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服务与用户课程论文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行为的调查，从信息的使用、短信的利用和技术手段的利用三个层面，详细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与手机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手机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工具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资源,他们利用手机拓展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手机 使用行为 社会关系

作为一种新的通信技术和媒介工具，手机的影响力受到了各个领域学者的而关注.保罗·莱文森在《手机》一书，指出手机是革命，是超越电脑和网络的革命；手机把我们送回大自然，使我们恢复同时说话和走路的天性。他注重手机媒体的人性化，因而手机的疯狂、神奇和温馨会对家庭、谈情说爱、商务甚至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保罗·莱文森，2004：4）。汉斯·格斯尔（Geser，2004）将手机从技术工具的层面剥离出来，将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学者罗杰·斯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和莱斯利·哈登（Leslie Haddon）提出驯化法（Domestication Approach）来解释包括手机等移动通讯在内的家庭技术的应用，驯化包括几个步骤：想象（Imagination）、拥有（appropriation）、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具体化（incorporation）与转化（conversion）（Rich Ling，2008：24-25）。国内学者对手机媒体与农民工之间关系的研究集中在他们在使用手机媒体时的动机、功能及其手机对他们的影响力上（杨善华、朱伟志，2006（2）；曹晋，2009（1）；马意翀，2009（4）；陈芳 张垒，2008（6）；李林熙：2009）。但是，手机不仅仅是一种通讯技术，也不仅仅是一种通讯工具，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利用这种社会资源，他们实现着制度框架设定之外的社会身份，他们适应着城市的主流生活。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行为的调查[②]，分别从信息交流工具的手机、作为技术变革的手机、作为身份认同的手机三个视角，详细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与手机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手机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资源、工具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在开拓作为手机的社会资源的同时，他们也建构了自己当代中国社会中新的身份，并影响了社会的新秩序。

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包含了很多因素，对个体而言，则意味着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为习惯、一种不假思索的生活选择和社会选择，一种不假思索的话语模式、一种不假思索的行为动机，也包括在这种不假思索背后的心理积淀特征等。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由于职业选择和职业变迁所形成的心理危机感，他们的居住地往往是不稳定的，主要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就北京市而言，海淀区和朝阳

区打工的外来农民最多，调查时发现他们大多在城里工作，在郊区居住，有部分是自己当老板的小商贩，也需要每天起早贪黑地上下班。

老王是在某小区门口卖煎饼的中年人，与他一起并肩工作的还有摆地摊的、卖红薯的、卖菜的灯，这里是北京六环以外，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但由于正在修建地铁，附近房子的租金陡然上升，老王很骄傲地说，他住的房子是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自己单独居住，每个月租金才400元，笔者很惊讶，问他到底在哪里住，怎么这么便宜？他说，骑三轮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他每天七点出门，晚上十点回家，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快钱，还很自由，不用交税，附近的人可以说都是他的同事。他很不高兴地告诉我说，最近这里来了个和他抢生意的，也卖煎饼，我做得比他好吃，你下次要买我的。没事的时候，老王就拿出手机看看，笔者问他，是不是很累啊，所以需要看看什么时候能下班啊，他说，不是，就是习惯了，看看手机觉得生活挺好的。

类似老王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多，他们自主地实现着城市工作与生活之间的自如对接，利用手机将这种对接完美地镶嵌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工作与生活之间、人际关系建构之间、社会心理延展之中。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工作之余、生活之余使用手机呢？笔者认为信息交流尽管是一种自然选择，但信息交流中的社会关系的建构则更为重要。

（一）信息是新生代农民工寻求城市社会资源、实现个人梦想的第一步，手机媒体提供了寻求这种资源的前提。

调查显示，57.1%的被调查者选择赚钱是其外出打工的目的，列第二位的是寻找致富信息与方法，占42%。而选择学习先进技术观念和开阔眼界的被调查者分别占25.9%和24.7%。（李红艳，2009：73）当乡村社会的传统从业模式无法满足和实现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的要求时，他们背井离乡来到都市中，制度并未给他们提供职业和生活上的保障，笔者调查的社区管理流动人口的部门，所实施的管理措施主要停留在房屋租赁等方面，他们如何获取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生意信息乃至于文化信息等，就需要依靠他们自身了。本次调查显示，在各类媒介中，手机和电视是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分别占68%和57%。那么在使用手机时，他们主要是用什么功能呢？如图1显示，他们主要以打电话、发短信为主，分别占92.4%和81%。其他比较突出的功能依次为听音乐、获取信息、拍照视频和玩游戏等内容。每个月在手机上的花费集中在51-100元之间的占40%，100元以上的占23%，31-50元的占29%。1-30元的仅占8%。（见图2）。

