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六次政治选择

谈的是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每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和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当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长青的学问。我们这个民族正在面临一个新的现代化挑战时期，自然我们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对中国人来说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的时代需要现代化的历史。

应该说，近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从 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之间的这20年，中国人还没有醒过来，中国人真正醒过来是从洋务运动中一些少数的政治精英开始的。从洋务运动到今天140多年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就需要现代化的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能使中国人适应现代化的那种挑战呢？有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条件的制约下，人们会采取不同的政治载体，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次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第三，就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他们可以运用什么样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政治选择。所谓的政治选择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政治选择前后相继，就形成了一部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史。大体上中国可以说从 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现在，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就是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虽然它是失败的。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3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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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全能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进行分类，我认为它是后全能主义的技术官僚的新权威主义。这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可以以六个人的名字为代表。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而这六个人恰恰是中国这140年来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最重要影响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给中国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我就对这六次选择逐一进行分析，然后进行评价，并通过这个评价想对我们当前的政治选择做一个历史的定位，希望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第一次选择，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开明专制化呢？从逻辑上可以很简单的引申出这么一点，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只有向西方文明仿效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能力，这种仿效的过程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精英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既定目标。那么只要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一旦开始，那就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开明专制化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官僚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威廉二世到明治天皇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历史实例。

首先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他们是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干扰，用功效和实例，用效果、用成效、用实效来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教条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虽然他们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从仿效西方的过程中获得了成效才能打败西方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世俗理性的觉醒。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教条和信仰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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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的国家，他的世俗理性的觉醒大概不是什么启蒙意识，最早就是功效理性，就像我们在邓小平新政一开始的时候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从哲学上来说这就是用功效理性来取代了信仰理性，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如此。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是特别重要的，只要他们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这是蒋廷黼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的一个非常精采的观点。也就是说一开始你是想要仿效西方的军事器械，你就必须发展军事工业，你要发展军事工业你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要发展重工业、交通业、矿产业你就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只有轻工业才能提供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流转，这种重工业、轻工业的发展过程又需要新式教育。这是一个循环过程。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向现代化迈进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只有在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渐的针对性跟进，而在发生问题，制度没有跟进以前就一定会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的腐败程度不比洋务运动时更少，甚至在有些地方可能更严重。洋务运动的低效率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要集中大量的资源来致力于迅速达到某一个现实的目标，你就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的资源有效配置是在几百年里，在一个微观合理的竞争过程当中逐渐的磨合起来的。中国根本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如果给洋务运动一个无限长的时间，50年，100年„„这种状态可以逐渐的走向开明专制化。虽然开明专制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中国实际上洋务运动的时间不是由自己来决定的，而是由日本人来决定的。日本人的明治维新经过了二三十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洋务运动作为一种模式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就已经过去了。然后进入了戊戌变法阶段。

戊戌变法是开明专制化的第二个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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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突然进入了政治中心，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改革精神，有着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当过官，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决策，使他们陷入了一种焦虑型的激进型当中，他们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改革的上谕，所有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支持，甚至说缺乏政治上的基本章法。他们要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来推动中国的开明专制化。这样他们一定会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利益。实际上他们是顽固的守旧派与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温和的改革派三者联合起来对抗激进的改革派。这里的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指得是两个人，慈禧和荣禄。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对这两个人进行具体分析了。所以就形成了相当孤立的状态。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确没有任何的经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没有当过官，他们在边缘状态获得了外部的一些支持，正是他们对外部支持相对有限的了解能够使他们鹤立鸡群，从而赢得了年轻皇帝的信任。然而当他们获得了一些信任以后，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任何经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折，要求全国人都穿西装。我们现在都有很多人穿不上西装，100多年前他要求都穿西装。因为日本人就是穿西装的，日本人因为穿了西装精神焕发所以改革成功了。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改革机会是被中国那种书生型的政治家所获得，为什么是由他们来主导这次改革运动？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两难性的问题。正是这个官僚体制过于封闭，无法容纳现代化的精英有序的进入这个体制，而进入这个体制的人在长期的官僚的潜规则的影响下，已经磨合的失去了任何改革的动力、愿望、能力和眼光，而体制外那些有动力、有能力、有眼光的人之所以有动力、有眼光是因为他们没受到这个体制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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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干预。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情况，在体制内有经验的人没有这个改革的能力，有改革的愿望的人在体制内没有任何经验。这是一个两难悖论。

