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孝感乡——湖广填川移民之转运站（转帖）麻城孝感乡
——湖广填川移民之转运站
邓亚曾
今川渝人入巴蜀之先祖多注籍“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笔者于1986年随机抽样调查四川三台中学62名川籍教职工及其配偶祖籍：麻城孝感乡13人（占总数20%），另湖广18人、湖北1人、湖南1人；以上相加共33人．占总数53%。其余皆注明某省某县乃至乡以下小地名。纵览川渝各地方志、族谱及广大专家学者著述，其相关资料亦大抵若此。与四川（今川渝，下同）同时遭受暴政战乱之区区孝感乡，休说填川，即使置县亦无可能，为何约
定俗成作如此奇谈？
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武昌路。其领域含湖北、湖南全境及广东电白以西、广西河池以东、恩阳以南全境。明分置湖广、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湖广始专指两湖之地。清因之。又因省治在
湖北，俗呼湖北人为湖广人。”
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湖广填四川”的政府行为：第一次在元末明初。元至正十七年（1357）湖北随州明玉珍参加义师“红巾军”，克重庆，5年后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其部下几乎全是湖广人，尤以黄州府麻城县人为最。四川经元朝蹂躏，时存12万余人。明玉珍尚俭轻徭薄赋，在川遍置卫所，戍兵屯垦；下令广招湖广百姓入川垦殖，其部队悉就地解甲归田．与孑遗土著及入川新民互通婚约，融为新一代四川人之重要部份。明万历六年（1578），全川经216年休养生息，人口增至310多万，经济文化事业亦长足
发展。
明初由麻城孝感乡迁川者之后裔不乏名人望族，如明朝新都状元杨升庵及其先辈首辅杨廷和；如清初遂宁宰相张鹏翮及曾孙大诗人张问陶；如康熙朝河道总督三台王新命等等。从而麻城孝感乡不但人多势众，而且成了郡望
之金字招牌。
第二次大规模湖广填川在清康熙十三年（1674）平定吴三桂叛军据川之王屏藩部作乱之后，至乾隆八年（1743）的70年间。经明末清初战乱后的康熙十年，随着逃亡土著返乡及陕西等北地新民入川，加上尔后近30年的生息，《四川总志》载：“全省存男女97.1万人”。大西皇帝张献忠逃匿西充前，火焚成都，至清初四川省会流寓保宁（今阆中）十余载，川境十室九空。为此清廷颁优惠政策，招民实川：如当时川属遵义县（今贵州遵义市）县令班衣绣招民50余口，例加一级等等；入川新民可“插占”为业，即凭劳力所垦荒地悉归所有； 绵州政府从陕西购耕牛及种子，免费发给农户；雍正初年还一再
减免征粮„„
一时间湖北、湖南、广东、江苏、福建等省人民或因天灾，或因贫困，或图改变环境，向往着享有两千多年“天府之国”美誉的乐土，举家攀邻纷踏而至，其主要经便易的长江水道入川创业。参考众多移民谱牒，约半数笼统记载来自“湖广省”或“湖广麻城孝感乡”，沿袭迄今已无法查寻各自的具体乡里庐墓。此奇特现象与首任川抚张德地康熙二年（1663）奏疏“川省现在孑遗，祖籍湖
广人氏„„”相合。
试问：明清时的麻城孝感乡究竟怎样？
清康熙朝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湖广总部》：“黄州府麻城县明初广230里，后析置其西部为黄安县（今称红安县），“东西仅广160里，南北仅广150里。”黄安县约占原麻城县城1/3，“周遭万山绵亘如堑，山外溪河包络为隍”。麻城县在孝感县（今孝感市东北200多里的大别山麓，与豫皖接界）。详实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无孝感乡条目。信访孝感市政协文史委，转请耆宿鲁先生复，对孝感乡无从落实。信访麻城、红安两市县政协，均未作复。查1986年《中国市县手册》麻城县及红安县条目，均对孝感乡无载。如此
著名“旺地”竟从神州消失，但巴蜀儿女之可观部份，仍痴心不改地归宗于麻
城孝感乡！
试析其因，大致可分为郡望说与移民转运站说两大类。
一、郡望说
参加过1937年“8·13”上海抗战的黄埔老人鲁鋆为孝感市文史界名流，撰文称：“1945年重庆江北经营织布厂的陈华能女士和一位年近七旬的张忠民先生，要求加入‘孝感旅渝同乡会’，并如数家珍地述其先祖于元末明初随明玉珍义军入川．族谱载其祖籍孝感陈家河和孝感张家湾。1984一1996年十余年间，先后有铜梁县政协委员李国栋、重庆市政协委员卢栋林多次致信，请代查其先辈在孝感情况。德阳市张先生还专程赴孝感寻根访祖。1989年，84岁的程竹轩先生特意由台北回故乡孝感定居，并谈及他在台湾所识川籍人士大都介绍其先辈由湖北孝感移民四川。”真是莫谓他乡无知已，麻城孝感早识君。
显然许多人将孝感县（今孝感市）与麻城县（今麻城市）孝感乡混为一谈。好
在两地共界，取其郡望，联谊叙旧而已．不必细分。
绵阳市政协文史委前主任、知名学者钟利戡先生的论证更为精到。他考查《内江县志》：“内邑旧户，祖籍多属麻城，邻邑亦然。今多不识其故，沿称明洪武二年（1369）奉诏迁麻城孝感乡实蜀事。”这“沿称”二字，不察明玉珍在此前决不可能“奉（朱元璋）诏”招民入川之史实，只能说明习惯成自然，尊
崇郡望之理。
1、托郡望叙乡里，求保自重。明玉珍部多黄州府麻城一带人，其子孙繁衍．人才辈出，百姓尊仰，官府重之。这与迄今修家谱者每托先贤以光耀门庭；或进而把两千年前难以稽考的同姓帝胄豪雄，附会正宗之心态相仿。这与从宗祠标
榜“xx堂”作郡望之习俗一样。
2、请康熙三十六年（1697）以后，湖南等省移民大量入川，其狡诈之徒结党斗殴，冒充麻城孝感乡旧户，强占他人开垦之熟地，要挟官府，往往胜诉。雍正五年（1727），朝廷查觉此事，贵令全川彻底丈量土地，弄清产权．造册计赋，
才煞住这股歪风。
二、移民转运站说
四川著名区域史家、地方志编审孙晓芬教授来信指出：“明清时期的移民转运集中地有五个：除湖北麻城孝感外，还有广东南雄珠玑巷、山西洪
洞县大槐树、江西瓦屑坝、苏州阎门。洪洞大槐树是明洪武大移民的转运集中地。”《洪洞大槐树志》作者赠书孙女士并称：“大槐树设有官方移民转运机构和移民登记册，还有移民后代的回忆，官员及文人题词，民间的移民纪念标志（包括大槐树上的鸟窝及周围建筑等。”今许多北方人乐道其祖籍在洪洞大槐树，而不察小小一个村庄竟住有百千万众，也不管其先辈在何省何县。
清建国后的四川人较明建元后的晋陕甘冀北方人多，故麻城孝感乡这个移民转运站的规模至少和大槐树村相当，或等而上之；惜无档案稗史可考，甚至不能
像大槐树那样，列为一方名胜。试作探讨：
1、明末清初的麻城县曾包括尔后析出的黄安县。麻城县人口较多，产粮较丰，
兵灾消退得决，有条件建立大型的移民转运站。
《古今图书集成·黄州府户口考》：“康熙四年（1665）黄州府实在人丁94428丁（不含妇女，16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其中麻城县10605丁。康熙十一年（1672）并康熙二十一年（1682），奉文编审新增19丁。”康熙＋一年（1672）时，吴三桂叛军王屏藩部尚在川作乱。清政府在平叛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初步启动“湖广填川”，这几年间，麻城县仅增壮丁19人．似可推测已有千人以上男丁携家口迁川，致人口净增数趋于零，为尔后在孝感乡建
移民转运站打下基础。
区区孝感乡居民不过麻城县人口二十至三十分之一（有人考查该乡在今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当时属较麻城小1/3的黄安县城，即使将一个男丁有四口之家的3000来人的孝感乡民全数迁川，焉能在全川“插占”为业，成为移民主流？《集
成·黄安府城池考》载：“崇祯
癸未（1643）三月二十三日平明，张献忠掩至，驱妇女以锄撅平城，旋平旋杀，尸枕籍土壤中，（黄州府）故城所存不及肩。焚杀凡五日，弃去。黄安县城，明末流寇猖獗，弃而不守，室庐灰烬，民命仿残。”以此，曾为黄安县治的城
池，也许就沦为难以寻查的孝感乡（今红安县城关镇）了。
2、谱碟、方志及墓碑记载，为孝感乡成为移民转运站提供依据。
四川渠县人大农工委傅昌志先生大作《渠县明清时期迁入姓氏探源》，引用49家移民族谱及志乘墓碑，其中从湖广麻城孝感乡迁入者21家，并有14姓在孝感乡之后加注高阶堰或细鼎子高阶堰详址。“其中严姓先祖于康熙年间从湖广
省麻城县孝感乡（今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一带）高阶堰鹅公大丘移居入渠。”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也指出：“重庆南川县许多移民来自湖广省，尤以麻城孝感鹅掌大丘人为多。”傅昌志先生还称“另罗姓、戴姓原籍孝感乡，为今红安县或红安县城关镇一带。此外渠县杨姓有于明洪武二年（1369）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迁入者。”看来明清时麻城县确有
孝感乡，并被三姓移民后裔指认为在今红安县城关镇一带。
四川三台县清初由麻城孝感乡迁入者之后代，皆不详其祖籍乡以下小地名，仅个别人说明还有高杆堰。县人大前主任汤兴伟提供《汤氏族谱》，载其入川先辈汤进贤为南宋嘉定元年（1280）进士，曾任重庆知府，来自湖北麻城县孝感
乡高感院。
似此，麻城孝感乡在宋（元？）明清朝，因读音相近，共有高阶堰、高杆堰、高感院三种称号，或戴“细鼎（顶）子”定语。似乎其地已建起移民转运站之院落群，并传承为今红安县城关镇——终因当时集中并转运移民工作量大，时间紧迫，还可能管理不细，致未留下足够的档案资料，以为后世提供寻根之切
实线索。
湖广麻城孝感乡，众多四川人梦绕魂牵的故土，您何时更加清晰地展现风采？
（原载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四川客家通讯》200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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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6:58 | 只看
该作者
“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
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
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
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
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
省”。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
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
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
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
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时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
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200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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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0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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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捆绑移民与“解手”传说
李全中
长期来，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包括客家人）被捆绑上路的说法，流传于巴蜀大地。有的是口头传说，有时见诸文字描述。直到21
金牌会员 世纪2003年，这一看法仍可见于媒体。例如2003年《重庆法制报》在
一篇介绍“湖广填四川”的文章中，给读者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文字。作者指出，康熙元年（1662），颁下“移民垦荒”诏，于是“两湖、两粤、陕西、福建等十余个省的地方官，率领兵马倾巢而出，围住一个个村庄院落，不管百姓愿不愿意，一声令下，成群集中，五花大绑，押送上路。移民浪潮便于哭哭啼啼，呼天抢地中，浩浩荡荡涌向四川”。当然，这
类看法不会仅此一例。可见上述说法传播广泛，影响深远。
然而，传说归传说，是否与历史实际相符，还需让事实说话。如果传说与历史背景基本相符合，倒可除去其夸张成份，信其一二。否则，人们的看法便不应总是围绕传说盘桓，而应当努力去寻觅事实根据。通过翻阅有关历史文献，我们发现上述流传与史不符，误在历史错位，把不同
历史时代发生的类似事件混淆了，具体来讲，是把明代移民四川和清代
移民四川混为一谈了。
现在让我们走入明代和清代的移民潮之中，去探寻接近历史实际的结
论。
史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统治者为恢复经济巩固统治，运用权力强制移民；一是民众为躲避灾祸维持生存自发移民。就明清两朝而言，这两类移民都曾发生。然而从总体上看，明代移民为官方组织的强制性移民；清代移民为政策引导下的自发性移民。
明朝的强制移民政策及向四川移民。经过元末战乱，自北向南田土荒芜，人烟疏稀。在北方，元中书省（河北、山东等地）和河南江北行省（河南、安徽等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超过10人。凤阳一带，人口密度更降至每平方公里不足5人【注1】。在南方，偌大一个四川，元末人口最多70万左右，每平方公里也不足5人【注2】。元灭明兴，移民垦荒恢复生产，增加赋税安抚黎民，成为朱明王朝治国要务。初，朱元璋借助军队“无事则耕”，以兵屯田。至洪武十年（1377），兵屯垦荒一事仍无多大进展，移民垦荒成为迫切需要，提上明廷施政日程。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注3】国子监宋纳也有类似奏议。朱元璋准奏谏，诏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自是启动了明王朝组织实施的移民国策，自洪武至永乐十五年（1417）连续移民五十多年。山西强制“分丁徙居”的实行情况在《洪洞县志》中，记载说：“明洪武、永乐年间，屡迁山西民于滁和（安徽）、北平、山东、河南、保安（湖北）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树下，指洪洞县广济寺“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之下）。明政府对组织迁民，手续办理和移民待遇等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官方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免赋役三年。洪洞大槐树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和强制移民上路的传说。据说，当时官方告示晋民，不愿迁移者三天内集中在广济寺大槐树下。当成千上万故土难离的百姓拖家带口赶到集中地时，地方官员突然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随即由后军都督押解上路，送往各方州县辖治。为了分丁多垦荒地，迁民条令
又规定同姓不得落籍一土。移民不忍手足分离，无奈分同宗为数姓。故至今河南、山东等地区仍然流传“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没二郭”等说法。【注4】既然移民上路和安置都由官方组织，强制实行，他们中的反抗者难免不
被捆绑押送。
在南方，元末战争造成湖南、湖北人口的严重损失。明初，两湖一带是接纳移民的又一地区。如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武陵人上言：“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注5】无疑，这是皇朝权力下有组织的移民，移民们的处境不会与洪洞移民有多大差
别。
四川也是明初接纳移民的重要地区。经宋元战争、明玉珍入据和洪武四年（1371）廖永忠平蜀，四川各地之民或徙或逃，泱泱大省“人物凋耗”严重。明政府当然不会忽视对沃野千里而地旷人稀的四川的开发垦拓。自洪武初年即采取措施，有组织地由秦、楚向四川移民。部分四川地方志和移民族谱，为我们展示了在明廷诏令下，移民四川的情节。据《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韩氏原籍湖北麻城，明初“奉旨入川”居万源县，后迁本县。川南内江县《周氏族谱·修谱自序》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又如隆昌民国二十八年（1939）《黄氏族谱》载：“明初，洪武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于是张、郭、陈、韩等十三姓被强制入县。这类使用“奉旨入川”，“安插入川”，甚至“专差逐遣”等用语的记载，是明朝政府组织移民上川的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资料。在明代官方文献中，关于政府组织移民四川一事，也有一鳞半爪的记载，可以从一个层面说明明代移民四川是政府行为。如《明太祖实录》卷181记，洪武二十年（1387）三月丙子，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上从之。对郭叔文的上言，朱元璋予以采纳实行。经过几年有组织的移民，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川人口增至140多万，较元末增加70余万。这“迁谪之人”诚然有贬谪边徼的戴罪者。但这类人毕竟数量不多，难胜“开耕”之任。其多数应是被强制入川的普通百姓。他们既是被迫无奈而上路，如有不遂解差之意者，也难免不被加以绳索，承受“流罚”待
遇。
通过对明初移民运动重点，但不完全的扫描，我们看到无论是迁往太行山以东的洪洞移民、江西徙楚的赣民，还是由楚上川的湖广移民都是皇帝敕旨由当局派员组织实施的。移民关系到明王朝统治秩序的维护，必须实行；组织移民是各级官员的任务，必须遵旨完成；这样，各地移民也就不得不被驱上路了。从这层意思讲，捆绑移民是明代强制移民政策
的产物。
清朝，政策引导移民四川。清朝取代明朝后，连绵一百多年不断移民四川，史称“湖广填四川”。新一轮大规模移民也是在连年战乱后发生的。明军、农民军、清军以及吴三桂叛军，先后在四川作战，天府之地成为厮杀战场。加之天灾肆虐，致四川田土荒芜，人口大量减少。康熙二十
年（1681），据推算全川人口仅有50多万。
