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失踪前的115师参谋长周昆

作者：朱晓明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9年第7期

朱晓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名人莫名消失,至今下落不明。八路军第1 1 5师参谋长周昆也属于这一类,对于他最后的记载是携款逃跑,脱离革命队伍。身为八路军的高级领,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前途远大,他为什么会铸成大错?他最终去了哪里?要探讨这两点,就得先了解周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戎马生涯又是怎样的?本文将对此展开详尽的搜寻与分析。

从秋收起义中走来

1902年10月,周昆(原名周绪昆,后在井冈山朱德下达作战命令时改名)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福寿山区农户周令根家,母亲不久因病去世,家庭生活贫穷又负债沉重,周令根一人照顾不来几个孩子,便将周昆过继给同宗同辈的平江托莲周用彬作养子。托莲周氏是当地望族,兴学重教,向来为崇文典范。周用彬为晚清秀才,文化素养较高,周昆从小便受到养父家良好的私塾教育。

1919年,周用彬的胞弟周丽彬出任平江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在平江县天岳书院开办新式教学,除传统国学外,还设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美术等现代课程,吸引了周边不少子弟入学。周用彬将周昆送到这所学校接受新式教育,这为周昆后来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和红军大学校长奠定了文化基础。要知道,在红军时期,参军之前上过私塾、念过师范学校的将领屈指可数。而周昆又很聪明,分析能力强,记忆力特别好,尤其喜欢看戏唱戏。1923年师范毕业后,周用彬问周昆今后有什么打算,周昆虽然年轻,但并不气盛,考虑到自己已成年,该为家里减轻负担,同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也想到社会上历练历练,好好地观察这个社会。周用彬尊重他的意愿,便将周昆送到县城西街“惠隆斋”店中当学徒(当时这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周昆和同在店中干活的周胜德(辈分为周昆堂叔,仅大1岁,1934年在湘江战役时负伤返回家乡,属离散老红军)志趣相投,俩人在休息时间便经常到平江启明女校去玩耍,结识了在启明女校园艺部负责的余贲民(余是1922年毛泽东介绍入党的革命者,平江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后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军事部部长,1933年在江西万载因伤重牺牲),余贲民很有眼光,就发展两人参加平江农民运动,开启了周昆的革命生涯。

为了发动山区造纸工人和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平江地下党组织安排周昆到县城东南乡村以唱皮影戏为掩护,秘密开展宣传,周昆受到了很大锻炼。1926年8月,北伐军攻占平江,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利用北伐军缴获留下的一部分枪支弹药,余贲民在1927年春组建起平江农民自卫军,这是我党掌握的革命武装,有500余人。因周昆思想进步、有文化、有革命斗争经验、又有平江开明人士特殊关系作保,余贲民便将周昆、周胜德带到农民自卫军担任骨干成员。

1927年4月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当时余贲民率领平江农民自卫军与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驻江西修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将各地武装组成湖南工农革命军第1师,下辖4个团,其中将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一部编为第1团,余贲民升为副师长,自卫军另一部编入由浏阳工农义勇队改成的第3团,驻江西铜鼓,周昆和周胜德一同编进了3团第3营。

9月9日,总指挥卢德铭、1师师长余洒度率修水1团誓师起义,10日抵达修(水)平(江)边界。同日,任班长的周昆和周胜德被安排在3团驻地铜鼓近郊站岗加强警戒,迎来了一个自称姓毛的年轻人要找团长,但在赶赴铜鼓途中被反动民团追捕丢失了证件,周昆他们谁也不认识,盘查后只得押送他到团部。团部有人认出这是前来指挥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毛泽东,团长苏先骏批评周昆有眼不识泰山,毛泽东却表扬周昆警惕性高,这是周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9月11日,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分兵三路会攻长沙。北路的1团在攻打平江时遭同行的4团叛变袭击,损失很大,转奔浏阳。南路的2团攻萍乡城不下,就先占了安源,再克醴陵,后在攻占浏阳县城时因麻痹遭敌突然反攻,全团溃散。中路的3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从铜鼓向浏阳开进,先攻白沙,又取东门,但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也被迫撤出。周昆在攻打白沙的战斗中机智勇敢,为突破敌军防线立下大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9月19日,秋收起义队伍在浏阳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挥师南下以求发展。原警卫团部分官兵不同意向湘南山区进军,当时争论很激烈。平江农民自卫军的人坚决拥护毛泽东进军农村保存实力的主张,周昆表现十分积极,主动做那些“只想进城(长沙),不想进山”的人的思想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周昆的背包鼓鼓的,经询问得知背包里藏有几本书,顿时大喜,常来借阅,并与周昆交谈相熟。周昆读过师范,有知识,懂得多,能力强,又不怕死,自然受到了毛泽东的喜爱,遂有心教育培养。