图1：新生代农民工使用手机功能示意图

图2：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手机花费示意图

同样是来自于乡村，来到都市读书的乡村大学生在手机花费上明显低于和他们同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笔者组织学生对中国农业大学乡村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每月手机花费不足30元和61-100元的同学分别占到26%、20%，花费在到了31-60元占52%，超过100元的则没有。换言之，尽管是同龄人，手机的通讯费用对他们而言，还是有些微差异的，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作视野、生活视野和日常需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度。

个案：

我主要是使用手机包月，这样可以上网，也可以打电话、发短信，比较划算。 我的工作是服务员，休息时间很少，我喜欢炒股票，所以手机上网对我而言很好，炒股方便，还可以看看其他信息。

我打电话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有事要说，时间都不长，几分钟就结束了。发短信有时候怕对方看不到，不放心。

我每个月手机花费在70-80之间吧，工资是每个月1500元。

从上述的个案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将手机看作是一种生活中的必需品，打电话是为了与流动中的同伴之间建立联系，发短信则是因为有时候在工作中打电话不方便，或者对方不方便。“我觉得打电话可以知道对方是是否收到，比较保险，短信发起来慢，对方是不是受到了也不知道。不保险。”一位被调查者这样说道。因此，具体到打电话时长上，就有了比较有趣的现象。三分钟之内的占33.44%，3分钟至10分钟占25.49%，10至30分钟占17.65%，30分钟以上占15.69%（见图3）。

图3：打电话时长分布图

手机上网成为一种必要的选择。调查结果显示，80.4%的受访者手机具备上网功能，手机上网使用功能上，42.9%使用聊天工具，23.8%浏览新闻，14,3%浏览网络小说，14.3%听音乐使用娱乐功能，3.2%的受访者使用其他功能。8.9%的受访者没有包手机流量，0-5M的13.3%，5-10M占20%，10-20M占18%,20M以上占40%。手机上网的使用功能上，42.9%选择使用聊天工具，手机聊天成为了新生代农民工好友间重要的沟通工具。在受访者看来，手机上网十分方便，在工作的间歇就可以上网使用各种功能，对于工作繁忙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十分实用，但由于手机上网所能使用的功能有限，对于他们浏览信息带来了不便。工信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手机上网用户的上网规模和频率正稳步提高，手机上网的网民已达到3.03亿，手机网民占总体上网网民的66.2%（CNNIC 2010），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的手机并不以品牌手机为主，山寨手机的上网功能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20.40%的被调查者上网主要是为了搜索信息。访谈中，他们表示，在网上能够学习很多的知识，有不懂的问题会在网上寻求答案。网络还是一个工作信息发布的平台，他们在网络上搜索就业信息，寻求更好的工作。17.3%的被调查者上网主要是浏览新闻，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他们对于网络新闻的认可度不高，认为很多网络信息不可信，浏览新闻他们更相信报纸和电视。17.3%的被调查者选择聊天交友。在浏览网站的选择上，被调查者体现了一定的一致性。41.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百度，并表示，百度是他们搜索信息的助手。农民工网站的浏览顺序比较固定，他们会首先到自己熟悉的网站上浏览信息，然后再去看浏览网站（见图4）。

图4：浏览频率最高的网站

在关注新闻的类型上，35.20%的被调查者选择国内新闻，他们表示，国内新闻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其次是体育娱乐新闻，19.8%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男性农民工更为关注体育新闻，女性农民工更关注娱乐信息，体现了性别的差异。14.3%的被调查者选择经济新闻，8.8%选择民生新闻，5.5%选择农业新闻（见图5）。