然后来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这一场清末新政运动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等等。从它的广泛性上它远远超过了洋务运动，而且它是在全国铺开的，洋务运动仅仅是在沿海沿江进行的。从时间上说它长达11年，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的3个月。它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全面的重要影响。

那么这场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呢？这里边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首先，新政是在统治者的权威急剧流失以后，已经陷入了权威危机的情况下才进行的。这就使得受到权威危机压力的统治者想通过急剧的、大幅度的、高难度的改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而来挽回自己的权威危机。但是由于他的改革难度、幅度太大，他的权威又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难度、幅度的改革，所以就形成了改革过程当中越来越大的不满和脱序状态。而这种脱序状态所引起的不满又使得他进一步陷入更深的危机感当中，因此要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这样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另外第二个因素，根据我对清末新政八九年的研究，我得出一个结论，清末新政改革的战略是错误的。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得士绅阶层、官僚阶层当中形成了一种立宪思潮，立宪思潮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改革当中一种非常进步的思潮。但是立宪思潮最大的特点就是，明明在当时，现代化的初期需要一个开明的权威主导的权威来推行改革的时候，权力却被分散到了地方，实际上它造成的结果是权力一旦到了地方以后，中央和各省政府的权力提前被各省的士绅挖掉了，中央政府毫无权威，使中央处处受到地方势力包括谘议局的既得利益者所排斥，而地方的谘议局又被激进的士绅阶层所把握，他们提出了很多超越当时实际情况的要求。当这个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形成了全社会的挫折感。这样就导致了一种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也就是说清末新政没有实现，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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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关口就是权威参与危机，而这个权威参与危机使他超前的进行了立宪改革。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根本不是立宪改革，日本实际上是一个以立宪为口号和幌子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在明治维新二三十年以后才进入了立宪时期。所以日本的政治学家清夫信三郎一语道破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本质，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是属于一种类型，它的实质是增加天皇和中央的权威。它以立宪作为一个符号，实质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化的过程。而中国却以为要现代化就要立宪，立宪就要学英国的真立宪，那就是民立宪法。到后来地方士绅的权力强大到什么地步？地方知一级强大到他可以弹劾都督、总督。而都督、总督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只能站在地方的立场来对抗中央。这样就使得权威危机雪上加霜。再加上1908年慈禧太后死掉以后，统治者内部出现了权威的真空，整个清末新政最大的失败实际上是权威的真空。

总而言之，开明专制化运动在中国是失败的。它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30年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7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造成的。