自顺治六年（1649）起，清政府先后颁行招垦安置措施，规定各地荒土可任“开垦耕种，永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建议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落籍开垦。【注6】从而开端了外省向四川移民的运动。与明朝不同，清代的移民主要是政府政策引导下的自发移民。“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朝政府再次颁行移民政策，明确宣布：入川移民准落籍，可应科举，所垦田亩永为己业，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成丁者另增加四亩，每户给银二十两，充生产、生活资金【注7】。这些政策对饱尝战乱之苦、家园残破、生活难济的农民和贫民，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如此优厚条件的招引下，移民蜂拥上川。北邻秦民，东邻楚民，甚至隔省相望的赣、粤、闽人，纷纷自发上路，很快形成新一轮移民填川热潮。其中楚民居多，所以称“湖广填四川”。他们是受优厚条件招引自愿入川求生存谋发展的，所以在相关文献中难以见到诸如“奉旨”、“安插”、“逐遣”一类反映政府组织移民的文字，倒是可以见到不少移民自愿来川的记述。在诸多清代徙川氏族的族谱中，便不乏这样的记载。如光绪《张氏家谱》载，康熙年间瑞贤公嘱子恭人：“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恭人公于雍正已酉年（1729）“承父命，偕兄俊人，至于新都马家场。”又如光绪《严氏族谱》载：“西蜀古称天府，杨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再如民国《周氏族谱》载：“蜀
都土沃财丰”，“族中人饱间而羡慕之。到清之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徙居川省者不啻是星罗棋布，幸何如也。”民国《范氏族谱》也有类似记载：十一世端雅公称，“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而行”，于雍正六年（1728）辛酉，遂率子五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这类反映自发启动自愿填川的文字，无论在徙川的湖广人
的族谱中，还是在上川的客家人的族谱中，当不啻上述数例。
既然是在优厚条件吸引下,一家一户一族一宗自愿登程上川,官家也就没有必要派出押差对移民“关照”以绳索了。所以捆绑移民的说法不应与清初填川移民潮生缘。总体看如此，当然也不排除清朝当局在向川充实人口过程中，特定范围内的强制做法。如康熙六年（1667），四川巡抚张德地上疏，建议颁诏天下，外省“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重申：“四川乡绅应回原籍。”对这些已经置业外省不愿弃业回籍的川绅，也可能捆绑押解上路。再就是来自秦楚等地转战入川，为清军战败的农民军等，作为俘虏，清兵也可能把他们捆绑押解归农，定居四川。但这些现象的存在，不能改变清代移民运
动的性质。
通过对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回眸，不难看出清代移民性质不同于明代移民，没有理由把捆绑移民与清代“湖广填四川”挂钩。
但也不能就此不加分析地认定明代移民等于捆绑移民，因为这在道理上难以说通。笔者认为，在明代强制移民政策下，成千上万的移民被官兵一股股押向他乡，应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此众多的移民，人人被反手捆绑，行进几百上千里路，不仅对押解者来说有着很大困难，而且拖家带口的移民也难以坚持走到目的地。何况移民被反绑双手，行李家什又如何携带，押送的官兵决不会代劳吧！所以捆绑移民上路是一个应当置疑
的传说。
为什么捆绑移民上路的说法会长期广泛流传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无论明代移民时期还是清代移民时期，确有少数移民被捆绑上路，这一历史现象被真实地记录流传；第二是由于信息在长期传播中逐渐失真的缘故。明代清代，文化不例外地为官吏、缙绅、文人垄断。移民中往往也有失势官吏，不得势的缙绅（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川绅）和失落文人。他们有条件把在移民过程中的遭遇（本人或他人被捆绑虐待）以文字或口碑传播开来，首先为上层社会的某些人吸收并流传开去，久
之，部分现象变形为整体现象。而移民多是社会下层的农民或其它贫民，他们文化程度低，社会影响小。于是前者发出的信息便覆盖了社会舆论，
成为众口一词的说法。
议论捆绑移民，自然要联系到“解手”传说。这一传说与捆绑移民说法一样，在洪洞移民地区流行，在两湖、四川也流行。“解手”一说应是捆绑移民说法合乎逻辑的推演。既然有移民被捆绑上路，在漫漫长途上他们免不了要屙屎洒尿，内急时便会要求押解官差，解开被捆绑的双手后，一了方便。所以解开双手是被捆绑的移民内急时的必然要求。久之，解开双手简化为“解手”，并成为途中用语，成为屙屎洒尿的代名词。而被押解未被捆绑的多数移民（明代）或自发上路的移民（清代）在内急时则不会有解开双手这道程序，完全可以自行方便。所以解开双手行方便，不会是明清移民潮中的普遍现象，“解手”一词应与多数移民无
缘。
然而“解手”这个代名词却为移民传人普遍使用，并扩展到其它人群，成为社会生活用语。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在强制移民的明代，“解手”以口语形式出现后，由于它比屙屎洒尿这类听来粗俗的表述要间接、文雅，从而为人们广泛操用。又由于“解手”是生活“小事”，人们尽管天天用于口头，却不曾去认真探究其生成的历史背景。加之民间许多人对清代“湖广填四川”印象较深，对明代移民填川不甚了了，从而误认为“解手”是清代“湖广填四川”时的产物。所以长期以来“解手”这个代名词成为搅扰人们（特别是在四川民间）正确认识明清两朝移民运动的一个“关键词”。这样，从民间关于“解手”的传说入手，去研究
明清两朝的移民运动，便不是一件“小事”了。
综上所述，结束语应是：捆绑移民主要发生在强制移民的明代；清代徙居巴蜀的湖广人和客家人不是捆绑上路的；“解手”传说的形成主要应
据明代移民史开展研究。
————————————
注释
【注1】【注2】【注3】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30—331页、
第365页、第370页
【注4】《安阳县文史资料》第5辑
【注5】【注6】【注7】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第352页、第
398—399 页、第399页
（原载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四川客家海外联谊会：《四川客家通讯》2003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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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02 | 只看该作者
“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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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些有影响的移民史著作中都论述过 ，至今还存在许多待解之谜。近年来有论者撰文，怀疑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认为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才这样说的。这种怀疑不仅无助于解读这段四川移民史，而且使“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变得更加扑溯迷离，难于破解。有鉴于此，笔者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
见，希望能有助于澄清史实,破解迷雾。
一、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金牌会员 翻开现代中国地图，的确在湖北省麻城县（今黄冈麻城市）地界找不到
孝感乡，而只有一个与“孝感”同名的孝感县（今改为孝感市）存在。二者确实相隔了“一帽子远”，与我们所欲讨论的“麻城孝感乡现象”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这是今天的政区版图，并不能作为否定历史上孝
感乡建置存在的理由和依据。
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无疑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仅仅存在于至距今500多年前的明代中期。据个人所及，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
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修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苏松，四川广安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任麻城知县。任内“筑河堤、重建鼓楼、修县志”，是一个“体国安民”的地方官员。《四库全书总目》说，毛凤韶曾编修过《浦江志略》8卷，“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鉴于麻城历史上从没有修志，所以苏松上任后，就委托毛凤韶仿照《浦江志略》主修《麻城志略》。《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仍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二十四年3个版本。1999年，麻城市志办公室于再版了形成于历史时期的这4部县志，并采用激光扫描制版胶印，基本保持原书全貌，为今天的研究提供
了方便。
康熙版《麻城县志》卷1“乡区”对孝感乡的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入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 其后乾隆、光绪、民国3个版本的《麻城县志》，对孝感乡条目的内容，
没有新的补充，基本重复旧志。
从康熙志的记载可知，孝感乡的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成化八年（1471年），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入到了仙居乡。90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云：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 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
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明代麻城人梅国楼在《漕运解析记》的文章中，记述了万历初年，刚刚改变建置不久的麻城与黄安的漕运负担不均的情况。他说：“大抵麻城、黄安地里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
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这篇文字透露出，麻城与黄安原本是“地里相近，山川相同”的邻县。嘉靖四十二年改变行政区划后，把孝感乡划入黄安县，麻城县所负担的差役不是减轻了，反而更加重了。这一记述，也从侧面见证了孝感乡并入黄安
县后，当时曾经引起过麻城“邑人”的不满与“嗟怨”。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这240多年间（洪武--崇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期间的孝感乡究竟领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版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撤并，可能
其时人口数只会在7万以下。
附带说明，《麻城志略》创修始于苏松就任麻城知县，委托毛凤韶主修之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此志书成稿必在这以后。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调整行政建置，将孝感乡从麻城县划归黄安县，如果其时志稿尚未付梓，则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这条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行政区划调整时的记录。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总之，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的，
其权威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梧桐村黄角树坎（资中《王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于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左右之久。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一时要把它的具体地址找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怀疑它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因为有人假冒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就说孝感乡也是虚构的，更不能因此把孝感乡的行政建
置一笔勾销。
二、“麻城县孝感乡现象”的由来
本文所称的“麻城县孝感乡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
之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
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多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清以前四川一段特
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外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即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有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了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
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入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入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入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人麻城人，又“凭借
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入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70～80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
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 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 ，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 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50～6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把这次移民活动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应该是名至实归的了。 胡昭曦在《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一书中，依据几个县的氏族和族谱资料，对清初以前迁川人家所作的统计表明：在合川县迁入的20家人中，湖广籍11家，占55％，其中麻城籍8家，占总数的40％。在重庆县17家人中，湖广籍9家，占53％，其中麻城籍4家，占总数的23％。在南溪县12家人中，湖广籍7家，占58％，其中麻城籍3家，占总数的25％。在广安县11家人中，湖广籍10家，占90％，其中麻城籍6家，占总数的54％。在简阳县102家人中，湖广籍86家，占84％，
其中麻城籍85家，占总数的83％。
马楚坚依据全川214例族谱、方志资料，对元末至明季入蜀氏族原籍所作的统计表明，楚（湖广）籍187例，占87％，其他各省27例，占13％。湖广籍移民中，迁自元末19例，占9％；明夏26例，占12％；平夏后119例，占56％；明中叶18例，占8％；明季32例，占15％。 崔荣昌在《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中，提供了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据分析，其中有12个家族出自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10个，
占59％；清初的2个，占12％。
黄尚军在《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中，也附录了“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的资料，分析表明，这100个家族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其中，发生在明初
的有23个，约占楚籍迁川家族的70％。
由此可见，早在清初移民运动发生之前，就有大批湖广籍移民迁入四川，其中尤以麻城居首位；湖广移民迁入川的时代，以元末至明朝初年、平夏以后占绝对多数，其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为著。麻城县孝感乡之作
为移民迁川的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从元末明初的以湖广籍为主体的大移民，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其间至少经历了200多年的沧桑巨变。元末明初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的这批湖广移民的身份，也经历了从移民—“孑遗”—土著
