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在育什么人和为谁育人等已然明晰的情况下,怎样育人以及如何提升育人质量成为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亟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通往育人质量提升的路径多种多样,其中“五育融合”是当前及未来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之一。
如何理解“五育融合”的价值及内涵?在我看来,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假设”。它预设人的成长发展,不仅是全面发展,更是融合发展。所有教育活动对人产生的育人成效,很难截然分离为这是德育,那是智育、体育,或者美育仅在这里体现,劳育只在那里浮现……实际上,每一种教育教学行为,都可能对孩子的生命成长具有综合影响,产生综合效应,各育的成长效应往往是相互贯穿、相互渗透和相互滋养的。
第二,“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实践”。“五育融合”是在“五育”并举的前提下提出的。“五育”并举强调德智体美劳缺一不可,是对教育的整体性或完整性的倡导,“五育融合”则着重于实践方式或落实方式,致力于在贯通融合中实现“五育”并举。如同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之间的“多”与“跨”的区别一样,“并”与“融”的主要差异在于:并举之“并”更多具有名词或副词的特性,融合之“融”,主要是动词,它意味着行动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五育”并举和“五育融合”是理想与实践、目标与策略的关系。“五育融合”彰显了一种实践形式,即“融合实践”,这是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育人实践”。 第三,“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理念”。如果只是将“五育融合”作为一种实践方式、路径或策略来看待,依然低估了它的特殊价值。“五育融合”的提出,还蕴含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或育人理念,即“融合理念”,它与“融合实践”一样,直指以往制约育人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和难题之一:各育之间的相互割裂、对立甚至相互矛盾。它带来的不是相互分离、割裂的德育论、智育论、体育论、美育论和劳育论,而是“五育融合论”。未来的诸育理论,都将在“五育融合”的理念和体系内得以重建。
第四,“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思维”。从根本上讲,它是一种系统思维,包含了“有机关联式思维”“整体融通式思维”“综合渗透式思维”等。传统教育之所以存在不够融合的顽疾,根源在于思维方式的点状、割裂、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等,从而导致各种教育之力的相互抵消、相互排斥,无法形成教育合力,难以产生叶澜教授所言的“系统教育力”。有了“五育融合”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之后,不仅各育之间的关联度、衔接度将有所提升,各育自身的推进方式、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式也会随之发生革命性变化:从此以后,各育都将在“五育融合”的背景之下,重新建构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机制。
以劳动教育为例,近年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成为育人质量提升不可缺失的一环。但目前开展劳动教育,往往是首选增设和单列劳动教育专项课程。这种做法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在已经非常拥挤的学校课程体系里增加新课程,势必会给师生带来新的负担,也可能会削弱劳动教育自身的价值。之所以如此,症结依然在于劳动教育课程与其他各育课程分离,是在已有各育基础上“做加法”而来的,它的存在有可能对其他各育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毕竟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是固定的,某“育”增加了,其他“育”势必会有所减弱。
当然,我并不是否定专设“劳动课程”的举措及积极意义,关键这并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要发挥劳动教育在育人质量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唯有将其与其他各育
融通起来,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式的贯穿渗透,让劳动教育在德育、智育、美育和体育中无时、无处不在,既要在这些领域进行劳动教育,也要让劳动教育返回并进入其他各育之中。例如,将劳动教育引入智育中,让孩子意识到劳动不只是在田野、家庭、工厂里存在,也在课堂上、班级内和学习中发生: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需要持续迈过的“劳动关”。这种融通式的思考方式和设计方式,意味着要让劳动教育的理想和目标弥漫并渗透于日常的教育教学之中,实现劳动教育的日常化。只有与其他各育融通并实现日常化的劳动教育,才最有生命力,也才最为持久。
以“五育融合”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为基础,接下来亟须探究的是融合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机制:其一,“融合过程机制”解决“如何让五育融合真实日常发生”,融合的阶段、步骤、载体和方式有哪些,为此需要对“五育融合”的过程进行“整体设计”;其二,“融合评价机制”指向“如何整体评价五育融合的效果”,这将是一种全新的评价教育质量体系:不再是孤立地评价德育成效、智育成效、体育成效、美育成效和劳育成效,而是以“五育融合度”为评价单位,进行整体评价;其三,“融合保障机制”致力于解决“如何保障五育融合真实、有效且持续发生”,存在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次的各级各类教育主体,各自承担什么融合责任,在学校教育内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教师怎么办?在学校教育外部,家庭、社区以及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敬老院等各类校外机构,又该有何作为?由此要求的是整体保障。
第五,“五育融合”是一种“育人挑战”。对于学生而言,这种挑战意味着今后的学习,不仅是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人机交互式学习,也是“五育融合式”学习,形成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学习兴趣、意识、方法、能力与习惯;对于教师来说,这种挑战带来的是新要求:要有“五育融合”的教学新基本功,既要善于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充分发挥每一堂课、每一个教育活动的“五育效应”,也要善于融合利用各育的育人资源,实现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新型教学方式;在校长那里,需要具备的是“五育融合”的管理新基本功,如何建构适应“五育融合”的体制机制、制度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班级建设体系以及整体性的学校文化体系,生成基于融合、为了融合和在融合之中的新型学校管理方式等。所有这些都构成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带来的是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希望、新道路和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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