我们现在谈第二次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也就是说西方最发达的民主政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的人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强烈的认同，强烈的共识，就是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民主政治就像一件雨衣一样，穿在你身上可以避雨，穿在我身上同样可以避雨，很方便。这一点很明显的表现在1906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会议上的演说里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中国推翻专制以后应该走什么道路？开明专制化呢，还是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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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这就好比现在铁路造好了要用火车头，到底是用人家发明的老火车头呢，还是用人家发明的新火车头？当然是新火车头。新火车头发明要好几年，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既然要流血就干脆流一次血，不要再流第二次了。”这就是孙中山的观点，当时的政治精英基本上也是这种观念。这种政治观念就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政治选择，这就像伏尔泰当年说的一句名言：“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要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实际上是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个省要想聚合起来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这样中国就自然走上了一条民主共和的道路。结果一下子形成了多党制，形成了300多个政党，政党多如牛毛，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党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有一个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当开国会时，各省的议员纷纷下火车的时候，各个政党就在那里象摆测字摊一样，当时就是想把人拉到自己的招待所住，给他好处，那种拉客的状态就像上海妓女拉客人一样。那些人先到共和党招待所得到好处，然后再到别的招待所住又得到好处，再到第三家、第四家招待所„„最后投自己的票。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态。当然这就失败了。然后就是袁世凯总统独裁，通过两次内阁危机。最近的卢武铉内阁危机，反对党对他进行弹劾，然后引起非常大的震动。这非常像袁世凯的第二次内阁危机，就是陆征祥内阁危机。陆征祥本身是个外交家，已经通知他做内阁了，而且给了他20分钟讲话，请他谈谈自己的观点。陆征祥以为就是随便谈谈家常，结果引起了反感，所以把他提的6个部长全部否定掉了，一个都不要。后来在民间都引起了愤怒。这个愤怒就像卢武铉被否定以后民间的那种愤怒状态。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亚非国家在民主革命以后，他们首先建立的政权都是这种具有浪漫主义的议会民主政体。然而几乎在两年里边都遭到了失败，都被强人取代，形成了强人政治。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呢？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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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就是在一个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安放在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者之间无法达到整合。西方议会民主是在西方长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比如说多党制需要游戏规则的遵守意识，但是游戏规则必须要有法制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必须要有个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又需要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的议会政治根本没有这些环节的支持。其实严复对这个问题看的最深刻，100多年以前严复已经深刻的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处，他说：“变甲必先变乙，变乙必先变丙，如此叠相循环，以至循环往复。”严复举了个例子，说中国人是一头牛，看到马跑得快，然后就把马蹄装到自己的牛腿上来，然后发现马蹄装在牛腿上还是跑不快，于是发现马蹄是需要马的骨骼的支撑，然后把马的骨骼装到牛身上还是跑不快，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神经系统支撑，后来人们发现除非是一头牛突然全部同时变成一匹马，否则它不可能像马一样跑得快。所以我说严复首先发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悖论现象，单方面移植某一个系统它不能存活，它缺乏其他方面有机的支持。全面移植也不可能，全面移植等于变成另一个生物了。

第三次选择，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袁世凯在解散国会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者，他在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1914年到1916年这两年里政治相对稳定，经济以11%的速度增加，所以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在中国翻译了一本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写的书，名字就叫《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写的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把袁世凯这个政治模式称之为新权威主义。

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四个条件，在后发展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对议会政治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首先它是后发展国家的，其次是对议会政治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同时它具有军事强人的政治资源来作为权威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权威主义。作为一种综合理解，权威制不是简单的铁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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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家长制，它的权力不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而是民主以外的方式获得的。而这种权威主义可以说在第三世界具有一种普遍性。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权威主义者，然后像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它是对朴正熙以前的3年的浪漫意义政治的反动，苏哈托是对苏加诺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反动，皮诺切特是对阿连德的反动等等。只要有权威主义，它之前一定有一种民主政治造成的无序状态。这种权威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只要是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了政治的稳定，这种政治稳定一定会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经济发展会导致社会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形成了新的人际结构，多元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整合关系都是一种讨价还价的关系，这种讨价还价的关系就是契约型的关系。而这种契约型的关系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而不是道德层面的崇高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虽然他可能在创造自己的掘墓人。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严复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却给予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一个高度的赞扬。我本人对袁世凯的认识也是从严复的这一句话开始的。严复在对他的学生熊纯儒的信中说到：“尽管袁世凯解散了国会这件事与约法不合，然而这件事是袁世凯一生中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最成功的一件事。”因为国会除了捣蛋不会干其他事情，不如干脆把他们解散掉，一解散事情全部都解决了，西藏的问题，外蒙古的问题，六国贷款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否则反对派一定会投反对票，到最后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严复最后还加了一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是拿破仑，是克伦威尔。”他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克伦威尔。