—“旧家”的转变。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向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
多。”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初残存下来的“孑遗”，大多就是当年那批是“祖籍湖广麻城”的移民。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
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
例如，新津县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土著与移民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移民定居日久，就变成土著。相对于后来迁入的新民，先迁进来的就是“老民”，再早一点入川的就是“旧家”。正如清光绪时有记载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
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
本来，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祖籍的识别标志与“品牌” 形象。可是到了清初，步他们后尘入川的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起麻城县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自己的
祖籍也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
据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有228族，占麻城的95.4%。另据崔荣昌在灌县柳街乡的调查，该乡现有居民的祖籍来自麻城者，占总数的80％以上。该乡32姓中，有25姓都说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占总数的78％。提供这些统计资料的，大多
是来自于清初迁川的湖广移民家族。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上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
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 归纳其要点，不外有三：其一，如果明初移民入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就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高潮，已有两百多年，这期间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其二，既然康熙年间湖南移民“携家
入蜀者”，就“不下数十万”，以清初麻城区区一县的人口规模，能够把有数十万湖广移民尽纳在其中吗？总不可能几十万两湖籍移民绝大部分迁自于麻城一县。其三，既然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多的湖广移民，怎么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
呢？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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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解“麻城县孝感乡”之谜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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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
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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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
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
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
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
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
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
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
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
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
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
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
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
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
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
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
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
“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
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
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
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
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
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
文化的丰硕果实。
陈世松，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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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06 | 只看该作者
麻城孝感乡考辨（一）
——兼与邓经武先生商榷
凌 礼 潮
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中，麻城的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
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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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
民国《简阳县志》卷17“氏族表”中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
金牌会员
同居”。
人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
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祖 在南部：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
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
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
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
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
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
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
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
名。” 在东部：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
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
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端祥之子叶根一偕弟
根二，同丁、陈、王、潘、肖、
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
落迹（籍）忠县。” 在北部：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孝感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
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
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1]
在中部：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
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
，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
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
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洪祖避徐
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
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
，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津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谁也无法统计，从孝感乡到底迁出了多少人口；谁也无法相信，区
区一个小乡，为何竟有如此不可
思议的人口输出量；谁也无法推算，现在的四川人中到底有多少非孝感
乡人的后裔！
难以相信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相信！
早在近一个世纪以前，就有人对此提出怀疑：“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
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
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② 最近而又最典型的有邓经武、雷兵的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
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
,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①
但是，质疑一个定论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而否定一个史实却显得过于
草率，历史的真实并不因为有
人质疑而虚无化！
下面，我们通过史料的搜寻来看看麻城县孝感乡到底隐藏着多少历史的
秘密。
一 明初的麻城四乡
明初麻城的区划情况在清康熙9年的《麻城县志》中可以找到清楚
的记载：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
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
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
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
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
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
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②
所谓 “初分四乡”当然是指明初已分全县为四乡。也就是说，孝
感乡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存在
了105年。但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的寿命只有105年。元代麻城的基
层区划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而不
甚了了。不过，据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记载：“中，麻城。（黄）
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乡。歧
亭、故县、白沙、永泰、桑林、永宁六镇。有龟头山、永泰河。”③则
北宋时麻城即为四乡区划。最近
在网上读到周启志的《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周先生引《石柱
厅乡土志》说：“有陈氏于‘宋
高宗时由楚北麻城孝感乡同马氏同来’之说。”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
孝感乡的存在,历宋元而明并无
变化。我们相信,在中国历史上，“乡”这一级组织相对于州县的频繁
撤并省废来说，其稳定性要大得
多。这与它们在政权割据和攻城略地中无足轻重的地位是一致的。成化
八年麻城改为三乡以后，至清代
“国朝因之”，直到清末乡之设置再无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关于明初四乡的位置，尤其是孝感乡的方位，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
问题。弘治《黄州府志》记载合
并后三乡的位置为：“太平乡在县东,领四十三里；亭川乡在县南,领一
十二里；仙居乡在县西，领三十
九里。”（卷1）我们认为，初分四乡时，四乡乡界如“十”字形。孝
感乡的位置应该在西南,而仙居乡
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当包括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
宋埠镇、中馆驿镇、顺河集镇南
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
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
、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家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
部分。(附图一)需要指出的是，
四乡中其他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这样确定孝感乡位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 麻城西北光山州曾有仙居县，至宋南渡始废。西北境有仙
居山 ，黄安建县时划入辖境。①
应为仙居乡得名之源。又麻城县城西北十里亦有仙居山（今名五脑山），
因麻姑在此成仙飞升而得名。
城北还有仙居坊。②
第二， 孝感乡并入仙居乡，而仙居乡既在县西北,再往
东是太平乡，则 孝感乡只能在县西
南；
第三， 众多来麻寻根的四川人提供的地名中，我们只找
到了寥寥几个
历近700年沧桑仍未改变的故址，但已足够我们重现明初四乡，尤
其是孝感乡的地理位置了。四川仁
寿《李氏族谱》称：“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
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
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这里所说的“青山”，就在县西今
顺河集镇南部，现在的麻城行政
区划图上就可轻易找到，我们相信它已靠近孝感乡的北部边界。另据重
庆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称：
“2002年9月10-12日叶国村带妻专程去麻城考察：„„据现歧亭镇叶
家大湾村的一些年岁高的人讲，孝
感乡就是现在的歧亭镇一带,和仙居相近。„„但歧亭镇叶家大湾村（叶
姓1000多人）人们的风俗称呼
与我县叶姓一样,如叫祖父称‘爹爹’少称‘爷爷’；对外公外婆称
‘噶噶’（ga）。”
需要指出的是，曹树基先生认为，“黄安位于麻城之西部，孝感乡
极可 能并入了黄安。”①曹先生
用 “极可能”一词表示了谨慎地猜测，但这个猜测只对了一半，因为
孝感乡并入黄安的范围只有将近
一半。乾隆《麻城县志》有一幅三乡区划图（附图二）,乡界恰如一个
“丫”字，只是下面一竖有一个
先向右后向左的弯曲。“丫”字的上部是太平乡，左边是仙居乡，右边
是亭川乡。说明当时乡界划分均
呈由城区向周围辐射型，除城区（明时称关厢）划入亭川乡外，其他各
乡均与城厢接壤。可以想象，孝
感并入仙居乡以后，面积占总版图的二分之一，幅员过广，于是将县仙
居乡北部若干里甲划入太平乡，
使三乡面积大体相当（附图三）。于是，太平乡辖区从麻东北扩展到麻
西北，与黄陂接壤，乡界终于形
成上面所说的“丫”字形状。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嘉靖42年设置黄安
县时，从麻城划入的20里甲中，
也包括太平乡部分里甲的原因。
二 孝感乡的里户数和人口
按照明朝的规定,在乡村中,人户被编成里甲。每110户为1里，推
丁粮多者10户为长,余下百户为10甲
，每甲有10户。这个规定到洪武14年（1381）开始规范化推行，同时
规定每十年重新册定一次人口。前