图

5：新生代农民工关注较高的新闻类型

从图4、5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主要目的是搜集信息，因此百度成为他们固定的网页浏览选择。在陌生的城市中生活，在户籍制度未消除的情形下，对于城市外来者而言，信息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工具了，尽管血缘、地缘的先天关系，为他们提供了刚踏入城市社会时的某些必要信息，持续生活在城市，需要获取的各种社会资本中，信息是最重要的也是依靠手机可以获取的资源之一。他们对国内信息、娱乐新闻、体育类新闻的关注，就其实质而言预示着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市民生活模式的一种适应状态。

（二）手机短信延续了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建构他们在城市中孤寂而单调的生活提供了缓冲剂和粘合剂。

短信的出现将手机媒体固化原有的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工具。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个月发短信的数量在30条以上的占55%，11-30条占28%，而20条一下的占17%（见图6）。

图6：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发短信数量示意图

个案：

我性子急，发短信半天等不到回音，也不知道收到了没有。打电话不方便的时候才发短信。

我是做装修的，要联系工人，有的工人你发短信他不理你，打电话才接。 笔者2010年对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使用手机短信的调查资料显示，性别对短信的发送和接收有显著的影响力。调查显示，在短信人际交往中，女生对于短信行为的重视程度更高。调查中对“如果你给一个同性朋友连续发了几条短信，他（她）都没有回复，你会怎么样”一题的统计结果显示，有将近74.3%的女生选择了“发短信问其为什么不回”或者“继续发短信给他/她”，而男生中有65.8%的人选择了“放在脑后，不再继续发短信给他（她）或者认为这很无所谓，如图4-7。[③]对于同一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年轻女性更在乎对方是否回短信，年轻男性则对此更无所谓，可以看出，大学生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短信是否回复的态度上表现出大体上的一致性。

图7：短信未回复，男性与女性大学生的反应

而在发短信的目的上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发短信的目的主要以保持联系（68.7%）、问候祝福（64.7%）为主，工作需要占46.06%、获取信息站20.7%。（见图8）。

图8：新生代农民工发短信的目的示意图

在一家批发零售业调查的时候，恰好是午饭时间，年轻的女销售员一边和笔者聊天，一边吃饭，还不时拿出手机，看看有无新的短信。她的着装打扮很有韩范，经常看韩剧，觉得自己很时尚，她说：“短信挺好的，没事的时候，有些无聊的短信，或者生活格言之类的，可以转发给朋友、老乡啊，省得没话说。你想啊，我们的工作虽然不累，但是休息时间少啊，也不能经常见面，就只好发短信了。

同时由于发短信有延迟性的特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可以利用短信来缓解某些与他人联系时的尴尬与不自在的状态。

个案：小李在一家服装店做导购，初中毕业。她觉得来到城市中最大感受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困难了，“原来在村子里总是能遇到，有什么问题碍着面子都解决了，到了这里，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了问题，我刚开始不会说话，说话太直了总是得罪人，现在好了，用手机发短信好多了。像我这样，平时比较木讷一点的，有时候面对面沟通时一不小心说错了话人家生气了也看不出来，还是接着往下说，最后搞得气氛很尴尬。但如果发短信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有时间好好的琢磨琢磨自己编辑好的短信，看看是不是会产生歧义，或者这样发过去收到的人是不是会不高兴，这样就不容易因为反应失误而得罪人了总而言之，发短信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人都是看不见的，没有在你的面前，虽然打电话人也不是在眼前，但有时候总觉得声音在耳边，人就在旁边一样，总感觉也是在面对面交流。发短信就不同了，有时候一条短信发过去了，过好久才能收到回复。我自己也一样，有时别人给我发短信，我不知道怎么回复的，就搁那先不理，等好久想到回什么再给对方回短信。自己发短信的时候也是，很多话当面不好意思说，就编辑一条短信发过去，然后慢慢地等待回复。”

