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经济学解读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马克思经济学解读

作者：郝鑫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20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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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分配、交换关系的论述，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深刻的解释力和明确的现实指导意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和自觉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础

2015年11月，*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议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自此以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起了我国政、商、学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据作者查询，截至2018年9月，在中国知网上以“供给侧改革”为主题，搜索到的各类文献总數已超过一万篇。在众多文献中，以西方经济学供给学派为理论基础的文献居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文献较少。在后者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指导意义的居多，以其某一理论内容为依据，分析具体指导意义的较少。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解读中，对某一具体的政策措施进行解读的文献居多，全面分析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政策体系的文献较少。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释力和具体指导意义体现在哪里？怎样全面认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围绕这两个问题，本文系统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原理，分析了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刻的解释力和明确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

*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在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至党的十九大期间的多次重要会议中均有论述。其中，在2016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总书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第三个专题，进行了集中、系统、深入的阐述。综合以上会议精神和讲话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可以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根本目的

*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从政治经济学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由此可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其理论和政策主张，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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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给和需求、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之间的关系 1. 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2. 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就二者的联系来讲，二者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二者都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抉择。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要互相配合、协调推进。

就二者的区别来讲，需求侧政策重在解决短期的、总量性的问题，其主要方式是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供给侧政策重在解决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其主要方式是调整生产结构和优化要素配置，以此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需要通过海外市场化解，与大量核心技术、关键装备、高端产品依赖进口并存;部分农产品国内市场供需错配严重、供给不足与库存量过大并存;国内部分中高端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产生“需求外溢”与大量低端产品生产过剩，质量、服务跟不上需求变化并存等。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政策措施

*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包括：持续扩大去产能;因城施策去库存;积极稳妥去杠杆;综合施策降成本;扎实有效补短板五个方面。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马克思关于四个环节之间关系的精辟论述，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四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原理，对于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深刻解释力和明确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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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关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里的消费，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生活消费。就消费是生产消费讲，生产包括消费，生产和消费具有同一性。就消费是生活消费讲，生产决定和支配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和对象;生产的方式决定消费的方式;生产为消费创造需要。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表现为：消费使产品的生产最终完成;消费创造了新的生产需要。

（一）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错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指出，“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这说明，只有生产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消费的需要，而且也实际满足了消费的需要时，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才获得阶段性的解决。反之，如果生产和消费之间出现了供需错配，这一矛盾就会逐渐累积和强化。

当前，在我国经济中，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结构性的供需错配。一方面，在供给侧，我国经济提供的是结构性过剩的和低端的供给产品。在工业部门，全世界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一些重工业部门，比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利用率平均只有七成。在农业部门，玉米的生产和储备长期高位运行，大豆的生产却严重短缺。与此同时，我国加工制造企业大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生产的主要是大众化、低档次的产品，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比如，我国每年生产的袜子接近100亿双，但平均每双袜子的价值只有2元;我国每年生产的领带多达3亿条，但世界领带的顶级品牌却在意大利。另一方面，在需求侧，我国对部分高技术、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和高档次消费品的需求却难以在国内满足，只能高度依赖进口，需求外溢现象突出。一些高技术产品，如集成电路、发动机、高端医疗器械等国内供给不足。一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所需要的关键零部件也依赖从海外进口。比如我国圆珠笔的年产量超过50亿支，但作为关鍵零件的笔珠钢却需要进口。2015年，我国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7000～8000亿元用于购物。中高收入阶层境外购物占比较高，并从主要购买奢侈品牌、高档品牌向购买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转型。以上事实说明，我国经济供给侧所提供的产品还不能充分有效的转化为生产和生活消费的材料和对象，部分国内需求还无法通过国内供给得到有效满足，供需之间的结构性错配问题突出。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首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满足我国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二）生产和消费互相创造，助推我国经济供给侧动能转换

马克思指出，“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也为材料提供需要” ，“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以互联网的产生和应用为例，人们对便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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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沟通、获取丰富资讯的需要，孕育和催生了互联网这一新的产品和行业。互联网产生以后，又极大激发了人们对互联网这种新产品的使用和消费需求。