引康熙《麻城县志》有一个令很多人费解的问题，即原额分乡里数加起
来超过了总数，等于137里，而
不应是130里。其实，这两个数字也不矛盾，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
一统志》和弘治《黄州府志》均
记载麻城为135里。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又记麻城为120里。
这些不同时期的不同记载，正可以
说明明朝初年麻城人口减少的速度之快。
上述引文中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按原额全县137里，亭川
乡只占总里数的22.3%。成化8年由
25里并为24里，只减少1里，故其辖境亦应较为稳定。而太平、仙居
两乡由112里并为50里，减少62里，
说明两乡为麻城人口主要输出地。二是太平、仙居的原额112里中，包
括了孝感乡的里数。那么，即使
按三乡平均算，孝感乡也应有37里，何况孝感乡位于人口稠密的麻西
南平原地区。因此，明初的孝感乡
，当至少有4000余户，约2.5万人。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在洪武14年（1381）开始在全国通过编制赋
役黄册推行里甲制度的。前引康熙
《麻城县志》所说的130里,应该是这时编定，并且是严格按照110户
为一里编定的。因此我们可以据此
推算出当时麻城的总户数为14300户,总人口约为8.5万（按户均6人
计算）。即使按照6‟的人口自然增
长率计算，明初至洪武14年，麻城人口应有90760以上。也就是说,14
年时间，麻城人口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4000多人。这4000多人的消失，唯一的解释就是迁出了麻城。
其中，孝感乡人至少在2000人左
右。
表1： 明代麻城户口表 年 代 乡数 里 数 户 数 口
数 说 明
明 初 4 137 约15000 约90000 洪武14年（1381）4 130 约14300 约85800 洪武24年（1391）4 130 16252 122349 户均
7.5人
成化8年（1472） 3 94 约10340 约72400 弘治5年（1492） 3 94 13423 131493 户均
9.8人
注：洪武24年、弘治5年户口数均据弘治《黄州府志》卷3。康熙
《麻城县志》记洪武24年户15809，
口105112。我们认为前者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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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孝感乡考辨（二） ——兼与邓经武先生商榷
凌 礼 潮
三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与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
我们以明初麻城的9万人为基数，以6‟的递增率计算，到成化8年，
麻城总人口应该约有9.6万人。
金牌会员
据表1知麻城成化8年实际约有7.2万人。也就是说，麻城全县人口输出能力只有约2.4万人。那么，孝感乡大量输出的人口是从那儿来的呢？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有关麻城和孝感乡的人口来源问题。
元末明初，江淮之间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当中。西有陈友谅，中有朱
元璋，东部则有张士诚，各
路英豪崛起，相互厮杀火并。人口的急剧减少，使这一区域成为战后移民充
实的主要地区。
麻城县位于大别山与长江之间，境内多高山丘陵，只孝感乡全部为土地
肥沃的平原，自然成为移民们定居的理想选择。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
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戮甚
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省黄州
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
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凶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
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
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麻，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
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
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
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
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
三公，五世而有月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
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
大栗树白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
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
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
麻城之西北点兵。”
光绪《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
坡公始由南昌寄籍于麻城。
”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的35个氏族中，有23个是从江西迁来，占
65.7%。
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周氏家族，因为曹树基先生以为：“在麻城县志
中，该家族中有40人名列其
中，考中进士者竟有15人,是当地一赫赫有名的大家族，其来历不详,亦极
可能为土著。”但光绪《麻城
县志》卷33有一篇王世贞的《周鲁山先生墓志铭》,对周氏家族的来历记得
非常清楚：“周之先不及考
也，考自元末而有受七公者，从饶之鄱阳徙于黄，遂为黄麻城人。”
这样的例子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很多，你如果在麻城随便问起谁的祖籍
地,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告诉你
是江西,就象四川移民都说祖籍麻城一样。正是由于这些源源不断来到麻城的移民，使麻城的人口不断得到补充。以至全县总人口不仅不见减少，有时
甚至有所增加（见表1）。
曹树基先生在详细分析江西迁入黄州府的人口情况后说：“洪武年间的
黄州府有64.2万民籍人口，
加上黄州卫和蕲春卫的二卫军人及其家属，折算之共有军籍移民3.4万人
口，合计全府人口总数为67.6
万。„„民籍人口中至少有5万人口迁往毗邻的德安府，因为路近，他们不
大可能马上在新地取得户籍
，而实际上他们以不在户籍所在地生活。所以减去5万人口，全府人口为62.6万。其中移民人口占其62%，共有38.8万，移民人口中江西移民共有33.8万。„„而民籍移民为30.4万。”①这30.4万人口，至少有10万人迁入麻城（不包括占移民人数13%的从江西以外迁入麻城的人口），而入居
孝感乡的人口当在6万以上。
江西师大方志远教授认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首先
“填”的都是平原及丘陵区，而
“湖广填四川”几乎是与“江西填湖广”同时发生的。①大规模迁入的人
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
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①《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133页。
①《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第81页。
至于江西民众大量涌入江北地区的原因，我们赞同主要是逃避重赋的观点。
江西在元末属于陈友谅的势
力范围，即使在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其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
因此，江西地区长期遭受着
明朝统治者的“重赋”待遇。 朱元璋在洪武4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
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
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
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
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
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
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
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
民，其体朕怀。② 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23年
（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4年正好九年。
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
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
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
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
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21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
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
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
止令输三斗，著为令。”
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是属于重赋。事实也
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
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
县地）、袁州（今萍乡、宜
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
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
洪武24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
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
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
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卷
3）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
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
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
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
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
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
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
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
，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
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
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8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
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下面是明朝三个时点江西、湖广、四川三省的户口变化表，我们可以从中看
到孝感乡必然消亡的趋势。
表2：
年 代 江 西 湖 广 四 川
洪武14年（1381） 1553924户 785549户 214900户
8982481口 4593070口 1464515口 弘治15年（1502） 1363629户 504870户 253803户 6549800口 3781714口 2598460口 万历6年 （1578） 1341005户 541310户 262694户 5859026口 4398785口 3102073口
资料来源：洪武14年《太祖实录》，弘治15年、万历6年转引自方志远《明
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
城乡商品经济》“表2-7”。
从上表可以看出，江西的人口持续下降。湖广的户口数大幅下降后，直到万
历初仍未能恢复。而四川的
户口则持续上升，洪武14年到弘治15年的121年间，增长幅度达77.4%。
这样，孝感乡于成化8年被撤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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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09 | 只看该作者
麻城孝感乡考辨（三）
——兼与邓经武先生商榷
凌 礼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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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_cl
四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金牌会员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
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
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
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
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五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
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17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①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13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①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 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
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又据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
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8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
“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也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①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②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
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六 不要重演“大禹是条虫”的闹剧
最后，我们想谈谈邓经武先生那篇大作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第一，没有充分地占有资料。众所周知，要想否定一个定论，除了必须掌握并否定所有支持这个定论的材料以外，还应尽可能的找到新的反证材
料。可惜的是，这两者邓先生都没能做到。我们注意到邓先生没有引用过《麻城县志》，研究一地历史而不研究其地史志，令人颇感奇怪。是不是清代三部《麻城县志》邓先生手头都没有呢？当然，邓文引了谭其骧先生“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的话，以否定族谱资料和地方史志的可信性。但谭先生强调的是要通过分析和研究后再加利用，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
能读懂的话。不知怎么吓得邓先生连看都不敢看。
第二，逻辑推理错误。邓先生先罗列了麻城县和孝感县的有关史料，证明了两个地名的不相干，推论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我们且不说这个推理过程中将“孝感县”偷换成“孝感乡（县）” 的问题（偷换概念也是逻辑错误），仅就这个“因为A与B无关，所以A与C必然无关”的推理公式，我们就不敢恭维。 第三，囿于先入之见不能自拔。因为只知道有个孝感县，故陷入以证明
