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发展

姓名 乔瑞瑞 指导教师 张燕

（吕梁高级实验中学理科1415班 山西 离石 033000）

摘要：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

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 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 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

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

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

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3] 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中华书局，1994年。

[4] [5]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我:

摘 要: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几乎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诸多方面都有产生过极大影响。其得到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在选官制度的视野里,我们应全面、客观的审视这项制度,综合其利弊得失,为今所用。 关键词:科举制度;选官制度;利弊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063-02

科举制度在中国施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这种通过分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的制度,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甚至民族心理产生过巨大影响,对西方建立现代文官考试制度亦有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举制自身的局限以及弊端逐渐暴露,阻碍了社会,尤其是教育的发展,最终被历史淘汰。 1 科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代,但追根溯源其初始形态是汉代的察举制。察举制就是由地方官察访人才、举荐朝廷的制度,察举制后来也逐渐采用考试,但总体还是以推荐为主。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刘邦下诏求取“贤者智能”之士,令相国、诸侯王、郡守等各级向朝廷举荐本地

贤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下诏广泛察举人才。到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下诏令各地方长官举荐贤良之才,并且“上亲策之,傅纳以言”。这是中国最早的策试,汉代著名的政治家晁错就在举中。这种皇上提出策问,举子对策回答然后评定等第的书面考试方式,不仅是制科考试的开始,也是殿试的开端,标志着我国考试制度的正式建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开始出现岁举科目,即定期举行、有名额和具体规定的科目,它的出现标志着察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后察举制朝着更加注重才学的方向发展。

到了隋代,出现进士科,由于进士科在后来成为考试举人中的主要科目,因此人们一般把隋炀帝在公元606年创设进士科作为科举制度形成的标志,这在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历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较之从前,科举考试对知识技能的考察有了比较客观和稳定的标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是当时社会的一大进步。科举源远流长,它渊源于汉,起始于隋,发展于唐,变化于宋,定型于明。明代科举借鉴前代科举的经验,将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统一合流,并在考试内容中演化出八股文这种考试文体,在取士布局中定下分地配额的格局,这使得科举制度更加成型,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科举的地位,科举制到此达到鼎盛。到了清代,科举集数代之大成,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但是施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也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它的弊端,此后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改进和革新,例如增加复试、设立算学科举、设立经济专科等,但这些改良已经无法改变科举制度阻碍社会变革这一现实,科举制终于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行将结束时沉入历史的滚滚洪流中。 2 科举制度的特点和积极作用及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选官制度来说,比之历史上采用过的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显著特点便是显示出了极大的公平性和公开性。首先很大程度上的扩大举贤范围。根据历史记载,除少数几种人以外,不论贫富均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打破了阶级桎梏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有通过这一竞争选拔途径取得个人社会地位的机会。其次,在考试制度上采取多种措施体现选拔的公平。例如,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使其与外界隔绝,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的事件;别头试,即为了防止各级考官徇私,规定有与有关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试举子必须回避,另设考场;糊名,即密封试卷的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从而便于高官以统一的标准公平地判卷;誊录,即将考生的试卷统一重新誊写一遍,防止阅卷人凭笔迹舞弊。这些方法有不少沿用至今。此外,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惩罚制度,如“废举者”法令用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 1 / 3 ~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1 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过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评判标准来择优取士,并且打破阶级的束缚,使得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有施展抱负的机会,正如余秋雨所说,“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势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会。”不可否认,“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2.2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造就重学之风

“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至今在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参加科举考试,有志之士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掌握和领悟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髓,并且进而发扬和丰富其内容。并且由于这样一种不限门第的选拔任用人才的方式,提供给许多人摆脱困境、出人头地的机会,于是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自古以来不论贫富贵贱皆重视教育的重学之风。从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权利执行者的文化素质,也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化以及教育的发展。 2.3 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我国的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的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才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学过去的。1983年,当时的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时曾说:“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3 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 2 / 3 ~

3.1 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 3.2 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然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3.3 仍然存在选拔不公

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

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了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是有限的。