9月29日,起义部队余部来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两个营7个连,另有团部几个队,共700余人。成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废除打骂、体罚,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当时周昆编在1团第3营8连任排长,是这伟大历史时刻的参与者,因在队伍中意志坚定,行军作战表现积极,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连队支部的骨干。

此后,周昆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5月称工农红军第4军。红4军是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其28团为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编成,31团由秋收起义部队余部编成,这两个团是红4军的核心,最有战斗力。

林彪手下三杆枪

在接下来半年多的开辟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周昆始终跟随毛泽东的步伐,积极投身建立苏维埃政府,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在1928年“八月失败”后,红4军主力28团团长由1营营长林彪升任,在31团的周昆,也升任为3营7连连长。比较起来,林彪是黄埔4期,有着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水平,讲究谋略,心性沉稳,不打无把握之仗。而周昆当时已26岁,较之十几岁就参加红军的人来说,显得成熟稳重,而且性子慢,可以说是谋定后动、行且坚毅。在28团和31团的多次协同配合作战中,周昆对小自己5岁的林彪印象很好,也是佩服的。

1929年初,红4军主力挺进赣南,取得了瑞金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不久又挥师东进入闽,歼灭敌郭凤鸣旅,攻占长汀城。红军军威远震,士气高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3月中旬,红4军在汀州进行整编,组成3个纵队,纵队相当于团,下设支队(相当于营)、大队(相当于连)。周昆所在的红31团,改为第3纵队,他先后任第6支队(原3营)副支队长、第5支队(原1营)支队长。同年9月,红4军在闽西上杭再次整编,3纵的原第5、6支队改为第7、9支队,增编第8支队。周昆即为第7支队支队长,党代表先后为欧阳健、朱良才。

1930年夏,红4军扩编为红1军团,下辖红3军、红4军、红12军,共2万多人。红4军第3纵队第7支队扩组为红12军第1纵队,周昆任纵队长。同年10月,红1军团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别改称师、团、连、排,红12军1纵队改称红12军34师,周昆任师长,开始走上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位置。这是周昆担任的第一个师长职务,他不会想到,此后他还会被任命为5个师的师长。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能先后担任过6个红军师师长职务的,恐怕只有周昆一人。此后,周昆率部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坚决执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配合兄弟部队接连取得战役的胜利,周昆的军事指挥作战才能受到了朱德、毛泽东等最高领导的充分肯定。此后赣西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0月,周昆率红34师回归红4军建制,改为新的红12师,耿凯任师长,他本人调任红10师师长,这是周昆第一次成为林彪(时任红4军军长)的直接下级。红4军的另外几个师中,11师师长是王良,12师师长耿凯在年底牺牲后,由10师参谋长陈光接任,13师师长是寻淮洲(该师半年后调走),皆是有名战将。当时在中央苏区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即把这三个人称为对敌作战的“三挺重机枪”,意味着火力猛烈,战力强悍,作用巨大。王良出身黄埔5期,是林彪的学弟,也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善用奇兵。陈光出自湘南暴动,在反“围剿”作战中曾救护过林彪,其性情刚烈,指挥能力强。但从个人性情和作战风格上看,周昆与林彪是最相似的。只是历史风云变幻无情,林彪和麾下这三位爱将的发展结局都是跌宕起伏,令人感叹。

1932年3月,红1军团重新组建,林彪为军团长。王良升任红4军军长,周昆转任红11师师长。同年6月,王良在福建武平大禾圩牺牲,周昆接任红4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进攻战役。1932年12月,根据红一方面军命令,红1军团在黎川集中点验整编,为便于指挥,取消了红4军军部,将原来的3个师缩编为第10、11两个师,归军团直接指挥,周昆改任红1军团第10师师长。红10师前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井冈山红28团,是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把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先后两次交给周昆统率,足见上级是何等的器重与信任。1933年春,周昆率红10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岗战斗中担任主攻,协同兄弟部队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在藤田进行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周昆调任新组建的红3师师长,该师由中央政府警卫团、红1军团教导队、东南战区模范团、瑞金模范师编成,原定编入红1军团建制,但后来直属军委领导,担任赣南、闽西间防御作战任务。7月29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八一”建军节,中革军委授予周昆、陈光等34人二等红星奖章,这是对他参加革命斗争的高度肯定和重大奖励。