然而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内部的结构是庇护网关系，就是恩主被保护人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更简单地说有点像朋党关系。这种关系来维持统治秩序是相当脆弱的，一旦强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庇护网就没有了效忠的对象，彼此之间就会打起来。也就是说它的内部结构缺乏政党制度，用意识形态来作为组织内部的凝聚因素。其次，袁世凯本人有非常强烈的想当皇帝的愿望，他的现代化意识非常脆弱。这样一旦袁世凯要当皇帝，他的权威就受到损失。但是这时如果把当皇帝的愿望收起来，问题也不大，他可以继续做终身总统，可惜他又死掉了。于是很快就陷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混战时期。后来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时期。 北洋军阀在我看来是权威主义的一种退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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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20世纪的全面危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第四次选择，就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北洋军政时期所产生的社会无序状态，或者说全面危机状态促使孙中山开始进行政治反省。他意识到需要由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而要实现强势的政府就要把原来的作为议会竞争型的政党改造为组织型的政党，按照苏联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了1923年的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也意识到个人权威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在中华国民党内部要按手印，要效忠，我们当然认为他这个思想很保守、很幼稚，但是他是很朴实的认识到了他的个人权威的重要性。

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6期的子弟兵成为他的军事基础。这样他是以军事强人的方式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且作为一个领袖来推行他的现代化。从第二期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来说，和袁世凯的第一期相比它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袁世凯只有一个领袖，没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而且这个政党是通过列宁主义的方式来动员起来的，是有一种军队的命令方式的，它有一种社会的动员能力，它用三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凝聚基础，作为它本人的合法性的基础，它具有更强的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凝聚力。

然而国民党的这个模式到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内部结构原来已经渗透了大量庇护网的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的那种关系，上下属之间还是存在很强烈的宗法结构，彼此之间称兄道弟。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在北伐期间，是通过大量收编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的。北伐初期国民党军队是 10万人，但是两年不到就扩充到了40万人，所有扩充的人都是收编的军阀的军队，他打到南京以后他内部大部分人都已经是旧军阀的军队了。过了南京以后他又是采取和北方军阀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获得了他对全国的统一。这是一种交换，北方军阀承认南京政府，作为交换条件南京中央政府承认他们各地的既得利益。这种统一实际上是一种凑合，军阀文化很多最坏的方面都渗透到了国民党体制里边，使它的内部结构带有一种相当的权力个人化的倾向。这种结构并不是说不能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它还是能够有序的进行，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没有共产党的出现，它大概也会通过清党运动逐渐的改变这种境况。也许有这种可能，当然也可能不会这样。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全面的危机它无法应付，它这样一种具有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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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网结构的组织系统要应付全面危机是很困难的。最后它被它的敌人共产党所消灭了。

第五种选择，毛泽东的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从政治学上来说是一种全能的政治结构，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来自上而下的贯穿执行政党的使命。这种全能主义可以说是对付全面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觉得邹谠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创意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全能主义，它有它历史的原因，因为中国面临的是全面危机。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全能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形式，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有一种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渗透能力。正是这种渗透能力把全国的下层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结果。它的统一建立以后，实际上可以说如果它放弃了这种全能主义，走向一个新民主主义秩序，那么也许就不会有第六次邓小平的这种选择了，或者第六次选择是另外一种选择了。