我们审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这项遴选政治权利精英的机制,不可否认的,由于其自身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它必将为历史所淘汰。然而古老的科举制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不仅在我国政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至今对世界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着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因此,在正在进行着的政治实践与社会发展中,我们仍然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丰富中国科举制度的内涵,以史为鉴,用以促进当今政治人才选拔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取士的观念

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隋唐，但科举的思想观念却由来已久。根据儒家的观点，在垂范后世的远古三代，乡举里选、选贤任能已是通行的做法，而且统治者能够选贤用贤被看做是一种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自汉代以降，选拔贤能似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统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举制度正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科举制之所以能延续一千余年，除了政治社会原因外，肯定有其观念上的基础，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会反映出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取向。所谓观念，这里不是指孔子、荀子或哪位政治家、教育家的思想和观念，而是指处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集体的和无意识层次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借用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longue durèe）的概念，称之为长时段观念，它不随着一朝一姓的更替变化而变化，而保持似乎静止不动的稳定性，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和成长节奏”。[1]也可以将它归之于葛照光所说的“一般思想”，这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2]

众所周知，科举是古代中国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公开地从社会中择材取士，征召官吏。从理论上讲，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可通过两种方式给予满足，用古人的术语说，一是养士，一是取士。养士即培养人才，根据不同的需要和数量培养所需的人才。而取士的出发点与养士迥异，它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人才本来就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要取法得当，就会选拔出足够的人才。这种取士观念正是科举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在科举制度之前的察举及九品中正制无不建立在取士的观念之上，无论是“以德取人”还是“以文取人”[3]，这只是选拔官吏的方式与标准的不同，而其基本的观念并无二致。可以说，取士的观念是古代中国两千余年选官制度的观念基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很少有人对取士的观念进行专门的阐述或进行讨论，但纵观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和求贤选贤的实践，便能明显地发现取士的观念是他们进行统治的一个根本性原则。以下略举数例，以说明取士这一“日用而不知”观念的存在。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曾诏命地方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认为人才并不缺少，只担心渠道不通，因而无法选拔出来，如他所说：“今天下贤者智者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4]汉武帝也坚信贤良之辈无处不有，只是渠道不畅，他们无法得到任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 [5]曹操认为贤士就在巷闾中间，不去搜寻，当然无从获取，如他所说：“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6]据认为创立科举制的隋炀帝更是说得直接，认为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7]唐高祖李渊认为求贤方法不当，致使他们“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并开“怀牒自应”的先河。[8]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统治者们对于人才来源问题的考虑，均立足于取士

的观念。

在实践层面上，取士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取士和养士是两种不同的观念，当然也会导致两种不同的人才对策。从取士的观念出发，通常会轻视学校的作用，注重人才的选拔渠道。而从养士观念出发，则相对重视人才培养的过程，看重学校的作用。早在察举制实施的早期，就有人指出其不知养士惟知取士作法的弊端。董仲舒在公元前134年的著名贤良对策中指出：“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并建议设立太学，以培养人才：“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9]。在对待取士与养士的关系上，董仲舒应当说很有眼光，而且汉武帝也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太学，但囿于取士观念，学校教育在后代在总体上始终处于附庸地位。而科举制度一经建立，则受到历朝历代的重视。有历史学家指出：“由于重科举轻视学校之势已成，则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关系，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10]。钱穆也指出：“惟中国历史传统，虽上下皆知重教育，乃从未有坚稳之学校基础”[11]。中国古代学校历来有名无实，而科举体制香火不断，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其中虽有其他种种原因，但显然与取士观念根深蒂固，养士观念淡薄有直接的关联。 参考文献；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literature

Joe Zhang Yan

(Lvliang senior middle school science experiment class 1415 Shanxi Lishi 033000)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 kind of system, but is also a kind of culture, the

system culture created in different times Literati Spirit. To examine and study China ancient literati and literature phenomenon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literature, will undoubtedly be more vivid and to close to the literati and literature itself, grasp their life.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feelings which they form, show the activities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resulting in a broader range of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situation.

Key words: imperial culture; ancient literature; research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