同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由于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在洋顾问李德专横独断的瞎指挥下,部队准备不足,疲于奔命,伤亡严重。10月,红3师编入新组建的红9军团,周昆调到在瑞金刚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教育长(一说为红大高级指挥科学员)。红大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又称“郝西史大学”(为纪念广州起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苏共党员郝西史),归中革军委建制,何长工为第一任校长兼政委。将周昆调到红大,应该是看中了他曾接受过师范教育,文化水平较高而又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之特点,这也是后来周昆被看作是我军早期军事教育家的源头。

1934年2月初,周昆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并在何长工调走后代理校长,徐梦秋代理政委。6月,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吃紧,国民党军向苏区中心进攻,红军实行6路分兵抵御,周昆被调到赣南前线加强指挥力量,临时指挥红22师、独立6师等部抗击向会昌、雩都推进之敌。苦战3个月来,虽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但未能阻止其向北推进。周昆是毛泽东亲

自发现和培育的一员虎将,又深受林彪指挥风格的影响,对洋顾问李德推行的单纯防御战略,处处设防,同敌人拼消耗亦有强烈不满,他不顾个人安危,曾严词批评过李德的错误战略战术。

短暂的红8军团

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苦战一年,局势日趋严峻,为准备突围,苏区开始猛烈扩大红军。中革军委先是在8月25日命令,以闽赣军区61团、62团、教导第2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4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红21师,任命周昆为师长,刚从红大毕业的红1军团红1师原政委黄甦任政委,该师经补充达4300余人。周昆还没熟悉好情况,21日,中革军委又发布命令,以红21师、红23师合编为红8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暂不设军团直属队,军团首长经红21师司令部实现其一切决定,周昆、黄甦仍兼任红21师的师长、政委。红8军团成立于兴国县北部崇贤区,因战事频繁,没有召开成立大会。军团其他领导为:参谋长唐濬、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组织部部长甘渭汉、宣传部部长莫文骅等,驻8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

红23师是1933年8月在瑞金成立的,开始为中央红军警卫师(又称工人师),1934年2月改为现番号,参加过广昌防御作战,损失较大。该师师长孙超群,政委李干辉,经补充全师5000余人。

红8军团的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由龙冈向古龙冈推进之敌第6路军7纵队的前进,为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争取时间。仓促组建红8军团,可以说是当时中央苏区“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尤其是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李德和唯李德马首是瞻的博古,不从实际出发,不愿意把新兵加强补充给老兵团,而热衷于组建新兵团。新部队成立容易,但基础薄弱、骨干较少,又没什么锻炼,战斗力与老部队相比,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1934年10月8日,红8军团的人员武器弹药统计为:现有9022人,拟补充雩都补充第6团1900人,计10922人。步马枪3075支,拟补充217支,轻重机枪77挺,迫击炮2门,步马枪子弹153082发,手榴弹10006枚等。总实力在红1、3、5、8、9军团这5个野战军团中是最弱的,关键是除少数团队打过仗外,大部分都是紧急扩红招募的新兵,还没有进行过起码的军事训练。部队战斗力如此薄弱,临危受命的周昆是有清醒认识的,红8军团的前途如何,他心里没底。

1934年10月9日开始,红8军团经兴国古龙冈、梅窖、雩都县罗坳,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踏上了艰苦悲壮、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给各部队颁发了代号,红8军团为“济南”,红21师为“定南”,红23师为“龙南”。

长征开始以后,8军团位于大行军队列的右后翼,紧跟3军团,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实施大搬家式的转移。在顺利越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红8军团变为长征部队的左后翼,跟随红1军团前进。此时,红军已损失约2万人,红8军团减员严重,很多新兵掉队、跑散。对此,中革军委于11月17日决定将红8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撤销红21师番号,全部人员组成5个补充营,分编到其他部队。保留红23师番号和建制,军团首长担任23师首长,即周昆、黄甦改兼红23师师长和政委。然而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湘江战役(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就打响了。

11月底,红8军团挺进至广西灌阳附近,奉中革军委命令,又折回靠拢主力。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赶至广西水车,同担任全军后卫的红5军团34师会合,继而又奉令急行军赶至湘江东岸。30日午夜,敌重兵蜂至,猛烈攻击阻拦中央红军渡江。被敌人拦腰截断的红8军团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周昆、黄甦等军团首长亲自参加作战。经过浴血苦战,予敌很大杀伤,军团亦遭受重大牺牲,师团建制已被打乱。12月1日上午,湘江浮桥被炸断,敌人将主要火力放在了这支最后过江的红军部队上。只能涉水渡江的红8军团官兵,面对敌人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整个江面血水茫茫!在红1军团积极接应掩护下,周昆、黄甦率部分人员拼死渡过湘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身边只剩下一个扛着油印