孝感县的存在来反证孝感乡不存在的泥潭。
第四，史料为我所用。邓文虽然对地方史志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厌弃,甚至骂康熙版《成都府志》和《明清史料》“只是骗人的‘鬼话’”。但他也有连族谱资料都愿意使用的时候，当然，这就要看这些材料是否能为我所用了。如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民国版《荥经县志》，还有咸丰《云阳县志》。最有意思的要数对《云阳县志》的引用了。邓先生在试图证明四川土著多于移民时说：“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但是，请读者不要上当，《云阳县志》紧接着说：“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学问做到这个份上，大家还能说什么呢！
总之，孝感乡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孝感乡作为全国八大移民基地之一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我们不敢想象：从600多年前直到现在，涉及数十代人；从湖北到四川，跨及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家都在共同“虚构”和编织着一个“子虚乌有”的孝感乡的神话。据曾在网上与邓先生讨论过孝感乡问题的周启志先生写信告诉我，说邓先生祖籍也是麻城中馆驿镇的邓家榜。我想，如果邓先生的始祖是明成化八年以前迁川的话，那么准确的
祖籍地也应该是孝感乡！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界曾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疑古”思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疑古是无可厚非的。在更多的情况下，疑古恰恰是学术进步的动力。但后来弄出一个“大禹是条虫”的惊世之论出来，让大家都目瞪口呆。我们
希望，在移民史研究领域，不要重演这样的闹剧！
[主要参考文献]
⒈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⒉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⒊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
⒋弘治13年《黄州府志》。
⒌万历《黄安初乘》，2005年影印本。
作者单位: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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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移民史》第153页。
①道光《安陆县志》卷3“疆里”。
①、②《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155、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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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1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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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 关于麻城县孝感乡
[原创]给邓经武先生的进言
经武先生：
您好！读了您关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几篇大作，本有很多感触，但
受时间、精力限制，先简要地给您谈点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你的大作值得肯定的有三点：
1. 揭示了史学家们(特别是川渝地区的史学家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川渝地区的许多人（注意，并不是所有的人）“动辄”称自己的先祖来
金牌会员
自“麻城县孝感乡”？
2. 揭示了研究川渝移民史的人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现在川渝地区的多数人
究竟是元末明初移民的后代(土著？！)还是明末清初移民的后代？ 3. 正确揭示了存在有不少人“冒籍‘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且正确揭示
出部分缘由。
为给出上述问题1和问题2的答案，您非常非常大胆地对前人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勇气可嘉，但是您所给出的“新结论”和“求证”自己新结论的思维方式、方法却反受质疑（成都的陈世松研究员和孙晓芬教授都已撰文“顺便”不点名地对你的“新结论”做了反驳、麻城的凌礼潮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
对您“求证”出的新结论及及其求证思维方式都做了“批驳”。）
我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 您断言“‘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太过轻
率。
因为您最初的推断逻辑其实就是“1998年我在五台山上的一个学术会上”, 为“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这个“惹祸的”地名，“询及湖北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导师孙党伯教授，对方顿时哑然失笑。后答以湖北确有麻城县，但该县绝无孝感乡，倒是很远的地方另外有一个孝感县。行文于此，找来一份地图册翻开一看，麻城县与孝感县虽同在湖北省，地理空间上却相差‘一帽子远’。自己亦顿时嫣然”，于是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
构地名”。
由这段文字看，在开先否定“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存在时，您连《麻城县志》、《黄州府志》、《湖北通志》这样的地方志看都没有看过，——先问了武汉大
学中文系的博士导师，然后查阅了一下现代版湖北地图，如此而已！ 随后，在《巴蜀移民潮：对一个定论的质疑》一文中您才查阅了有关地方志等，但惟独未引证《麻城县志》、《黄州府志》、《湖北通志》中都有的麻城县历史上存在过“孝感乡”的记载，按您在新文中所做解释，是因为您（似乎？！）知道了有这样的记载，但因“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所以
你就“坚决不信”，因而也就避之不提了。
然而，像您这样作“思辩逻辑”似的推理是否又有“先入为主”且“以论代
史”的嫌疑呢？
又注意：“不可轻信”显然不等同“不可信”，何况先还提醒了“不可偏废”
呢！
另外，据我所知，现麻城有的人家的老族谱上也有明确记载麻城有过“孝感乡”的。如果照您所说麻城的地方官会为某目的（可以安排自己的亲信去当“乡长”或可以吃“编制”的“空额”？！）凭空编造出一个“麻城县孝感乡”的存在，那麻城当地的老百姓也跟着“编造”又为哪般？这照常理当作何解释呢？——也许这些个家族的某些人就是当初虚构的“麻城县孝感乡”的
“乡长”及其部属？？
认定“麻城县孝感乡”存在与否，确实不涉及与人“争什么”的问题，但是古
往今来，治学者力求“严谨”总是应该的吧！
2. 您所下“虚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地名”之“背景是假造‘移
民潮’运动”的结论太过武断！
其实，说到底您得出上述结论的简单推断逻辑就是：尽管大量事实说明现在的川渝人多是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填四川“移民的后代，但因为其中许多人都说他们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而即便“动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个巴蜀大地”，于是“事实”也就不是“事实”了，肯定是虚构！为什么会几乎是全民都来“虚构”呢？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目的”啊！结果“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的）冒籍大潮中成为赢家，何乐而不为”? 川渝历史上的“‘移
民潮’运动”的“定论”就这样“假造”出炉了！
“从史料的辨析着手，结合„„考证，运用逻辑学的方法”来做历史研究工作
原来如此啊！！ 似乎容易点了吧？！
为此，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明朝初年的“山西洪洞县”的大移民：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绝大部分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人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比一个“乡”可小得多得多了），这也曾经令许多学者困惑，因为他们同样考虑到：即便“动用山西洪洞县的全部人口，也根本无法去填充整
个河南、河北、山东大地”。
但是，他们未像经武先生您样得出结论：“‘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而是通过查阅大量的方志，并对史料作仔细分析、考证，还做了诸多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对现在河南、河北、山东绝大部分人和陕西部分地区的人为什么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作出了较为科学的解释——明初官方在在洪洞县广济寺设置移民“办事处”，洪洞县及周边的民众在此办理移民手续，而广济寺门前
正有一棵“大槐数”。
于是，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
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
而经武先生您在下“虚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地名”之“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结论之前，究竟做了哪些细致的考证、调查研究工作呢？——地方志查得多些乎？在民间做过细些的调查乎？到麻城去实地考察过有无移民后代记住的其先祖“迁出地”“鹅掌大丘”、“高坎堰”乎？从您的论
作中人们真得不到什么肯定的答案来！
其次，我还顺便建议经武先生您注意一个生物繁衍的数学问题：在“生态环境正常”的情况下，许多生物的后代可成“几何级数增长”：即一对父体、母体的第n代个体可达到2n个。照此，明初移民到四川的一个男性，正常情况下到明朝末年其后代可能超过500人(按繁衍了不少于9代人算)。如，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毛泽东主席元末明初先祖的后代的主体现生活在湖南韶山、云南昭通和四川与云南接界的彝族地区，人数“相当”多（他们都称自己的祖籍是“江西„„”）。又如，麻城的一个李氏家族在麻城及红安等地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就是在麻城、红安和孝感市等地的后代也数以万计（他们都说自己的先祖来自南昌“筷子巷”，——一个小小的“筷子巷”就成了多少万人的“祖籍”）。特殊情况下还有：因“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明朝朱元璋的龙子龙孙到明末就以万计了（他们都会说自己的祖籍是安徽凤阳某某村，——
一个小小的村就成了现在几十万人的“祖籍”），„„。
说得再远一点，唐朝西平王“李晟”的后代遍布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地，数量大得惊人（对此类现象解释不了的一些社会学者会简单地说这是
因为存在“联谱”和“攀附名人为祖宗”的陋习所至）。
基于此，明朝初年单从麻城县孝感乡到四川的一个移民就可能导致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称自己的祖籍是麻城县孝感乡。而且，到现在的川渝地区是很容易找
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例证的。
根据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麻城县确实有过“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因户口消耗于1472年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以及明朝的“洪武”、“永乐”年间确实有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我认为 (1) 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孝感
乡”；
(2) 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
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相对于清朝前期的新移民而言，将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视为“土著”，那么如经武先生您样，说现在的川渝人中有相当数量应为这些“土著”的后代，这本是不错的（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孙晓芬教授在其论著中早就估算
过这些“土著”在现代川渝人中所占的比例）。 但是这些“土著”也有一个先祖来自何方的问题！
而照我的看法，称自己的祖籍为“麻城县孝感乡”的“始作俑者”恰好是这些“土著”。确实是清初才从“湖广”移民川渝的人也称来自“麻城县孝感
乡”，自然是有“冒籍”之嫌。两方面的例证都可以找出很多。 如，前总理李鹏的先祖李朝翰是1500年前后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族谱上称其来自湖北麻城，这个家族的成千后人现在仍称自己的祖根在“湖北麻城”（也许会再加上孝感乡），——上世纪90年代中，李鹏正是工作之余闲聊时对湖北省的领导说到祖籍在麻城，在有关方的积极配合下找到了自己四
川家族在麻城的“根”。
如，照您所新述，你的家族也曾“冒籍”“麻城县”，——但好象也没有什么
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
最后，也来“幽默”一把：虽说我从事的不是史学工作，连“文学”也从未“弄”过，但也一直记住了大文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反老师所说记在心里的）。您研究、考证川渝大移民问题时所做“假设”可谓“大胆”，但“求证”实在是不“小心”，所以你质疑“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定论”的种种说法也令不少人“顿时哑然失笑”亦或“顿时嫣然”，也
就不奇怪了哟！！
以上说法，供您参考！不妥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皂角山李氏
2006年2月14日
回复:转摘的
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西北）邻近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原明初麻城县辖
太平、仙居、亭川、孝感
四乡；明“成化”八（1472）年，孝感乡因户口减少被并入仙居乡。明“嘉靖”
四十二（1563）年，麻
城县的太平、仙居二乡的方圆20里，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仙居乡位于麻城
县西，被划掉的孝感又处在
远离麻城县县城的仙居乡西北部。新设黄安县时起，原孝感乡地域就改属黄安
县了。可以断定原黄安县
（1952年改为红安县）的东南部，即是原明朝中叶以前的湖广行省黄州府麻城
县孝感乡地域。
[转帖]]“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我见 “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我见 一、湖北的“麻城县”历史上确实有过“孝感乡”
从小就听父亲讲过我们的家族来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老人家的讲述间还常穿插有先辈们在重庆歇马垦荒初期所历之艰辛及先祖们生活中发生过的少许“大事”。上中学后又听不少同学讲过他们的家族也来自“麻城县孝感乡”。所以“麻城县孝感乡”在我幼时的心目中神秘而神圣，总想长大后到麻
城去看看。
殊不知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先小学、再中学、再大学，后工作，再读研究生，再工作，且学的是数学，从事的也是数学教学，——与文史无直接关系，18岁以后又一直在北方生活，50岁之前要为事业、为家庭打拼„„，于是待知“天命”之后方才“旧话重提”，想起了儿时的心愿，觉得可以抽些时间“寻根”了。 寻根之初，令我大惑不解的正是现今的“麻城县”和“孝感市”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且这两个地区之间还隔有一个“红安县”，历史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麻城县孝感乡”呢？但父辈、同乡又皆说过“麻城县孝感乡”„„。 先看四川大学孙晓芬教授所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一书，急切地想由中找到答案，但书中有的地方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孝感”，有的地方又说清初入川的湖北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且清朝年间湖北的“麻城县”和“孝感县”就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读后搞不清楚书中这两个说法有无区别、有何联系，去信请教无果。后只好自己去查《明史》，仍没有找到答案；再往麻城市挡案局、民政局写信，同时亲到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去查询。皇天不负有心人，在清朝编的《黄州府志 卷之七 乡镇》中明载有“麻城县 „„旧有孝感乡共四乡 统一百三十里 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 复并孝感（乡）入仙居（乡）„„”，随后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民政局办公室的负责人都给我回信，也证实旧麻城县历史上真有过“孝感乡”，他们提供的资料还表明这个“孝感乡”确实向原四川移过民！看来，在“麻城县”有“孝感乡”这一点上老祖宗们的传说没有错。且看别的资料还可知，这个“孝感乡”在明朝之前就应该存在，——注意“孝感乡”之名是和