个案：小徐今年23岁，他说：说打电话，发短信可以构建一种虚拟的平台，这种平台会减少面对面交流时的紧张，人就不用那么拘束。

小李、小徐这样的个案笔者在调查中遇到很多，适应了乡村社会中人际交往模式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对新技术的接受与使用或许并不滞后，但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多年积淀下来的建构人际关系的模式遇到了挑战，老乡关系、亲戚的关系固然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带来了人际网络的延续性，但他们所面临的主要生活现场是城市社会，城市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与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之间的差异就根本而言在于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藤尼斯的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所界定的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具体体现在人际关系的新型建构方式上，这一群体在城市生活中的默默无味的改变，适应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手机短信提供了一种对他们而言可以接受又相对省时省力的工具。

（三）对手机技术的新应用与各类信息的传播有浓厚的兴趣，并试图由此建立起自己的信息传播网络。

调查显示，对于自己从网络媒体得到的信息，87.5%的被调查者会选择进行传播，传播对象包括亲人、朋友、同事和与自己有共同兴趣的人，只有12.5%的被调查者会选择不对网络获得信息进行传播。在访谈中，被调查者表示，网上的热点问题都会成为他们平时工作之余的谈资，他们会关注这些信息，并且在与别人交流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信息的获取上，部分信息来自于其他人，他们也乐于把信息传递给其他人。这说明，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也存在舆论领袖这样的人物，他们得到信息后会及时传播出去，对他人的想法和行为产生一定的潜在影响。而这一过程中，信息先通过网络媒体传达给这些舆论领袖，后由这些舆论领袖通过人际传播的渠道发散出去。鉴于住所的流动性和工作的不稳定性，通过电脑上网、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等对他们而言，几乎成为一种奢望。这其中

除了工作时间、教育水平等因素之外，还在于他们的信息需求与以城市生活信息场域为主导信息来源的大众媒介之间存在巨大的沟壑，这种沟壑并不仅仅体现在知识沟的层面，更深刻地体现在他们对城市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陌生感上，这种陌生感的消除，除了依靠原有乡村社会人际关系在城市社会中的延续之外，在制度没有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的情形下，手机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短信之外，他们对手机技术的变革与更新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以3G业务的认知与使用为例。2010年10月，中国移动3G用户新增170.2万户，较9月份的新增186万户略有下滑；3G累计在网用户达到1698.1万户。中国联通10月新增3G用户110.2万户；3G用户总数累计达1165.6万户。中国电信10月新增移动用户253万户，相较上月的新增304万户有所下滑，累计3G用户达到1000万户。我国三大运营商的3G用户数超过均超过千万，总计达3864户（中国新闻网 2010）。对着这种新的技术业务，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认知的呢？他们大多数人表示听说过3G业务，但是在具体实践方面情况各异，62%的被调查者并没有将此项新兴业务列入个人的手机使用日程中，30%的被调查者正在计划中，而近期准备办理和已经办理的比例分别为4%（见图9）。

图9：新生代农民工对新兴3G业务的认知

尽管办理3G业务的人数并不多，但是他们对3G功能的关注却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其中38%的人们关注可视电话这一功能，24%则关注通过3G 业务实现收看电视的功能，视屏音频点播功能的需求占16%（见图10）。2008年12月中国互联网中心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的手机媒体使用状况调查显示，尽管虽然移动运营商一直将手机电视作为3G的“杀手锏”应用，早已开始大力推广，但业务在国内取得的进展并不显著，用户普及率不高。在本次调研的四个发达城市，手机电视业务的普及率只达到了3.8%，是手机媒体业务中普及率最低的业务，仅次于手机音频广播。半年内仅有3.8%的被调查者使用过，同时段手机视屏业务的使用者则为15.7%（CNNIC 2008）。该调查中并没有对可视电话一项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关注的3G功能与调查结果之间有较大差异：他们更关注可视电话、电视和视频点播。

个案：

我父母都在家乡，工作又不能回家，再说车票还挺贵的。手机有可视电话的话，可以互相看见，多好啊!