但实际上毛泽东在解放以后，他推行的是整个社会的全能主义化，用计划经济体制来作为推动国家富强的一个目标。这种模式的形成和毛泽东或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这里再一次显示了伏尔泰那句话的力量。理解一个时代人们怎么思考比理解人们怎么行动更加重要。毛泽东时代的那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引起的人类的竞争是人类苦难的根源，毛泽东对钱在心理上是非常逆反的。这可能和他思想上的某种观念有联系。这种计划经济所带来的恶果不用再谈。这种计划经济的无效性最大的表现就是3年自然灾害死了3000万人。没有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抗日战争也就死了1000万人。3年自然灾害阜阳地区死的人比国共两党交战中阵亡的人数的两倍还要多。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恶果。归根到底是计划经济的无效性，计划经济的信息流通的问题，当然还有其它的问题。所以很多西方学者研究认为，3年自然灾害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在印度，它的分析方式也就是这样。其次，这种计划经济模式归根到底是微观的个体缺乏竞争力。它扼杀了人类最本能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这就是现在的北韩到现在还经常闹饥荒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是计划体制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官僚问题。因为本来由市场来进行调节的东西现在由官僚来进行分配，因此官僚的数量大大增加，官僚的沉积也大大增加，因此一定会出现官僚病。官僚病的表现就是以前某师开后门呀，对老百姓不尊重呀等等。毛泽东就想，既然我们是公有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它肯定不是公有制产生的问题，是公有制以外的因素产生的问题。实际上明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官僚病，他把它理解为是公有制以外的因素造成的。那么按照他的思维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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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他把官僚病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对无产阶级的公有制的一种侵蚀，他要进行一场灵魂深处的上层建筑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就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导致第六次政治选择出现的原因。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政模式。这种模式的开始是因为极左思潮所产生的极端严重的问题使得执政党的元老派产生了新的觉醒，这种觉醒实际上是世俗理性的觉醒，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这些都是世俗理性觉醒的一个过程。这种觉醒以后，他考虑到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着手，市场经济所激活的社会成员的活力也导致了社会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社会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导致了社会领域的多元化，为经济的多元化服务的那一块也多元化了，那就出现了政治领域以外的那些领域的多元化。这就是后毛泽东模式，后全能主义模式。全能主义是没有任何多元化，现在是出现有限的多元化了。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又出现了意识形态的转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来使世俗理性成为引导社会的一种政治选择的基础，通过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通过三个代表的理论否认了或者说抛弃了平均主义、乌托邦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我们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本来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乌托邦，我们通过三个代表实际上是从合法性基础的转移变成了实效的合法性转移，就是只要符合广大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你就有权一直获得你对社会的统治地位。你的社会统治地位的来源不是你实现了乌托邦，而是你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这样就使意识形态本身并没有丧失对政权的保护功能，同时又开放了一个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

邓小平模式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脱两极化，所谓脱两极化就是任何改革的执政的中间派，掌握了组织资源的中间派，包括戈尔巴乔夫，包括邓小平，他永远是体制内的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中间派。它的右边有党内的保守的原教主义的势力，强调乌托邦式的原教主义的势力，它的另一边是激进的西化势力或者说激进的知识分子势力。这两者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那边用原教主义的话语把中间派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走修正主义道路；另一边说共产党有前科，改革是不彻底的。在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之间的中间派的力量非常薄弱。改革结果就是那么几种，要么是左派边缘化，要么是右派边缘化。左派边缘化就是保守派退出改革，保守派被边缘化了，中间派也跟着被边缘化了，那么激进派上台，进行一场苏东似的革命。邓小平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的中间派与保守派联盟，利用保守派所掌握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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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来打击激进派的势力，使得激进派在89之交被边缘化了。他是借助他本身的铁腕的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的资源在89之交把激进派边缘化了。激进派被边缘化以后，作为他原来的同盟者，保守派已经失去了保卫中间派的功能，到了南巡讲话以后，保守派也被边缘化了，实际上是中间派使得左右两派的势力都边缘化了。最后形成了以中间派为主体的技术官僚的一个政体。技术官僚政体恰好是在两极张力当中最少受到意识形态批判的一种政治力量。对于激进派来说技术官僚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对于保守派来说也不懂改革的那一套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了南巡讲话以后的这10年发展，技术官僚的中间派就引导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或者说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中国现在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的速度非常快，一个感性的例子是，五一、国庆的时候我们到泰山、黄山上看到那蚂蚁一样的人群就是中产阶级，就是中等收入阶层。这些人才是技术官僚中间派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一般来说进入这个状态，邓小平所形成的新政模式就有了它的社会载体。它就形成了一个形态，这个形态可能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保持它的体型的结构特点。