生产和消费之间，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互相创造机制，为我国经济供给侧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换提供了动力。经济供给侧的创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造性突破，能够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引领消费方式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人类历史上历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带来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跃升。蒸汽时代的到来，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社会消费品的质量和数量得到迅速增长;电气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电力、钢铁、化工、汽车等一系列现代经济行业和部门，极大提高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和交通、通信的便利程度;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经济生活虚拟化、数字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发展，创造了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目前，我国在载人航天、深潜、超级计算机、量子通信、高速铁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成就卓著。这些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必将对未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需求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在整体上，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尤其是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创新不足。这些供给侧短板都有待于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加以弥补。反过来，消费需求的创新对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平稳地由低收入国家升级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并逐渐向高收入国家过渡，我国内部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以交通住房和食品衣着等实物消费为主的消费结构，正在逐渐转变为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在实物性消费中，居民消费对产品品质、品种、规格和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相比之下，我国当前代表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产品如医疗、教育、文体、健康、休闲等现代服务产品却供给不足。为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包括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在内的现代经济体系，实现各产业间协调发展。可见，科技创新引领了消费需求的发展，消费需求的创新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创新，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三、生产和分配的一般关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里的分配，既包括对生产要素的分配，也包括对产品和收入的分配。就分配是对生产要素的分配讲，它包括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已经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因此，生产和分配具有同一性。就分配是对产品和收入的分配讲，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生产决定着分配的对象、结构和形式。反过来，产品和收入的分配会影响劳动者参与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生产的效率。

（一）完善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是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和质量的制度前提

马克思指出，“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动能转换、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消化前期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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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政策的新常态。社会生产形式正在进行阶段性的转型和创新。这要求在上层建筑领域及时制定和出台与新的生产形式相应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推动社会生产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要素配置提供了明确的制度框架。以资金的配置为例，当前，我国经济供给侧杠杆率过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据统计，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2015年我国企业债务总额约为 94.79 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 143.5%，超过美国的 67%、英国的 74%、加拿大的 60%，比发达国家平均值 82.8%高出 40%。1996～2016年，我国居民负债占GDP的比例从3%上升至45%。2004～2014年，我国居民资产负债率从5%上升至9%。同期，我国居民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不到30%上升到60%。过高的杠杆率是我国经济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供给侧“去杠杆”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对资金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调整政府的定位和角色。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利率等市场信号，引导资金从低质企业流向优质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效益。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通过税收和其他制度的调整，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成本。同时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此外，政府要杜绝父爱主义行为，采取坚决果断的政策手段，清除“僵尸企业”，实现优胜劣汰和资金的优化配置。*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如果在要素分配领域不能实现在产权激励、要素流动、价格调整和竞争秩序上的目标，也就无法达到优胜劣汰的结果。进而，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有效控制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保护劳动者积极性、提高供给侧效率的重要保障

通过一系列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就城乡收入差距看，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第一季度发表的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万元，实际增长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万元，实际增长 6.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2.72。尽管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依然在增加。从2014～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差额分别为1.8592万元、1.9733万元和2.1253万元。就区域收入差距看，2016年，天津人均GDP为11.5613万元元，位居榜首;甘肃为2.7508万元，排名第31位。前者是后者的4倍多。深圳市人均GDP为15.7985万元，是甘肃的5.7倍。就东西部地区的平均值看，2015年我国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691万元，西部地区为2.6473万元;东部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297万元，西部地区为0.9093万元。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为西部地区人均收入的1.4倍。就人群收入差距看，从2003～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直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安全警戒线水平。虽然从2008年起，基尼系数开始呈现持续下滑趋势，但近三年的平均水平仍然高达0.46。同时，我国城乡内部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应引起足够重视。2007～2013年，我国城镇内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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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的基尼系数由0.34上升为0.37，农村由0.37上升为0.41。同一时期，城镇内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之间的收入比从8.9倍上升为12.1倍，农村内部的这一比率从12.5倍上升为15.5倍。与此同时，我国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脱贫攻坚任务。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战略目标。截至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尚有4300万。而且现有的贫困主要集中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和人群中。脱贫攻坚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收入分配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已经构成了制约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障碍性因素。为此，首先要赢得脱贫攻坚的胜利，改善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政府部门应更加注重在保证就业率的同时实现更高质量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青年群体的多渠道就业创业，是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举措。同时，职业技能培训的大规模开展，也是解决好摩擦性和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其次，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提高和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增强，也是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政策选择。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供给，应该能够创造出促进各类人力资源进行横向和纵向流动的必要条件。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使城乡人口在摆脱贫困后，能够向更高收入水平发展，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再次，在收入分配中，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和提高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改善生活的积极性。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包括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等手段，促进社会福利的均等化。另外，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发挥其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总之，在处理收入分配问题上，要多措并举，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稳步持续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和提高供给侧效率。 四、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关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方面，生产和分工的发展决定了交换的产生，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另一方面，交换范围的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关系对于正确处理国内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以及积极改善國内供给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一）生产对交换的决定作用，正确处理供给侧结构调整，优化实体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交换概括为四种形式：第一，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第二，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之间的交换;第三，实业家之间的交换;第四，直接为了消费而进行的交换。以上四种交换形式各有特点。第一种形式完全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因而与生产具有同一性。第四种形式是在生产已经完成，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过程中发生的交换，属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交换。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在前文中已有论述。第二种形式和第三种形式则包含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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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公式，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之间，以及两大部门内部的不同行业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这种比例关系被破坏，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以扩大再生产为例，这些比例关系包括： 第一公式是核心条件，反映了两大部类之间应该保持的比例关系，即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需要应该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要保持平衡。第二公式和第三公式，是两个延伸条件，反映了全社会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数量（也包括结构）应该和全社会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量（也包括结构）保持一致。概括起来讲，这三个公式反映的就是社会再生产的供求平衡关系。列宁论证了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不同部门将以不同的速度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将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同时，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将受制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不会无限制的增长下去。以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

