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真正的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个“爱”指什么呢?我想,首先是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热爱;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工作对象—学生的热爱。大学生十七八岁跨进校门,二十一二岁毕业离校,这个时期,正是他们长身体、长知识,思想发展并趋向定型的时期。很多同学远离故乡家人,老师就成为他们接触最多、也最信赖的人。作为老师,更应该奉献出自己的爱心,关心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师生之间心灵上的共鸣,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
从跨人研究生阶段起,我就知道,三年之后我就将成为这所高等学府的一名教师了。因此,从那时起,我就十分注意观察我的老师,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我发现,那些治学态度严谨、讲课内容丰富、要求学生严格的老师,虽然有时会招来某些学生的怨言,实际上却是最受学生尊重的老师,也是我受益最大的老师。我暗暗下决心,以后要像我的老师那样教我的学生。
第一次登讲台是1993年下学期,那时我正读研究生。当听说系里决定无棣干训93级的英语课由研究生代上时,许多同学觉得报酬低,与专业无关而不愿接。我却如获至宝,因为终于有了第一次锻炼自己的机会。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班,38名同学,全部是男生,年龄从30到45岁,学历从初中到大专。教这样一个
水平不一的班,难度可想而知。我不能让水平高的同学觉得学不到新东西;又不能让水平低的同学觉得跟不上。为此,我经常找他们的班主任胡老师了解情况,向专业英语老师请教,还挤时间听其他老师的课,用来对照和检查自己的备课,课后的单独辅导更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同学说:“不就是ABC吗,你也太认真了。我想,做教师就得认真,不认真怎么能上好课呢?期末,我的认真得到了回报,看着他们的成绩单,我真是百感交集。班主任胡老师说:“人家学生说,祁老师教得那么认真,那么耐心,我们都不好意思不学。”一年后,他们毕业离校,我还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其中一个说:“祁老师,您讲的英语我记得最牢。现在,我可以辅导孩子了。”
1994年,我给专科班上课。第一堂课,就发现有几个同学迟到,还有一个学生上课十多分钟了才不紧不慢地走进教室。下课时,我就给同学们约法三章: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请假。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要做到。每次上课,我都要提前十分钟到教室。于是,以后经常是:我到教室时,教室里己经坐满了人,而且书声琅琅,迟到早退的现象自然消除了。
有一次,我和同学们商定利用晚自习排演一个英语短剧,不巧遇上大雨。当我双脚泥水、头发湿淋淋地按时来到教室时,只有几个学生。一看我到了,他们站起来,二话没说就去找同学们去了。不一会儿,大家打着伞,抱来了全套的道具。他们说:“老师说话算数,我们也得认真点。”这两件小事使我深深体会到,教师、学生不单是知识授受,教师的精神、态度往往更能影响和感染学生。
1996年7月,我毕业留校,成为经济学院的一名正式教师。虽然有过两年半的讲课经历,但从学生到教师,这一角色的转换还是让我感到很有压力,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才出众、优秀的集体中,我感到当务之急是迅速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我开的第一门专业课是《美国经济》,对我来讲,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这门课当时己停开四年了,院里相关资料比较少,而学校图书馆资料又比较旧,很难找到一本1990年以后出版的教材;二是第一次正式上课就教四年级的“大”学生,他们基础知识己比较扎实,因此,对新内容的渴求就更加强烈。这两点都要求我下一番苦功夫。暑假里,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奔跑于各大图书馆、书店之间;开学后,除了上课、开会之外,我几乎每天到图书馆“坐班”,查资料、备课。院里的老教师还建议我与美国的几所大学、研究所和国内美国经济研究方面比较著名的几所大学联系、交流。当时,看到经常有大包小包的资料从海外寄来,有的老师偷偷问我:小祁,你在准备出国吗?’’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就是我讲课的重要素材,是美国经济的最新研究资料。多少个夜晚,我将这些资料分类、筛选、整理,译成中文,收入讲稿。后来连院里研究生导师指导论文,遇到美国经济方面的内容,他们都会建议学生找祁老师查资料。在经济学院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帮助下,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很快。1996年下学期,我报名参加院里的讲课比赛,获得二等奖。
由于院里学生比较多,教师人手少。因此,青年教师的课都比较满。留校以来,每学期我都有两到三门课,每周12^14节。工作量大,时间紧,与学生们的课外接触就比较少。虽然我不是辅导员,也不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专职教师,可是我想,年轻学生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比较敏感,但有时缺乏辨别能力,作为一名党员,我有义务有责任帮助和引导他们。而且,从感情上讲,我总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弟弟、妹妹,面对他们的信任,我负有老师和姐姐的双重责任。我采取的方法是:寓德育于智育之中。
做到这一点,我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我的英语口语课。口语课与其它课不同,它更需要教师、学生之间的配合。教师英语讲得再漂亮,得不到学生的共鸣,不能让学生开口,这门课也是失败的。那么,如何让学生开口呢?我想,首先应当深入了解学生,使所讲的问题、所选的话题符合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才能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其次,对讲课方式、方法做周密的计划也是很重要的。人的精力有限,学生听课也一样,在一堂课中会有兴奋期、疲倦期,认真安排好讲课顺序,使新鲜点、刺激点不断出现,会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发挥每分钟的效能。
比如,教材上有一章Using the library,介绍在美国如何利用图书馆,我就启发学生如何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通过实地考察,很多同学说:’’以前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太低了。”
大学生喜欢读书,但他们喜欢什么书呢?我组织他们讨论:My favourite book,这个话题很轻松,也很亲切,课堂发言很积极。有的同学还把书带到了课堂,边讲解边展示。一位同学谈到他喜欢《轮椅上的梦》,我又借题让大家想想我们能从张海迪身上学到什么,由此谈到学习英语的方法和态度。
在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召开之时,我在班上也组织了一次供需见面会。全班同学分为两种角色:招聘者和求职者。招聘者要介绍你的公司情况,所需人才;求职者要写好简历,前去应征。大家互相提问,寻求不同角色的感觉,课堂上气氛热烈,一次课持续了近三个小时。
前一阵报纸上连续刊登了两则大学生自杀的消息,我想这是某些大学生思想不成熟、心理承受力较差的表现。我教的学生也正是二、三年级,他们的想法如何呢?于是,在讲到美国青少年这一问题时,我把话题引了过来。同学们冷静、理性地分析了可能的原因,最后一致认为:这样做实在太傻,只沉酒于自己的情感,而没有考虑到自己对父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是软弱和轻率的表现。我为我的学生具有这样的认识感到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课堂上的共鸣加深了我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课后,经常有同学找我请教问题,或者提出对教学的意见。渐渐地,大家在口语课上不再那么拘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读研究生两年,加上正式走上工作岗位两年,我的教书史也有四年多了。在这些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我的喜怒哀乐已经与学生无法分离了。师生情是在共同的教和学中建立、发展的。既然当老师,就必须爱学生;只有爱学生,接触学生,才能教书育人。让我们以陶行知先生的话共勉: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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