家喻户晓的孝子“董永”有关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社会学者在研究“移民填四川”的问题时，对于“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都取了一种不甚科学的态度：一是如同我最初一样感到困惑，但没有去查“地方志”等，反倒为自己的作品免却读者质疑，干脆去掉“麻城县孝感乡”中的“县”和“乡”，笼而统之称“麻城孝感”（不排除有的家族同样困惑于近代的“麻城县”和“孝感县”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行政地区，自作主张地如上做，——如同我也曾给现孝感市民政局的季寒冰主任写过信询问一样，以至误导了学者）；二是如邓经武教授样，自己的研究工作没有做到家，对解释不了的问题干脆来个“不认账”——你说有“麻城县孝感乡”，他就说“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以至“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结果是误导读者再及“众生”，——连“‘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之说是政治
阴谋”的奇谈怪论都出现了）
二、“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先祖确实来自“麻城
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应多为元末明初“湖广移民”的后代 如果我们的家族确实是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到现在的四川、重庆的，那么我认为我们先祖迁出麻城的年代应该是元朝末年或明朝前期的近100年，理由
如下：
1.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此间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
川的移民应该多出自“麻城县孝感乡”
有文引史料表明四川人口顶峰是南宋，有近1000万，由于川民顽强地抗击元军的入侵而遭至屠戮，到元初全川人口仅残存约60万，且在整个元代都未能恢复。到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对于一个泱泱大省四川说来，是亟需输入外地人口加以补充的”。于是明朝政府为了实现“抽填四川”，“徙楚之黄麻人来实兹土”。关于此，陈世松先
生早于03年就已在《巴蜀文化研究通讯》2003年第1期撰文指出： “在元末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在中国大地的移民活动，遍及中原大地、长江南北。其中以华北、江淮和四川三个地区为主要移民输入地。这三个地区之所以成为明初大规模的移民主要迁入区域，与它们在宋元之际及元明之际的社会动乱中，所遭遇的战争和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破坏，使得这些区域的人口损
失甚多直接相关。
„„到了明初，当朱元璋平定四川以后，他把四川和华北、江淮地区一道列为全国重点的人口迁入地区。而明初向外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则是与这三个地区相邻近的较少遭受战乱影响的人口富裕地区，它们是山西(主要是平阳府洪洞县)、江西(主要是吉安、南昌)和湖北(主要是黄州府、麻城县)地区。根据
史料和调查表明，山西省的移民主要外迁至河北、山东、河南地区，江西移民
主要外迁至湖广地区，湖北移民主要外迁至四川。„„
诚然，在明代的官方文书中，反映有关洪武时期移民四川的记载，在《明实录》中仅仅保存一条。由于洪武年间湖北地区迁川的主体，大多是下层民众，他们的移民活动不被官方所重视，因此官方文献缺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没有其他资料线索可寻。在四川地方志和私家族谱中，不乏大量生
动的记载，有待我们去重新发掘，重新认识。
在这里，可以举出近年来四川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所列举的地方志和族谱资
料来加以说明：
其一是，在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选录的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中，有12个源出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可见在元末明初确实存在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移民迁出地以湖北为主，而麻城居首。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9个，占53％。 其二是，在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附录的‘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中，列举了100个家族迁川的情况。其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在这33个家族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家族，约占总数的70％。这与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该县‘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是大体相符的。总之，明初
湖广移民迁川阶段，在四川移民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此间的移民颇有成效，洪武五年至十四年的9年间，四川人户由84000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新迁入的多为“楚之黄麻人”。（当然，新增加的这1509000户中除去原84000户中分衍出的和洪武五年统计时漏报的以外不可能全是“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家庭，因为当时的整个麻城县也不足
20000户。）
因此，元末明初也有一个“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其中的不少移民来自“麻城县孝感乡”，这是无庸质疑的结论（有人非要对此质疑我们也无法，见仁见智，任凭读者自择），且孙晓芬教授在其专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也明确指出这次“是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遗憾的是如陈世松先生所言，在四川移民史的研究中学者们长期“失落”了“洪武大移民时代”，而且许多人未能将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运动与洪武大移民时代的“湖
广填四川”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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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注意，旧时官府组织的移民也是要有“户口迁移证明的”，如明初的山西“洪洞大移民”：明政府对组织迁民、手续办理和移民待遇等作出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官方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免赋役三年。洪洞广济寺旁的大槐树处就成为北方向各地移民的集散地，以致在广大地区留下“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和强制移民
上路的传说。如前所述，麻城县在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之前是有一个孝感乡的，若这个时期政府组织此孝感乡之民迁往四川，在政府所发“凭照”上
金牌
会员 他们的原籍自然是“麻城县孝感乡”。且按先辈们传下的说法，麻城县当时执
行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具体执行间有时又变成了“报数”或“抓阄”，所以就有了许多人都说自己家族“麻城县孝感乡”先祖的住地是 “鹅掌大丘”（形如鹅掌的一块大田亦或山坡，人们应该是站在田坎上亦或坡脚下排队“报数”或“抓阄”，以决定哪些人迁移）或“高坎堰”（“高家堰”？“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其功用如“鹅掌大丘”），或“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这几个可能才是移民们各自的真正“家住地”）等等说法。 或许如同山西移民时官方在“广济寺”大槐树下“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一样，湖北“黄麻”移民时官方也是在“麻城县孝感乡”的“鹅掌大丘”处“设局驻员”，给移民们发放“凭照川资”，因此如同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不全是洪洞人氏一样，“麻城县孝感乡”“鹅掌大丘”的移民也就
可能不全是“孝感乡”人氏。
但是，此间确实来自“麻城县”的移民应该多为“孝感乡”人氏，——否则，明朝建立至成化8年的约100年间麻城及周边地区未见大的战事和天灾，“孝
感乡”为何会因“户口消耗”而被裁掉就很难解释。
2.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中的湖广移民一般不会称自己来自“麻城县孝感
乡”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麻城县旧有的孝感乡自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后再也没有恢复过，到清朝康熙年间“吴三桂之乱”平息后的1680年已过了200多年，这个时期官府组织的从麻城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报“户口”时出据的凭照上不会有“孝感乡”的字样，而且届时的许多麻城人可能已经不知道麻城原来还有过一个“孝感乡”，所以自主入川的麻城人氏一般也不会称自己来自“孝感乡”，有一定文化修养又看重门第的移民的后代们安定后“续谱”一般不会胡写“家门”（个别情况例外），对自己的子孙一般也
不会“蒙骗”。
如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从麻城入川的马识途家族等就只说自己祖籍“麻城”，而没有在后加上“孝感乡”；又如此间入川的陈毅家族、朱德家族分别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南的宝庆府新宁县”和“广东的韶关”，他们也没
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民国时期川东有名的“军阀”杨森家族清代移民自
湖南，他也没有冒籍“麻城县孝感乡”。
我奶奶的家族（申姓）清初由广东入川，我外公的家族（罗姓，字辈中有“天文志国”等）清朝由福建入川，他们的家族从未掩饰过自己的原籍。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的一个张氏家族（张良之后裔）清雍正年间由福建负祖宗遗骨入川，且因先期回归的“老民”和抵达的移民占尽了歇马的肥沃、平川之地，只得先
在相对贫瘠的山地居住，该家族也从未冒籍过“麻城县孝感乡”。 当然，个别清朝年间才移民进川的麻城人为了和移入地的原“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的后人拉近关系，以拓展生存空间，也称自己祖籍“麻城县孝感乡”是有可能的，如作家艾芜乾隆年间才入川的家族也称“原籍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见孙晓芬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但这只是个例（且我们也也不能由此就肯定地说艾芜先生的家族在“冒籍”，因为该家族在麻城的住地也许原
本就属于先前存在过的“孝感乡”）。
故我以为：“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四川的年代应该是元末明初，而不是清代前
期。
我想强调并认为寻家族在麻城之根的四川、重庆人应该注意的是 (1).明朝前期官方组织的麻城（！！）填四川的合法移民应该多来自“麻城县
孝感乡”；
(2).确证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四川、重庆人多数应该是元末明初“湖
广移民”的后代，而不是清代前期“湖广移民”的后代。
根据民间大量谱牒所载及现今的众多四川、重庆人称自己的先祖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在知晓“麻城县旧有孝感乡”，但这个“孝感乡”于（明朝的）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消耗被并入了仙居乡且再也没有恢复的史实后，以上结论原本是不难得到的。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悲哀的是我们四川的个别学者研究半天移民史后，竟然得出了“惹祸的”“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移民潮’运动”的“惊世”之论，
这里真不知还应该对他们说点什么？？
三、“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代的心结
如若我们确认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中有许多是出自“麻城县孝感乡”，那么由于自明玉珍建立的大夏地方政权被明太祖朱元璋部属攻灭至张献忠“乱四川”的近300年间，四川无大的战事和自然灾害，社会基本稳定，对人民的休养生息总体有利，因此，做相当保守的估算：即便明朝初期从“麻城县孝感乡”只迁出了2000个男丁到今天的四川、重庆，就算在明朝近三百年间他们组成的2000个家庭平均只繁衍了十代人，按一个家庭平均只生两个男
丁计，到明末“张献忠之乱”时他们的后代中的男丁也应该有
2000×29=1024000个，即有100万之众（注意：明朝洪武四年汤和、傅友德等灭建都于重庆的明玉珍大夏政权，洪武五年统计全川户数仅84000户（这里已包括有明玉珍大夏政权的中、下级部属，也应该包括有“麻城县孝感乡”的部分移民），照每户6口算当时的四川也不过50余万人，而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的四川全省人口就已超过300万，到明朝末年——公元1645年人
口应在400万左右）。
在明末清初的近五十年动乱中这些“麻城县孝感乡”的移民的后代们遭到重创是不待言的，只有他们中的少数“强者”和“幸运者”或藏匿于本土的深山密林、深涧石穴躲过浩劫（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少数），或远走他乡避难于石柱、贵州的遵义和思南等地得以存活（交通发达地区是“少数”中的多数），这有很多实例可提供佐证(家族传说中先祖有在贵州经历的四川、重
庆人注意)。如
1.徐晓星先生于2003年11月1日发表的《鹤山市陈山李姓开居繁衍史》一文中说“宋末金兵南下时，北方李姓的一支迁到江西，定居豫章，称为豫章李氏。后分衍成三房，其中一房由豫章再迁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在元末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李雄携这一族人西迁入川，定居川东巴渝。明末张献忠起义，李雄的后人为避兵乱迁居贵州思南府安化县（在遵义之东、石柱之南，——笔者注）。乱平后，复归巴渝，子孙繁衍，遍布川东长江嘉陵江沿岸。这一支李姓人，经数百年之后，仍视重庆江北县富家冲李家湾为‘祖宗缔造、子孙发派之
所’，尊奉李雄为始祖”。
2.清朝内江刘景伯石溪居士所辑《蜀龟鉴》也记载二例：一是“江津廖氏，戚承勋妻也。承勋避贼窜于黔，氏不能从，幸贼未至，食仓中积谷，宅前有池，岁自耕种得自给。草为衣，数年荆棘丛生，蔽其室，独居四十年，人无知者。承勋别娶，生二子。年六十余，携妻子归访旧居，斩荆棘以入，望其宅微烟出没。氏忽从楼上喝曰：来着何人？承勋厉声曰：此宅主人某也。廖视其衣冠异昔，声容酷肖其夫。泣曰：君尚在耶？妾廖氏，速掷衣与妾蔽体，得相见。„„彼此相见如再世”。二是“通江张如鹏，家于石槽，为摇黄掠去。妻任氏方霞，走匿山中，觅野菜果实以度日。生一子，少长以果实啖之。旋反故里居。事平，如鹏斩荆棘以入，蓦见任氏，恍如隔世。问子生几年，曰：无历书，第画壁间
花开十三度矣。时土寇未尽，徙居渝城”。
3.据传，我的先祖是元末明初到达现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大磨滩的皂角山定居的，有明一朝已繁衍了约十来代人，成为当地大族，到“张献忠乱四川”及随后清军与南明军拉锯激战的年代，我“嘉”字辈先祖“殉难”，我“应”字辈先祖8兄弟奉祖奶往贵州避难，在贵州又出了“大事”，再„„，时隔近五十年，在吴三桂之乱平息后我8个“应”字辈先祖中年龄小的三个又带自己的家小返回了四川。其中我“应芳”先祖避难出川时才12岁，年近60他方带领自
己的四个儿子“仁龙”、“变龙”、“秀龙”、“仕龙”返回了重庆歇马故园，此时的故园四野了无人烟，处处满目创痍，遍地荆棘、杂树丛生，我应芳公等也是用刀砍开一条路才得以进入院舍，所幸者正厅尚未完全坍塌，房梁上那三匹铁瓦还在，我“殉难”的“嘉”字辈先祖的遗骨仍完整地保全在躺椅上，„„。而我“变龙”公在随后的“垦荒“中即遇难于“虎患”！！ 《蜀龟鉴》还称“（王）祥守遵（义）八年，流寇不敢入其境，川东南遗民倚以全活者数十万口”，还称：由于明忠贞侯太子太保都督秦良玉夫人的镇守，“忠丰遗民襁负来石柱者，计十数万家”。这些数字很值得我们重视。 虽说这些“强者”和“幸运者”中外出避难的及其子孙大多在乱平后先于新移民返回了四川，因而“插占”了不少好田土，但是他们都感受了“丧亲人的锥心切肤之痛”、经历了“失家园的颠沛流离之苦”，且对其先祖也只剩了迁自“麻城县孝感乡”的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因失去谱牒而失去了入川第一代先祖的名号，这些家族的后人记住的差不多都是他们避难后返川的先祖的名号，“寻根”也就几乎无从谈了。——在不失族谱的情况下，少数在原住地躲过劫难的家族仍记住了自己的历代先祖，如在“麻城县孝感乡”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居住过多代而于大明弘治已酉二年（公元1489年）迁入四川大英县的郭子仪后裔家族，其后人现在仍能清楚地陈述自唐以来的历代先祖，如前总理李鹏在四川高县的家族知其入川始祖为李朝翰，约公元1500年前后由麻城入