邓小平模式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所谓后全能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是来源于全能主义的。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执政党机构、组织资源、国家安全机构、宣传系统，对社会控制的原来那一套资源都是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然而他继承下来以后运用这个资源来巩固转型时期的政治秩序，巩固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像毛泽东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来推行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之所以说新权威主义，因为它具有新权威主义的一些共同特点，基本上是一种强人政治，是利用政治资源来作为巩固的强人政治，是具有市场经济导向性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这种模式实际上属于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转型模式。从转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大概在邓小平模式以前有那么几种模式。一种是南欧模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那种模式，从70年代弗朗哥的权威主义退出以后，进入了很有序的民主政治。这是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转移的最成功的案例，最少代价、最少流血，而且非常顺利；第二种模式是拉美模式，这种模式有它的特点，是民粹主义这一派和军事强人这一派的拉锯战；第三种模式是东亚模式，韩国和台湾的模式；第四种是苏东模式；第五种是中国模式，实际上还有一个国家可以纳入这种模式，越南，而这种模式恰恰在经济的发展上面有惊人的效力。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这么之快，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这样一种结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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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与其它模式相比，它的政治资源是借助全能主义的模式，对社会的控制特别强，同时它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它的社会有限多元程度在所有的权威主义里边是最早的，在社会领域里边来制衡这个体制的腐败的因素又是权威主义中相对比较少的。当然要把非洲去掉，非洲也是一种强人政治。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么几点概括。从六种模式的比较来看，从140年的角度来看，比较适合中国的，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效果的政治载体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至少应该在改革初期，在现代化初期是权威主导型的，它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变革指令的贯彻能力，对社会危机的可控性，对社会时局变化的控制能力。符合这些要求应该是个权威主导型的，或者是强人政治，或者是开明专制，反正是权威主导型的；第二，它要求一定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而不是相反，因为市场经济的导向性才能够激发个人的微观活力，而这种个人的微观活力恰恰是保持社会整体活力的基础；第三，这个权威政体应该具有制度创新的自我更新能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开明专制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传统文化的惰性下面自我创新能力的极端的贫乏。自我创新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阻力。作为第二次选择，议会民主制的选择是单项移植所形成的社会整合危机，社会整合能力无法形成，缺乏权威主导的特点，所以它失败了。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具有了现代化的导向性，而且具有了相当强的社会整合能力，但是它的组织内部的资源极其贫乏，缺乏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同时它内部的结构是一种比附网关系。国民党模式要稍优于袁世凯模式，它具有了政党和意识形态作为组织资源的基础，但是它内部结构的脆弱性还不足以面对全面的危机，中国正好面对抗日战争这个全面危机，它无法应付，它的动员能力极其有限，后来形成了一个报复性的腐败。毛泽东模式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政治组织资源，但是它整个的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排斥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南辕北辙，所以也失败了。邓小平模式继承了毛泽东模式的强大组织资源，并且利用这个资源来维持市场经济过程当中的稳定，它具有一种高度的有效性。但是另一方面的它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通过强有力的政治资源来获得了低政治参与的效果。我们的政治体制参与是很低的。

低政治参与一方面有利于政治的稳定以及这种政治稳定对外部资本的吸纳，从而使得国内的优质劳动力和国外的优质资本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在世界上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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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大的提升。但是这个低政治参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低政治参与恰恰使得体制内部的腐败能力的制衡同样很低。它缺乏其他的权威体制下的有限多元化条件下面，体制内、体制外的多种制衡，这样就可能需要进一步制度创新的一个阶段。低政治参与最坏的可能性就是权威主义的退化，这种退化在政治学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作“苏丹主义”。马克斯韦伯曾经用这种“苏丹主义”来形容退化了的世袭家长制度。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林兹把“苏丹主义”的这个概念用来形容权威主义的退化形式。按照林兹的表达，“苏丹主义”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权力范围内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他的私产；第二，权力运作的无规则性，不受制约，无规则和任意性；第三，权威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是朋党关系，更具体地说是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来笼络他手下的人，来形成一种互相的利害关系；第四，非意识形态化，因为这种结构根本不需要用意识形态进行动员，他完全可以用朋党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搞定。我们说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就是苏丹化的用语。苏丹化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是一个伴随现象，不是普遍现象，不是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但是有的地方的严重程度已经非常厉害了。据我所知，在南方，像昆山、上海、苏州这些发达地区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中西部地区有的地方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河南省卢实县的县委书记叫做杜保乾，这个人就是中国最典型的地方苏丹。在卢实县这个贫困县里边没有毛主席语录，只有他的语录。这个县里边3年看不到中央电视台的广播，只有他自己的头像，电视里放的都是他的东西，只要女警察往县里边路上一站就知道杜书记出来了。他的养父过世以后，他那个国家级贫困县里会有200多辆小车到几百里外去奔丧，其中还有3个人哭得爬不起来。最后这3个人中一个变成了人大的副主任，一个变成了财政局局长，一个变成了县委副书记。他可以和人打赌在半夜打电话给任何人，叫他到他那来付账的地步。过去的禹作敏也没有到这个程度。现在之所以严重到这个地步和后全能主义型的权威主义的特征有关系。因为低政治参与造成了高政治稳定。高政治稳定既有利于经济的大幅度发展，同时也有不利于政治体制内部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担心这种体制会变成一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分立集团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凝固化又可能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这里谈到的第三个标准，它一定要有一种灵活的制度创新的能力，这非常重要，否则我们还可能出现第七次政治选择。