我最喜欢3G中的可视电话功能，有时候打电话听见声音，觉得挺不过瘾的。 手机电视挺好的，我的工作流动性大，上班时间有10个小时以上，手机能看电视的话，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放松一下。

图10：对3G功能的关注度

麦克卢汉曾说过：“在新型、电力的信息时代和程序化生产中，商品本身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虽然这一趋势主要出现在日益增加的广告预算之中，意味深长的是，维持媒介的主要负担，都落在用于社会交往的商品身上。比如香烟、化妆品和肥皂。由于电力信息水平的提高，任何一种材料都可以用来为任何需要或功能服务，这就迫使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指挥和为生产服务的角色。”（麦克卢汉 2000:69）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媒介本身的商品信息，主要集中在广告投入量上，但是媒介的存在则必然依靠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商品上，由于可以交往的材料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不得不参与到各种交往中，以便为社会的文化产品负责任。而作为推广技术的公司，一般会将新技术的应用首先集中在有一定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基础的群体或阶层身上，3G业务的推广也是如此，但是遗憾的是手机媒体的使用似乎并非如此，3G业务的推广者将新技术的使用与拓展的可能性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身上，部分原因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撑，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城乡社会差异在地理、历史和文化空间、人际交往之间的表现，也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城市化过程中与手机媒体之间的特殊关联性，也导致了他们对手机新技术推广中的偏差。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似乎并不十分苛求手机品牌本身，更为关注手机的功能，因此国产的山寨手机可以大行其道，并成为他们的主流选择。他们利用中国手机市场所提供给他们的市场机会，利用山寨手机价格低廉而又功能多样化的优势，在手机技术世界中拓展着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信息传播网络，并试图以技术突破制度对他们造成的各种障碍，建构属于自身的信息传播系统，尽管这种信息传播系统的建设显得步履维艰，但其所带来的影响力却是难以估量的。[④]

结论

手机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是一种技术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资源，通过对技术资源的使用，他们试图冲破制度的约束，在技术力量的使用中，部分参与到信息制作、发布和消费的流程中。在这种冲破制度束缚和社会习俗等制约的信息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在消除时空阻隔的社会虚拟现场中，他们建构了一种虚拟的社会关系，并逐步将这种虚拟的社会关系延展到真实的社会现实中，继而蔓延为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而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非是在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下建立的，也不是在制度设定的框架下进行的，而是借助手机这一技术工具、信息交流媒介建立着非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这种非制度化框架中的社会关系，不仅对他们适应城市生活中有重要主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他们改变在城市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影响深远，他们不仅仅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而是跨越了城乡之间地域差异的职业工作者，依靠手机，他们获取了城市生活的原始资本，也建立了新型的不同于乡村社会的关系。

参考文献

[美]保罗·莱文森，何道宽译，2004，.《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芳 张垒，2008，《谁在阅读手机报——用户特征分析及市场对策研究》，《中国记者》第6期。

曹晋，2009，《传播技术与社会性别:以流移上海的家政重点女工的手机使用分析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马意翀，2009.《农民工舆情表达渠道分析》，《东南传播》第4期。 李琳熙，2009，《试论手机报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开发价值——以在京农民建筑工为例》，人民

网,.http://wireless.people.com.cn/GB/154249/155408/9399844.html .等 李红艳，2009，《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爽 武晓萍，1999，《对城市外来劳动力流入的思考：以北京市为例》，《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杨善华、朱伟志，2006，,《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

[挪] Rich Ling著.林振辉 郑敏慧译.2008，《M时代：手机与你》，人民邮电出版社。

Geser, Hans 2004, Toward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the Mobile Phone, (http://socio.ch/mobile/t_geser1.htm)。

[② ] 本文的调查数据除特殊注明外，均来自于笔者2010年4-8月在北京市做的调查数据。，该调查以北京市朝阳区青年农民工为调查对象，被调查者年龄集中在18岁-45岁之间，其中18-25岁之间的比例为44%，26-25岁之间为29%，36-45岁之间为16%，三者共计89%，其余的被调查者，18岁以下占5%,45岁之上占6.5%。学历则集中在高中和初中，分别为47%和38%。参加问卷调查和访谈的人员有：邱密、马琳、王刚、马喆、曹文露、吴茜、周晓旋、易红发、程田玉秀、徐多多、向涛等，郭琼做了后期的数据统计和整理工作，特此说明。 [③] 本次调查数据来源于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科生的调查，主要由瞿辛妮实施，完整的调查报见她的毕业论文：手机短信与人际关系的构建研究——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学生为例。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2010。

[④] 农民工的信息传播特征参见笔者所著的《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北京市民与农民工传播关系之实证研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