川等。
据麻城方面的朋友介绍，近年来根据祖宗传下迁自“孝感乡”的话而亲往麻城寻根的四川、重庆人氏颇不少，但如愿者很少。究其原由，主要有如下二： 1.元末明初至今已历600多年的风风雨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们老祖宗传说中“麻城县孝感乡”的有关地名几乎都在岁月流逝中湮没了。在麻城市挡案局的俞建副局长提供的今麻城市地图上查不到“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也查不到“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和“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我先后四次亲到麻城，也没有找到如上地方，仅在麻城西北的“李斯文”村找到了一块水田叫“鹅丘”，村边山坡上有一旱田叫过“苟田丘”，村前小河的石壁上刻有一个“四方水印”（但现在的“李斯文”村处很难看出有过大规模移民的可能），而麻城东南的白果镇东北有“四方山”，其间有一个“鹅公包”(“鹅掌大丘”?)，麻城西南的宋埠镇
的东北有一个“四方院子”。
——只是四川的合江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八斗丘”还在，就在现麻城市的东稍偏南一点的几里路旁，——现麻城市的城区正在外扩，再隔几年，这“八斗丘”兴许也要被湮没；四川的仁寿李氏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出的“青山”也还在，——现在往“青山”仍无公路可达，唯有连绵的山丘中蜿蜒
的道路在无语地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不过这“青山李”有明一朝是出过两个
“进士”的。）
所以，按我们祖宗传下的老地名去当今麻城寻到我们的“根”几不可能。 2.麻城人家的姓氏很多，尤其是李姓、陈姓人家颇多，素有“九李十三陈”之说。麻城人又很重视家族文化，不少人家现在都还保全有很老很老的族谱（有的多达几十本），且许多大姓在1990年前后都新修了族谱，其中不少族谱都记载了家族成员中迁出者的名号。如现麻城宋埠镇的“下李湾、中李湾、上李湾”的“李氏族谱”上就记载该家族中有“李元裕 迁重庆”。又如麻城最大的李氏家族——“季八公”家族（在麻城已有800多年的繁衍史）前几代的生息地——李家坝的地名也一直没有变，而这“坝上李”有明一朝共出过一十六个“进士”，其中“李文祥”和“李长庚”是明史有传的，据族谱载该家族自元末明初起多代人中都有迁入四川的（但都没有迁到四川何处的记载）。 因此，若知道自己确是由麻城入川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号，“有心”人到麻城去应该能寻到根。而人们正是根据前总理李鹏迁到四川高县（原庆符县）的先祖名李朝翰，由“季八公”家族的老谱找到了李鹏家族在麻城的“根”。 另外，麻城的刘氏家族、周氏家族、梅氏家族有明一朝也是“功名显赫”的（李、刘、周、梅被称为麻城历史上的“四大望族），这些家族都很重视且有能力“修谱”，记住了确是来自“麻城县孝感乡”的先祖名号的刘、周、梅等姓人家回到麻城去查老族谱，也是有可能找到自己在麻城或许更远地域的“根”的（明
初麻城移民的后代回麻城寻到根应该更有可能）。
但是，如前所述，元末明初由“麻城县孝感乡”入四川、重庆的移民家族在明末清初多有离家“避难”的经历，这些家族的后人(例如我)现在能知的常常是“避难”后返回四川、重庆的先祖，而这些先祖的名号在麻城的“族谱”上不可能出现，加之叫“鹅掌大丘”、“高坎堰”（“高家堰”或“高杆堰”）、“苟家大田坎”（“李家大土坎高阶？”）和“洗脚河棘子坝”、“马桑坪”、“四方水井”、“灯塔铺”、“鸭石坝”及“沙子场郭家嘴几子湾”的地方现今都找不到，这种情况下到麻城去查遍所有同姓人家的族谱也很难有结果。
这就是笔者寻根的心灵旅程深处中一个难解的“结”。
且由网上不少“寻根留言”看出，这也正是当代众多“麻城县孝感乡”移民后
代寻根心灵旅程深处的一个不可解之“结”。
近闻重庆市政府兴建的“湖广移民纪念馆”即将落成揭幕，届时麻城市政府也将派团参加，但愿麻城市政府能组织力量助我们解开这个“千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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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23 | 只看该作者
巴蜀移民潮：对一个定论的质疑【转贴】
内容摘要 本文从史料的辨析着手，结合“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地名的考证，运用逻辑学的方法，对当今四川人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
金牌会员 后裔这一定论进行质疑。文章认为，明清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四川
土著的数量大于外来移民，当今大多数四川人仍然是土著的后代。
明清之际战乱对四川造成的灾难性恶果，当时的材料是这样记载的：“自乙酉以迄戊戌，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当时遵义府隶属四川――引注）、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一带稍存孓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⑴，乾隆版《富顺县志》卷五载，当时全县“民之存者不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鸡彘绝种已数年”，甚至在最富饶、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平原，荒芜的情况严重到“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孓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⑵。于是，就有了“湖广”（今湖北和湖南）移民“填
四川”的大潮。
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代，并且大多数都来自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众多历史学家如是说，几乎所有的四川人如是说，甚至各类
家谱、族谱亦如是说，简直就是定论了。
一 川人的普遍寻根指向：
麻城县孝感乡
确实，由于巴蜀大盆地的气候温湿，物产丰富，具有“天府”般的自然优势，以至于历来都是中国大规模移民潮涌向的地方。在中国大一统格局形成之初，秦始皇就以国家的意志，开始向巴蜀大移民，即史载“秦移万家入蜀”，后又将商鞅、嫪毐的门客数千人强制迁移入蜀。这批“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杂家和异端邪说者入蜀，正与极具“蛮夷”风的巴蜀地域文化构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巴蜀地域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浓化了巴蜀文化的“边缘”特色。汉、唐等历代王朝统治者，一旦面对国家范围内的灾害，往往都采用驱令人民“就食巴蜀”的措施来缓和矛盾和转嫁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程度不同的“移民巴蜀”的事件。至于扬雄先祖伯峤，在晋六卿争权之
乱中为避祸而“逃于巫山，因家焉。”后又“溯江上处巴江州”，再于汉代为“避仇”而“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⑶，李白、苏轼等先祖的入蜀等，则是个别，此略。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巴蜀的潮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四川人的民系（人种）构成，也未能改变大盆地制约所形成的巴蜀民俗风习以及“四川话”的方言方音特征。按照人类文化学的理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具有强势优势的新环境中，常常会“入乡随俗”地被当地土著文化所化。
我们还是把名人作为个例研究。前国家主席在其《杨尚昆回忆录》说：“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 100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杨尚昆又联系自己的家史说：“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意识伴随着作者的大半生，这当然是由于家庭的口耳相传和整个社会民间传说的浸润，
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会”？
作家比政治家更注意历史文化的寻根。1947年，艾芜这样追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明末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弄得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湖广人大量地迁徙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所谓湖广人，便是指湖南湖北两省人说的。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⑷。“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艾芜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重视自己的“根”在何方，他听到的传说或看到族谱，使他对之坚信不疑；
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他这里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籍贯落实到“乡”！。而《汤氏族谱》所载的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高
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
在互联网上，寻根指向 “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一位叫陈益蛟的网民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四川简阳县普安乡杨金章在网络上留言追寻“祖上在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情况”并自述“:据我父亲讲，我祖上杨惠杰是洪武年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当时在湖北有12代）迁到四川简州府东乡烂坝子（即现四川简阳县普安乡）的„„请知道我家祖辈杨惠杰迁入四川前原居住地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的上代情况详细介绍一下，我家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最好能帮助寻找我家前辈在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家谱记载的地址）的情况”；四川泸州易小平在网上说：“相传明末清初，我祖易朝鸾、明鸾、鸿鸾三公由湖广黄州麻城县孝感乡填川蜀都定居泸城（现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我分支无古谱可查”，这两份“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分支无古谱可查”的情况，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最讲究“郡望”和“根”之所在的中国人，常常不厌其烦地要寻根到“三皇五帝”，怎么会把中间一段家族迁
徙历史遗漏？
为何要“填四川”的说法也很不统一。《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韩氏一族，原籍湖北麻城，明初“奉旨入川”居万源县，后迁宣汉县；川南内江县《周氏族谱·修谱自序》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隆昌县民国28年版《黄氏族谱》载：“明初，洪武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此为“奉旨说”；《明太祖实录》卷181记，洪武“二十年三月丙子，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从之”——此为“填川垦荒说”；光绪版《张氏家谱》载，“康熙年间，瑞贤公嘱子恭人：‘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恭人公于雍正已酉年，承父命，偕兄俊人，至于新都马家场”。又如光绪《严氏族谱》载：“西蜀古称天府，杨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再如民国版《周氏
族谱》载：“蜀都土沃财丰”，“族中人饱间而羡慕之。到清之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徙居川省者不啻是星罗棋布，幸何如也”；民国《范氏族谱》也有类似记载：“十一世端雅公称，‘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而行’，于雍正六年辛酉，遂率子五人
相随入蜀，乔居永宁”——此为仰慕巴蜀而自愿迁徙说。
我们的看法是，三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移民入蜀也是确实发生过。道光年间魏源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清初)“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但明清之际的战乱真的把四川土著“连城带邑，屠尽杀
绝”？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许多史学家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统计出清初人口“稍存孓遗”的严重程度，又计算出后来人口猛增的数量，得出当今四川人都是“湖广填四川”移民后代的结论，甚至肯定“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其实，战乱之后四川人口的增长，应该有外逃漂流的土著战后返归家园等因素。在康熙三年(1664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奏疏中揭发：蜀省绅士，“旅寄于秦、楚、滇、黔、江、豫等处”，拒不回籍，康熙六年（1667年），张德地再次上书建议颁诏天下，外省“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重申：“四川乡绅应回原籍”。四川省蒲江县临溪漕《陈氏族谱》就这样记载:“遇张献忠兵乱,遂率家避兵乱于洪雅钟宝寺,国家太平后,奇龙公遂籍于洪雅,奇虎公迁仁寿,奇彪公迁嘉定,我始祖妣赵氏(奇凤公已卒)携二世祖芳毓公迁蒲江,生三世祖”；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就说自己本是土著（重庆市潼南县）：“据家谱记载，在明末清初张献忠进入四川后，在潼南县将我杨氏族人杀得血流成河，只有一个人逃了出去，在西秦大概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避祸二十余年返回潼南。从此香火延绵，这人就是我的第一代先祖：杨正文”⑸；民国版《荥经县志》卷九载：“相传石、黄、王三姓以避深山得免”；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盐亭诛》中也说：“叙州人逃入深山，草食木衣，久与麋鹿无异”，如此等等，已经透露出，四川土著很多只是暂时逃离战场另寻安身之所，并未被完全屠杀殆尽，战乱后又返归家园。邓小平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引述过《邓氏分谱》这样的记载：“爰逮明末，天下大乱，四川为最。（邓氏族人）持谱而散四方者，不可胜数。时，吾祖日方 携眷属之粤东廉祖任上，以避之河(祸)。过三叉河，海贼劫抢，举家溺水。其子嗣祖、绍祖弟兄独存，所带之行李、谱牒，随之损失矣。及至清初，嗣、绍弟兄奉谕回籍”；咸丰版《云阳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
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是土著原居地的
信息。
二 一个诗意想象的地名：麻城县孝感乡
民国版《荣县志》等代表着一批清醒者的怀疑：“明太祖二年，楚人入蜀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对此，当今专家也指出其可疑之点：洪武二年(1369年)，四川地区正值明昇大夏政权的开熙五年，当时蜀地尚非明太祖所有。所谓“奉旨”入川之说，显然不能成立。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资州《陈氏老谱原序》上，原本写道：陈氏乃“湖广麻城孝感乡居民坝人氏，自洪武十八年入川是实”。但是，到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陈氏族规序》上，却改为：“自明洪武二年己酉又二月十四日入川”。到了同治年间，又把入川时间改为“明初”。”这种把从麻城孝感乡“奉旨”移民入川时间，通通提前为洪武二年，或者笼统为“明初”的现象，在四川是较为普遍的⑹。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就警告过我们，其文标题就是：《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既然迁徙的时间可以造假，假造地名也不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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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3 17:24 | 只看该作者