机的油印员。当晚,收拢人员,全军团仅剩1千余人。湘江一战,整个中央红军损失高达近3.8万人,总数已不足3万人。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8军团损失最大,超过80%,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是“左”倾领导者错误指挥的严重后果。

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据理力争,建议红军转变战略方向,获得普遍支持。经过通道转兵,红军西进贵州,红8军团跟随主力于12月17日抵达黎平。次日中央召开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会后,按照中革军委12月13日的命令,红8军团正式并入了红5军团。部队改编后,周昆、黄甦等军团领导干部分配到总部及其他军团工作。

从9月21日受命组建,到12月18日撤销番号并入红5军团,红8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只存在了近3个月的时间,是所有红军军团中时间最短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建制部(分)队保留延续下来,可以说是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也是独一家!

黎平整编后,周昆回总部随军委纵队一起行动。1935年1月,林彪将周昆要了去,暂时担任红1军团副参谋长。此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两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初,中央召开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1933年底曾取消),任命周恩来兼司令员和政委,被低职安排了大半年的周昆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但周昆在这个职务上呆的时间很短,当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拒绝北上,公开闹分裂,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北进过草地,到达哈达铺,于9月下旬改称红军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10月19日,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

与红校的不解之缘

我军历来重视干部的训练和培养,即使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九死一生的万里长征中都不曾中断。创办军事院校及各种教导机构,培养和造就更多的治军骨干,才能使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使指战员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5年11月3日,西北军委(行使中革军委职权)决定,红军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也称干部营,10月下旬,由原中革军委干部团人员组成,前身有瑞金红大的成分)与西北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直属西北军委。一年前就当过红大代理校长的周昆再次被任命为校长,宋任穷(后袁国平)任政委。周昆又一次来到军事教育岗位,真是与红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辖军事营(编2个军事连、1个政治连)、特科营(编重机关枪连、工兵连)、地方干部营(编3个连)和骑兵科,全校400余人。

1936年2月,西北军委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成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仍担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周昆根据红军当时实际情况及将来发展需要,并考虑到北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人才培养,报请军委将学校教学机构设置为6个科,即军事指挥科(培养营、团、师军事干部)、政治工作科(培养营、团、师政治干部)、游击战争科(培养游击队、义勇军各级军政干部)、特科(培养骑兵、工兵、炮兵等兵种军事指挥员)、医科、无线电科(培养通信和技术侦察等干部)。从而使学校的培养方向和教学活动更加科学明晰、高效有序。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瓦窑堡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扩编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每期学制6个月,并注重政治教育。毛泽东提议:林彪任校长,自己兼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周昆任校务部主任,何涤宙任教务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并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罗瑞卿、杨尚昆、周昆6人组成教育委员会,由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兼任教员。学校编3个科,6月1日正式在瓦窑堡米粮山开学。周昆除抗大的校务部主任外,还兼任第3科科长,主要训练班、排和部分老战士,该科分6个队共800余人。这些人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红15军团,多数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是名副其实的红军骨干。为解决校舍不足和安全保卫问题,7月上旬,

校本部带1科、2科随党中央西迁至保安(1937年1月又迁延安),人数最多的3科在周昆、袁国平的带领下经顺宁、吴起迁到甘肃环县木钵。

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1月,西北军委决定将红二、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并入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与红二、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各自的上级指挥科合并组成红大第2校。红大副校长刘伯承兼任校长,周昆改任教育长(一说副校长),袁国平任政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满怀抗日热情从西北、华北或东北沦陷区赶赴延安,投考抗大。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革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并马上举行了第二期入学典礼,这也就是著名的“红大没有第二期,抗大没有第一期”。3月,抗大第2校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并移驻甘肃合水庆阳镇。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任教育长。抗大步兵学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对外称教导师。该校设4个营(即4个小团),12个队,共计1400余人,学员均为红军中的班、排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学员陆续毕业,奔赴各个抗日战场,步校建制随之撤销,保留一部分组成八路军随营学校。

1937年4月底,毛泽东(当时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安排,将老部下周昆调回抗大总校,接替刘忠担任第4大队第12队队长。当时抗大总校在第2期开始招收青年学生,先后编成第9至第14队及1个女生区队,12队也承担对知识青年学员的领导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