终究是要进行第七次政治选择的。是一种什么方式呢？有良性的可能，良性的可能在我看来就是由后全能主义的权威主义向后权威主义过渡。后权威主义再向前民主政治过渡。当然不一定是多元的，前民主政治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民主政治。这是一种良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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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有可能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权威主义变成了一种退化了的权威主义，苏丹式的权威主义，而苏丹式的权威主义激活的往往是第二波的政治浪漫主义，就是像第二波的孙中山模式，那就意味着整合能力根本不具备，多党竞争，但是竞争的结果完全是无序化，然后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然后出现了一个军事强人，他整个的素质可能非常低，因为军队的素质和民族素质有关系。要是出现一个张献忠、李自成这样的苏丹主义怎么办？那种权威主义比袁世凯还糟糕。接下来再来一个选择，那样中国不是6次选择，而是12次了。开明专制失败一定会是个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之后一定是权威主义，权威主义过后一定是第二波权威主义，第二波权威主义不行，面对全面危机最后再来个全能主义。中国是不是要再来个120年，再进行12次政治选择？这里边有很多内在的逻辑，因为后一种模式是前一种模式的反动。当然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我对这个结构的分析目的并不是简单的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这个现象的描述。我力求从这6种模式中找出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么困难？我觉得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智商太低，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一些两难悖论问题。

第一个悖论，传统政体的制度创新很低的情况下，面对极其强烈的内外危机压力和统治者为了重新获得他的权威合法性，这样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悖论。我把它成为“急症式悖论”，所谓“急症式悖论”的特点就是一个急症病人来了以后，激进派医生就认为，因为这个病太重了，所以必须动大手术，否则这个人就活不下去了。保守派医生就认为，因为他病入膏肓了，不能动手术，一动就死在手术台上了，只能进行保守疗法，在各方面给他进行温补，到后来使他的体质恢复以后再进行大手术。激进派就认为你补到一半他就死掉了，保守派则认为一上手术台他就死掉了。两个东西都是很对的，但是它是悖论现象。这就是清末新政的一个悖论问题。

第二个悖论，政治参与的悖论。尤其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或者说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面需要一种强大的政治参与来进行动员，来获得民众力量，保持强大的活力来解决外部危机。另一方面，只要进行了社会动员，群众的不满就在政治的参与过程中被提前的释放了出来，形成了政治参与危机。包括清末新政就是在强大的挫折感和清末清朝政府的前科的压力下把老百姓的不满全部发泄了出来，然后政府根本摊不住就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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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悖论，严复悖论。只要我们这个民族开始进入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就往往会想象到用一个国外非常先进的制度引入到中国来。引入的结果往往是忽略了这个制度在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支持性的条件，在缺乏的条件下就出现了两难悖论。单项移植缺乏条件不可能存活，全面移植又不可能。

第四个悖论，权威主义悖论。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就像我手拿杯子一样，必须要不受制约的才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水按照一个最佳的方式倒下来。它的角度、它的速度、它的平衡点完全由手本身来掌握，不能用其他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一个军长，他发布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如果说要为了防止军长腐败要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为了防止这个委员会腐败，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等这个委员会都成功了，战争也结束了，他也被俘虏了。现代化初期一定需要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体制。我想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是权威腐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悖论贯穿了袁世凯，也贯穿了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也贯穿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体制里边。虽然我们的体制相对于前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体制，它在现代化方面的实效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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