我们还是来看“移民之根”。湖北古为楚、荆州，北宋初年，以洞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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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至荆山，西包沅澧二水之地，置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得名亦在此时），省内有襄阳、黄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中兴）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康熙六年（1776年），湖广左司改为湖北省。元明时流行“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这种鱼米之乡环境，人们是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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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舍的，更何况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安土重迁”？
先说“麻城县”。沈昫《旧唐书·志第二十·地理三》：“麻城，汉西陵县地。隋置麻城县。武德三年，于县置亭州，领麻城、阳城二县。八年，州废，仍省阳城入麻城，县属黄州”；到明代“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中国16世纪著名思想家李贽卸任姚安知府（1580年）后，所居住的“芝佛院”就座落在麻城城郊的山上，当时的利科绘
事中张问达上书万历皇帝揭发李贽：“尤可恨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李贽在《预约·感慨生平》中也说：“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此外《清史稿·志一百三十四·邦交七》也明确提到这个地方：“（光绪）十八年五月，瑞典国教士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殴致毙”；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就修有《湖北通志》、《麻城县志》，如此种种，都
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
再说“孝感”，该地在周王朝时，为楚、郧、贰、轸等诸候国割据之地，贰国、轸国、郧国均建都于此。秦属南郡，汉属荆州江夏郡，晋以后为安陆郡。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因此地“孝子昌盛”之故，遂置县“孝昌”。唐改名为安州（唐代诗人李白“酒隐安陆”就是这里，他在安陆娶妻栖居十年之久，并写下大量咏吟当地风物的诗歌）。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为孝感得名之始。宋时为德安府，府治安陆，属县有安陆、孝感、云梦、应城、汉川、应山、随州等地。明正统四年（1439年），孝感知县黄巩在撰写《修孝子墓记》中说：“孝感县旧为安陆县地，后置县，以孝子董永名”。明万历时的德安知府张惟方撰写《孝感县志序》中说：“今上（明神宗）御宇之二十七年（1599年）余方由孝感入视郡事，顾瞻邑南有汉孝子董永遗迹焉，考南宋（南朝宋王朝）时始号孝昌，说者谓因董永得名，此邑所由也”。明清之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专设《孝感县》云：“汉安陆县地，刘置孝昌县，以孝子董永名也”，《清史稿·本纪·仁宗纪》：“秋七月辛亥,明亮奏剿平孝感县教匪”，康熙十二年（1673年）修有《孝感县志》，清末的湖广总督、学者张之洞在其所编《百孝图》中云：“汉董永千乘人也，奉父避难于湖北德安„„湖北孝感县名本此”。由此可见，“孝感县”这个地名至少在明清时期是固定的、清楚的。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是
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
这个地名太重要了，我们只得再罗嗦几句，用明、清两代“地理志”的专门材料来证明。《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黄州府·麻城》说：“麻城，府北。东有龟峰山，举水出焉，流入黄冈县。东南有长河，又南有县前河流入焉，下流注於江西。有双城镇、鹅笼镇，东北有虎头关三巡检司。又西北有木陵关，在木陵山上。东北有阴山关，在阴山上。
又北有黄土关，与木陵、虎头、白沙、大城为五关。又西有岐亭镇，嘉靖五年筑城”。而该书的《湖广·德安府·孝感》部分说：“孝感，府东南。洪武九年四月属黄州府。十年五月省入德安州。十三年五月复置。北有澴水，下流入於汉水。南有沦河，自涢河分流至汉阳，合滠水入江。
北有小河溪、东南有马溪河二巡检司。”
《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黄州府·麻城》：“麻城，繁，难。府东北一百八十里。西：大安。西北：羚羊。东南：白臬。举水出县境龟峰、黄蘖诸山，受阎家、柏塔、麻溪、白果、浮桥诸河，下流至黄冈入江。又木樨二里河与东义州河，并南流，亦至黄冈入巴水。东北：殷山畈，上有阴山关，相近有虎头关巡司。又北木陵山，上有木陵关，与黄土、虎头、白沙暨黄安之大城，为麻城五关。又西鹅笼山巡司，一名铁壁关，后移县西南宋埠。同知驻岐亭镇”。从《中国政区地名检索》中可以看到：麻城全部的乡（镇）地名有：宋埠、白果、夫子河、岐亭、中馆驿、浮桥河、福田河、黄土岗、阎家河、三河口、木子店、张家畈、铁门岗、闵家集、罗家铺、顺河集、西张店，就是没有“孝感乡”。
《清史稿·地理志·湖北·汉阳府·孝感》：“孝感，冲，繁，疲，难。府北一百四十里。雍正七年自德安府来属。北：黄茅岭。东北：大悟，一名上界山。又北有澴水，自河南信阳州流入。南：沦河，即澴水下流也，上通涢水，东会滠水入江。太平、双桥二镇。县丞驻东南马溪河巡司，后移东北杨店驿。又北小河溪巡司，嘉庆十一年改驻滠口。有九里关，一名黄岘关，义阳三关之一也。县及小河溪、杨店三驿”。两个地方的辖属，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其实，早就有细心人提出过怀疑，民国版《南溪县志》就质疑过：“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往，何以独适孝感乡？”在中国所有的乡的地名中，只有四川叙永县有“麻城乡”，四川德阳市有“孝感乡”，这也许是两个县移民入蜀的真实的聚居地。另外，四川省内一个个“客家方言岛”的残留，也记录着这种真实的历史。但它毕竟处于四川土著
的汪洋大海之中，否则何以称为“岛”？
• 三 时代移民
大潮：并非仅是四川
据专家统计，元代中书省（河北、山东等地）和河南江北行省（河南、
安徽等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超过10人。安徽凤阳一带，人口密度更降至每平方公里不足5人⑺。尤其是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因此武陵人上书要求：“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⑻。可见，需要移民的绝非只有四川。明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⑼。清王朝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这里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以显示“当朝”治理国家的辉煌业绩，即所谓“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⑽，但战争所造成对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也是不争的事实。顺治年间，“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秦、豫及庐、凤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毋豫徵私派，六年后按熟地徵粮。十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垦。陕荒则酌调步兵，官给牛、粮。于是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⑾。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尤其是“湘、鄂、闽”省自己就有大量“空荒”之地需要开
垦“填”充，为何要舍近求远？
据《清史稿·本纪·仁宗纪》记载：“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免河南、湖北被兵六十七州县新旧额赋，徵兵经过直隶、河南、湖北田赋。又除江苏、湖北各一县坍田额赋”，“免顺天、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七十州县灾赋，及兵差经过、坍田额赋各有差”，“免直隶、山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二百三十一州县卫额赋有差”，“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省五十六州县灾赋。除江苏、福建、山东十县卫坍田额赋”，“（8年）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9年）免直隶、湖北、四川等省二十一州县灾赋有差”，“（10年）免直隶、山西、陕西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及两淮十一场额课有差”， “（11年）免直隶、四川等省三十五州县灾赋有差”。由此可知，巴蜀大盆地并不是当作当时中国最荒芜的地区。
“湖广”自身的问题，比四川也好不了多少。
移民问题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安徽凤阳人到处漂移，成为明清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出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老家南京杨柳巷⑿。明代四川也发生过向山东移民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⒀。《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087记载，乾隆43年、44年（1778－1779）两年中，四川就有
大量移民进入陕西兴安县一带垦荒。
其实，在民间传说和众多史籍记载中，山西移民的规模更是远远大于“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县志》中记载说：“明洪武、永乐年间，屡迁山西民于滁和（安徽）、北平、山东、河南、保安（湖北）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树下指洪洞县广济寺“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之下）。当时的迁民条令又规定同姓不得落籍一土。移民不忍手足分离，无奈分同宗为数姓。故至今河南、山东等地区仍流传“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山东没二郭”等说法⒁。这就是遍及中国十几个省份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传说。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这些传说把人们迁移的原因，指定为明初大将常遇春或者胡大海幼年时受到当地人的百般欺辱，得志后大肆报复屠杀当地人，迫使洪洞县大槐树旁边的人们外迁逃难。这些传说，实际上和四川地区民间的“八大王剿四川”以至于带来“万户萧疏”的恶果等传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张献忠昔日在四川地区饱受凌辱（甚至植物都与他过不去）为报仇而大肆屠杀川人，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这两处关于人口锐减原因的传
说，同是一个模式，值得怀疑之处甚多。
四 结语
1644年张献忠由楚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完全按照国家的运行方式“开科取士”，实施“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的战略，于此他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无“民”何有“君”？张献忠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⒂，他没有绝望到选择自杀而是在转移中战死，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打算（鲁迅把他描绘成一个因绝望而变
态的杀人狂，是上了彭遵泗《蜀碧》的当），这也需要“民”众的基础（无论是兵源补充还是作战后勤保障）。1646年（顺治3年）张献忠战死，其部流入云贵继续战斗，其中就包括相当一部分巴蜀人，战争结束后他们应该返归故里。还有，清王朝军队入川遭受了长达10年之久的抵抗，难道是“鬼兵”所为？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令时，针对“民多四散”的现状，“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移民入蜀”确实发生过，但大量四川土著存在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常常见诸史籍，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徐善调解之,不数月“四境晏然”。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外来移民开垦的只能是“真正的荒芜之地”当地土著耕种的土地是不准“侵夺”的。也就说，战乱之后巴蜀大地的一片荒芜，是歪曲历史的。像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等情况，以及《明清史料·第六册》说的“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栏食者”等，那
只是骗人的“鬼话”。
有专家指出：“人口失实是清代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失实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地户籍编审只以壮丁为对象，乾隆前半期虽然已有以大小男女为编查对象的保甲户口．但人丁编审制度一直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才正式停止，所以其间口数和丁数往往混见”⒄。乾隆 (1775年)在一次圣谕中就批评过地方上报的民数“竞有不及实效什之二三者”，他强调今后各省奏报民数必须实力奉行，甚至警告道：“倘仍因
循疏漏，察出定当予以处分” ⒅。
雍正其实也对这个问题有过怀疑:“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⒆真实的答案是，地方官员夸大困难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犹如当今有些地方费劲地申报“国家级贫困县”），一些文化人或出于讨好当朝、或基于封建正统价值观而仇视“贱民作乱”等目的，极力夸大和过分渲染张献忠给四川造成的灾难。大量的土著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为获取利益而假冒外来移
民，这些才是今天大家误认为“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的真正原因。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公庆复就在上奏中就揭发说：“仍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现象普遍存在⒇。“冒籍”移民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从雍正四年（1726年）颁布的圣旨去认识：“择湖广、江西在蜀之老农，给以衣食，使之教垦，俟有成效日，题给老农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21），“在蜀之老农”究竟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土著，恐怕难以认定；更何况顺治十年（1653年）有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除了假冒的“移民”，还有冒籍的“贱民”也得到好处。
当时的户籍制度是“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皁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乘大乱之后的浑水好摸鱼，尤其是还有“准入籍出仕”，“入籍者，准其考试之类是也”（22）等，有这等好事，为何不作假? “冒籍”既能够获得生存乃至于致富的（土地）资源，还可以得到未来的最美好的“出仕”前途，于是人们就纷纷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以糊弄“必察其祖籍”的官府。“贱民”们在重新登记户籍时获得了改变身份的机会，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而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地方官员在这场“大冒籍”运动中是最大赢家，因为人口的增加是地方官业绩的重要考评指标（23）。四川巡抚张德地就这样向康熙请求过：“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辛辛苦苦外出“招商引资”还可能毫无收获，而就地登记一大批“移民”却来得轻松容易。果然，这位四川总督就因为“移民人口猛增”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加工部尚书衔”好处。在这当中，一些避乱外流者纷纷返乡，摇身一变为“移民”，一大批“贱民”也于之“改变家庭出身”。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冒籍大潮中成为赢家，何乐而
不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仅是巴蜀大盆地，其他省区也在所难免，有的省区遭受破坏的程度甚至大于巴蜀四川，移民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四川；“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充满诗意想象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
“移民潮”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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