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社会购买力徘徊不前。同时，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社会消费倾向较低。社会购买力和消费倾向的低水平徘徊，制约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增长。消费资料生产的较慢增长，进一步降低了对上游生产资料部门的需求。导致我国以房地产行业为龙头的一系列生产资料产品，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在过去的高速增长中积重难返，库存高企。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果断实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生产资料生产行业去产能，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举措。这说明，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生产资料部门的迅猛增长，已经形成和累积了超过国内居民支付能力的一系列产品供给。我国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明显受到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制约。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侧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是实体经济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应该在如何有效降低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库存和产能，以及如何提高消费资料部门的有效供给上做文章。当前国内“需求外溢”的商品，主要包括奶粉、马桶盖、电饭锅、剃须刀、食品、牙膏、婴儿纸尿裤等性价比较高的日用消费品。相比之下，名包名表、名牌服饰等奢侈品在海外购物中的比重则逐渐下降。我国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应利用国内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机会，加快完善自身产品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实现产品质量变革。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应该转变以往依靠要素投资驱动，强调数量扩张的落后模式，加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重要原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的突破和创新，实现效率变革。

（二）交换对生产的反作用，要求我国积极扩大国际经贸往来，改善我国企业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

2017年，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为世界各国之首。这一指标从整体上反映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涉及众多领域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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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互动关系密切。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增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首先，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世界资金和商品流通中占据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权重已经高于日元和英镑，居第三位。其次，我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性生产平台，具备了更强了整合国际资源的能力。据经合组织测算，2005年之后，亚洲重要经济体（包括日本在内）中间品出口主要目的地均为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比较齐全的产品门类，极大提升了我国的资源整合能力。再次，我国已经密切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一带一路” 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形式和机构机构影响力逐步扩大。 我国企业应该积极利用以上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协调“中国供给”和国际需求之间的关系。首先，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应当积极有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应全面考虑合作国的需要与我国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在当前，尤其要利用我国加工制造能力突出的优势，积极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利用我国的产能资源。其次，在供给侧实现国内分工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对接。通过技术创新和国际营销，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提升产品附加值。最后，充分利用我国在多种国际合作形式和机构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我国在国际投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有利的国际经贸制度环境。

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认识

以上，从生产与消费、分配和交换的一般关系，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解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又为后者提供实践的指导。后者所涉及和处理的各方面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改革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供给侧改革的实践深刻印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一整套理论和政策，也是一场伟大的改革实践

从理论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政策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这一理论对供给和需求，以及宏观调控的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从实践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明确——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具体——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供给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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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改革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工作主线，放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既要解放社会生产力，也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调整和变革的伟大实踐。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的深刻理解和自觉运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矛盾分析方法、量变质变规律是这一方法体系的基本内容。生产与消费、分配和交换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其中，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决定着消费、分配和交换;反过来，后三者也给生产以反作用。宏观经济调控既需要供给侧的政策，也需要需求侧的政策，二者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端入手，充分发挥供给侧政策在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上的主导作用，正是认识和利用了这种矛盾关系的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经历了扩张规模、增加总量、提升速度的量的积累，正在向提高质量、优化结构、追求效率的新方式转变。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当前才如此迫切和重要。这反映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客观要求。总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运用。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完善，根源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实践尚处于探索中。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指导理论和工作主线。伟大的理论指导着伟大的实践。新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催生新的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必然将其理论和成果转化为正在完善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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