拓展了女性自我的视野，由关注女性个体转向了女性群体命运，成为解放区女性文学的代表。这个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都是以女性视角来关注女同胞的生存状态及对女性自身弱点的忧虑。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日记》、《女兵自传》,充满强烈反叛和抗争意识、充满女性解放意识的爱国主义倾向,是女性文学的精品。其实，女作家在革命时期就已经与男性一道担负起社会历史使命，她们沿着先驱们所开辟的争取妇女解放的道路继续前行，喊出了属于现代女性自己的声音，进一步拓展了女性文学的创作空间。

在沦陷区，最引人注目的女性文学作家是张爱玲。她在强大的主流创作面前不改初衷,坚持以女性特有

的性别意识叙写女性的身体渴求、精神欲望，用她那雕刻家似的笔，将女性的形形色色特别是人性隐秘的阴暗一面立体的刻绘出来。其《金锁记》、《倾城之恋》等都书写着残缺不全的家庭、婚姻、恋爱生活及各色各样的女性人生苦难，曹七巧、白流苏等都是因女性自身的欲求得不到满足而人格分裂了的女性形象。张爱玲成功地将精神奴役异常严重的传统中国女性在遭受时间过长、强度过大的精神压迫后，无处渲泻的内心的痛苦、抑郁及焦虑以病态的方式赤裸裸地剖露出来。这恰恰是走过苦难的女作家秉持着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的更接近女性文学本色的创作。

五

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以对现代女性“解放”后重新回归家庭及人格退化为关注焦点,其作品对女性生命特质的披露曾使文坛震撼。在她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中,反复渲染的是现代女性跋涉在男权社会的无奈与艰难,职业女性“谋生也谋爱”的矛盾心境及对美满家庭的渴盼和探索。同一时期,还有上海的以写“自己”生活为主的潘柳黛和北方的梅娘(孙嘉瑞)等女作家。她们在日本占领的特殊时期和环境里，一反创作主流,以独特的女性自省审美视角描写社会世态和人性、人情。她们的作品似乎表面上写乱世生活，但最终仍着眼于刻画女性本体人生的遭际。这改变了战争岁月里文学比较单一的状况。简言之，在深刻、犀利的女权理性的指引下,沦陷区女作家的创作共同表现出对于所谓的“妇德”的嘲讽和对女性本体欲望的尊重，是对于长期以来一直禁锢女性的传统理性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强劲的冲击。其实，这正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也是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延伸和发展。

综上所述，女性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多姿呈现，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国女性在“人的发现”的召唤下浮出历史的地表。她们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以女性本体的视角艰难地书写着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实现“人”的价值的强烈愿望。不论是直陈女性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外部氛围，还是注重女性心理内部的现实，都是对女性本体人生焦虑的表达。不难看出，多层面构成的女性文学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显示了女性作为言说主体对自身主体位置的不懈追寻与建构。

参考文献：《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寻绎》 邓海燕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性别书写》 王新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